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研究综述

高俊翔 洪芳

浙江理工大学

一、引言

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伤亡多人的灾难见诸报端，在面对这类事件时，人们往往无动于衷；但是当看到有某个个体遭遇疾病或其他不幸时，丰富详细的描述却使我们产生帮助这个人的冲动。1987 年，一名叫“杰西卡”的美国小女孩不慎跌入一口废井，该事件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救援过程不仅被全程报道，杰西卡的家庭还收到了 70 万美元的公众捐款；然而，同时期内，那些在非洲遭受饥荒的大多数儿童，并未得到相同的关注度。

上述事件仅仅是诸多类似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受害者数量和社会关注度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研究者的思考：为什么我们总是对遭遇不幸的个体怀有同情，却对大规模的悲剧视而不见呢？

这种现象被称为“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dentif i able victim effect, IVE)”—当对受害者进行描述后，人们向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意愿就会显著增加(Jenni & Loewenstein,1997; Small & Loewenstein, 2003; Kogut& Ritov, 2005a,b; Small, Loewenstein& Slovic, 2007; Slovic, 2007; 邢淑芬等,2015; 张梦婷等, 2016)。发生不幸事件后，人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伤亡xxx人”这样的数字，研究者将这些用数字表示的不幸事件的受害者称为“统计型受害者(Statistical Victims)”,他们属于“不可识别受害者(Unidentified Victim, UIV)”；如果受害者的其他信息(如姓名、年龄、家庭情况或照片等)被报道出来，这些有信息描述的受害者即为“可识别受害者(Identif i able Victim, IV)”。

二、可识别效应的理论解释—双加工理论

很多研究致力于解决“情感如何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基本解释来源于“双加工模型”(Dual Process Models)。大量研究 (Kahneman,2003; Kahneman & Frederick, 2002;Sloman, 1996; Stanovich & West, 2000;孙彦, 李纾 & 殷晓莉, 2007) 表明，人类认知加工中存在着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有着本质区别：系统1又称“情感驱动加工”，其特点是自动化程度高、加工速度快，整体性强，是基于实例的加工，不需要意志努力；而系统2又称“理性驱动加工”，受理性思维控制，加工速度慢，对目标解析程度高但系统性强，需要意志努力，并且可以脱离具体情境进行反应。

在针对认知加工和情绪分离的研究(Zajonc, 1980)中，研究者发现，情绪可以先于认知而产生。当使用双过程模型来解释可识别效应时，我们发现：首先，可识别受害会完全吸引人们的注意（无分心物）；第二，个体目标的连贯性使得人们对受害者的心理表征更为清晰；其次，识别信息使得目标受害者更加生动和具体，以上过程都会促进即时情感的产生，从而以系统1主导对受害者的认知加工，而理性思考(系统2)受到了抑制。因此，从双加工模型的角度看，可识别受害者在引发人们进行“情感驱动加工”上更具有优势。

三、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心理机制

（一）情绪反应

在助人情景中，情感被认为是个人态度(Haidt, 2001)、进行判断和决策(Slovic et al.,2002; Batson, 2011)的基础。与助人行为相关的研究都强调了情绪的重要作用。在针对IVE进行的研究中(Kogut & Ritov, 2005a,2005b)，研究者发现个人苦恼(personal distress)与捐赠意愿存在着相关关系，情感唤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捐赠行为；有研究(Erlandsson et al., 2014)通过调整受害者的识别信息来考察被试的情绪反应，发现情绪在识别效应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识别性增强了捐赠者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了捐赠者的行为。

（二）心理表征

刺激引发的情感反应取决于个体能否以清晰和具体的形式对刺激进行心理表征(Damasio, 1994)，可识别受害者比统计数字更加具体生动，也更容易引发捐赠者的联想和心理表征(Jenni & Loewenstein,1997)。Slovic等人(2002)提出了“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的观点，认为人们对刺激的情感反应基于其心理表征的程度。如果受害者以生动具体的形式（即可识别的方式）呈现给捐赠者，那么捐赠者对受害者的心理表征会更清晰，也会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反应(Dickert, 2008)。

