城市别一影观的忘忧晨歌
——评海娆《早安重庆》

法国 杨治宜

在西方大都市，城市贫民已是由来已久的现象。由于城市交通、生活设施的便利，买不起车、住不起郊区大房子的底层百姓每每集中在大城市肮脏的衣褶里。典型如纽约哈莱姆区的涂鸦的街道、狭窄的公寓，少年在犯罪、毒品和破碎家庭的泥沼里成长，而几步之隔就是辉煌的金融中心、博物馆和大理石的堂皇宅邸。（不过近十年来，有良好教育和收入的单身成年人为都市文化生活所吸引，更加倾向于在大都市安居，带动房价提高，所以贫民进一步被推离中心，扫进了城市的边缘。）来自中国的访客，若只见过明信片上的纽约、芝加哥、巴黎和柏林，便不免常为这华服下的虱子所惊了。

中国历史上对城市生活的记载，最早、最著者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既然是靖康之难后对汴梁繁华的梦忆，不免渲染如花著锦的盛事，而不及小百姓的辛酸。但邓之诚注“河道”条则引陆游《老学庵笔记六》曰：“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礬楼’。”藏污纳垢，这就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气象了。195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由于大锅饭“均贫困”的缘故，这种堂皇与污垢并存的都市气象是看不见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造成大量失业，2000年以来城市加快改造征地造成大片“拆迁”，重庆这样的城市，像是一觉睡醒，揉揉眼睛，忽然发现不少旧日的安逸百姓都成了无业无家的新贫民阶级。

旅德作家海娆的长篇小说《早安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奥地利Bacopa出版社德文版，2016年版）所关注的，就是这些稀里糊涂成了改革浪潮上的咸水泡沫，被推抹在沙滩边缘闲晒的小人物。主人公郑长乐，四十出头，在一家命若悬丝的国有企业做门卫，每月工资杂七杂八九百多，到手七百六。凭着“文武双全，吹拉弹唱，南拳北腿”的本事，年轻时也风光过；但也正是他“知足常乐”的名谶、关键时候的一点倔骨头，不小心便一再让机会从指缝间流过，连当年蹭上身来的娇媚老婆，也在不断的红杏出墙后和他离了婚。加上当年单位的集资房拆迁，他在小说的开篇，顿时成了无家无房的沦落人。

但中国的城市毕竟不同于赤裸裸两极分化的西方。中国的国情永远更加复杂，除了金钱和能力外，还有第三种无处不在的强大资源：体制。郑长乐虽然穷，但他毕竟是“城里人”，体制给了他高于“乡下人”的身份优越感，也让他在乡下女人争着做城里人的择偶市场上春风得意。他找到了比他年轻许多的陈月梅，除了来自农村，还带着个小女孩以外，她是个贤惠勤劳的美人；虽然在写字楼做勤杂工，但进进出出打扮也和白领无异，也会贴着黄瓜做面膜、跟着录像做瑜伽。合上母亲家拆迁的安置费，他还抢在房价的洪水漫过歌乐山之前买到了一处带屋顶花园的二手房——尽管是九楼的无电梯房。他和陈月梅，加上陈月梅的小女儿、自己的老母亲，以及在“文革”期间被武斗的流弹打成白痴的哥哥，便在九楼高的鸟巢上过上了浮离都市现代化进程的幸福生活。至少，直到陈月梅患上脑瘤，因治疗而负债累累，最终不治身亡之前，直到母亲因担心拖累子女而自杀，并把白痴的哥哥一起带走之前。结尾，郑长乐甚至因为工厂倒闭一并下了岗。然而奇妙的是，他的幸福忽然不期再次来临了。拿到了补偿费，还可以去打工，继续在农村小芳的婚姻市场上从容观花，在公园里拉二胡，有的是唱不尽的歌：“嘿，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呃，呀啦唆。我们幸福乐无疆呃，呀啦唆。感谢亲人解放军，感谢救星共产党……”吃吃喝喝、洗脚泡澡，这就是重庆人的幸福生活。小说结尾落在郑长乐的三个字上——“将就活！”

据作者介绍，书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切切实实在她身边发生过，这也许解释了她笔触的柔软。虽然她的生活已经远离了那个世界，但那个世界的每个细节在她的记忆里依然如水洗过的大理石般纹路清晰：人力扇煤球的炉子、卧室门背后的便壶、屋顶上种的黄瓜、超市廉价处理的烂苹果、一滴一滴漏水以欺骗水表的水龙头、五角钱一桌麻将的“逍遥台”……这些史书不载的细节，恰证明她的小说所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

有一个我很犹豫用的词：“草根”。顾名思义，草根是小草、大草、茅草、狗尾巴草……的根。根是给草提供养料的，没有根就没有青葱的草。可是现实生活远没有这种唇齿相依的美好。固然，都市需要郑长乐们卖早点，做勤杂，当保安，但都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根”来悉心爱护。相反，郑长乐们是可以取代、可以遗忘的。他们能为都市做的最好的贡献，就是知足常乐、搓麻唱歌，绝不提逾越本分的要求。（不难发现，这些权利都是为了保障公民不论贫富出身，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平等机遇。）这话是由长娟带回家来的德国人“约翰”说出来的，虽然长娟很快用纵向的比较（今昔对比）驳斥了他横向的比较（中西对比）。

这本小说是没有技巧的，它的长处也恰在没有技巧。它纯是白描，用郑长乐肤浅的快乐主义黏合、掩盖了一系列的辛酸、挣扎和矛盾，用一个普通城市家庭被迅速边缘化的小历史缩影了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的大历史。它拒绝把郑长乐的生活悲剧化、形而上化，拒绝把读者导向柴米油盐等困难之外有关民族、国家、历史的宏大命题。但待在表面恰是幸福的秘诀。这种选择限制了小说的规模，却增强了它的现实感以及——尤其重要的是——在场感。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重庆人的小说，是一部在临江靠水的“逍遥台”搓五毛钱麻将的人，可以在读过之后、笑指其中的几页，说“这就是我！”的小说。它是一曲晨歌，是都市化中国的黎明阶段，被这段历史碾在车轮下的人满含泪水唱出的哀歌与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