（三）参照组效应

由于像“生命”这类事物没有准确和统一的定价，人们很难评估救人性命（或捐款助人）这种行为的社会效益(Slovic et al.,2002)，因此人们更倾向于依据比例来进行判断。当参照群体中受害者比例较高时，救助行为就会得到强烈支持；当比例较低时，即使受害者绝对数量更多，救助行为也不会得到太多支持。向可识别受害者捐款，意味着仅有该受害者受益，这代表了可能产生的最高比例（“1 : 1”），因此人们会有很强烈的捐赠或救助意愿。

四、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影响因素

近些年来，在社会认知领域逐渐兴起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个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来考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变化。研究者不仅关注情境因素（受害者方面）对人们助人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会考察助人者自身的某些特质对其决策的调节效应。

（一）情境因素

1.受害者数量

研究发现，IVE仅出现在受害者为个体的情况中(Kogut & Ritov, 2005a, 2005b)，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单一效应(Singularity Effect)”，即对于单个受害者来说，可识别情况下被试的捐款意愿更强烈。而当材料中呈现的是群体受害者时，被试的捐赠意愿不会受识别性的影响。此外，无论是否具有识别性，单个受害者收到的捐款总是多于群体受害者。

2.对比信息

大部分针对IVE的研究均采用了被试间设计，即每一位被试仅阅读一种受害者材料并做出捐赠决策，没有其他可以参照或对比的受害者信息。有研究(Kogut & Ritov,2005b)尝试将两种受害者材料（单个可识别和群体可识别）同时呈现给被试。一部分被试可以选择向其中一种受害者捐款，或者同时向两种受害者捐款，这种决策方式被称为“同步评估(Simultaneous Evaluation)”；其他被试只能把钱捐给两种受害者中的一种，这种方式称为“迫选(Choice)”。结果发现，前一种决策方式中，两种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额无显著差异；而在迫选方式下，群体受害者收到的捐款金额显著高于单个受害者。研究者认为，存在对比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使自己的捐款产生的效用最大化。

（二）个体因素

1.责任归因

Kogut等人的研究 (Kogut & Kogut,2011)试图寻找责任归因与受害者识别性之间的关系。责任归因包括两方面：(1)受害者对自己的不幸是否负责；(2)受害者是否寻找过解决方法 (Brickman et al., 1982)。结果发现，当可识别受害者的不幸源于其自身时（如由于吸毒而患上艾滋病），被试帮助他的意愿就会减少，尤其是那些有着强烈他人公正信念的被试；而他人公正信念对于帮助群体受害者的意愿产生的影响更小。

2.群体归属

有研究发现(Kogut, Ritov, 2007)，只有当被试认为受害者与自己属于同一社会群体时(in-group)，单个可识别者得到的捐款才会多于群体受害者；而当受害者来自（被试的）外群体(out-group)时，情况正相反—群体受害者收到的捐款要多于单个受害者。当内群体与外群体间存在冲突时，来自外群体的受害者，如果具有识别信息就会得到更多的捐款；而当受害者与被试属于同一群体时，识别性则会降低捐赠意愿(Ritov, Kogut, 2011)。

3.依恋风格

研究(Kogut T. & Kogut E., 2013)发现，捐赠者的（成人）依恋风格与可识别效应存在着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无论是特质型依恋还是状态型依恋（由实验诱发），拥有安全型风格的被试向可识别受害者者和不可识别者的捐款金额大致相当；依恋回避型被试对两种受害者的捐款金额都很少；而焦虑型的依恋风格会增强识别效应—被试向可识别者的捐款要显著多于向不可识别者的捐款，这种差异在三种依恋风格中是最大的。

五、总结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VE)不仅在亲社会行为领域得到了广泛地验证，也出现在许多关于公共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的研究中。把大量资源用于拯救少数受害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分配不公，而IVE干扰了人们理性地利用和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对IVE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引导人们做出决策，使助人行为获得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