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达·冈萨雷斯:观照社会的另类自拍

2018-07-14 06:45维罗妮卡·桑奇斯·本科莫
摄影世界 2018年7期
关键词:冈萨雷斯智利摄影

智利摄影师扎伊达·冈萨雷斯(zaida Gonzalez)年少时就开始在视觉传播领域进行探索。在她看来,随意涂画是一种交流方式,也是自我表达的形式之一。这位来自拉丁美洲南部的艺术家通过探索与创作对童年、成长经历和城市环境进行观照,并回应了外界对她的评论。冈萨雷斯说,日记中的随笔对她的创作与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喜欢观察、阅读,并时常对周围环境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来说,她的影像不仅是对自身的反映,也是对智利人民的映射。

冈萨雷斯出生在拉丁美洲地区最为保守、宗教信仰最浓厚的国家之一,这事实上对她的艺术生涯有重要意义。例如,冈萨雷斯的小学和中学时期都是在天主教学校度过,但她始终认为自己并不适合这样的环境。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她成年以后的生活,后来,她逐渐学会通过艺术作品来抒发这种感受。

“确实,我所有的作品都属于自画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形象一定要出现在照片中。对我而言,自画像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当我们把对自身及周围环境(如我们当下的社会)的感受、想法和反思都放入作品中,当个人思想成为一种集体思考时,我们谈论的事情实际上就变成了那些令我们感动、兴奋,甚至愤怒的话题。”

冈萨雷斯的作品乍看起来幼稚而随意,但实际上与社会批评有极强的关联。她在照片中精心布置的人物和静物都来自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或在新闻中出现的情景。可以说,她以视觉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而且非常自信地将她的观点与社会分享。

冈萨雷斯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她曾在ALPES图像与传播学院学习广告摄影(the School of Image and Communication,ALPES),并在美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mericas)学习兽医专业。1999年,冈萨雷斯开启了艺术生涯,并在比利时齐鲁克斯博物館(Museum Les Chiroux)举办的第四届艺术与摄影双年展上展出作品《第一次圣餐》(First Communion)。2002年,她获得了摄影电影俱乐部(Foto CineClub)颁发的三个奖项。

迄今为止,她已六次获得Fondart奖学金,并荣获2007年Altazor奖提名,以及2012年Rodrigo Rojas De Negri奖项(这是一个在智利被高度认可的奖项)。她的作品曾在智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展出,包括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比利时、秘鲁、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等。此外,她还出版了五本书:《安东尼奥的新娘》(Las Novias de Antonio,2009年)、《提醒我,心跳到最后》(Recuerdameal morir conmifiltimolatido,2010年)、《守护者扎伊达·冈萨雷斯》(ZaidaGonz6lezDeGuarda,201 3年)、《惩罚》(ElCastigo,2014年)、《没有眼泪,没有愧疚》(NiL6grimasNi Culpa,2017年)。

维罗妮卡·桑奇斯·本科莫对话扎伊达·冈萨雷斯

你是如何成为摄影师的?

冈萨雷斯:我从事摄影有一些偶然性。在学校时,我是一个问题少女,喜欢画各种荒谬、古怪的色情画,学校长凳和厕所门上都布满了我的“作品”。我的学习成绩只有美术比较突出,但由于这方面的能力一直被低估,没人敢给我的未来打包票,也没人知道应该给予我何种指导。不过,有一位老师曾建议我学习与视觉传播相关的专业。后来,我开始学习平面设计,但当时,我并不太理解平面设计,觉得与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毫无关联,这曾让我感到十分躁动不安。

我很喜欢大学里的摄影课程,于是在离开设计学校后,开始自学摄影,也参加了广告摄影培训,但课上教的基本上都是技术方面的知识,这我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想要学习更有创造性的东西。后来,在一堂有关自我表达的课上,我发现了很多摄影师的个人项目,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所谓的艺术摄影有很大不同。我也看到了乔-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美国当代摄影师——译者注)的作品,让我意识到摄影师可以针对个人思考进行创作。后来,我开始用摄影表达自身感受,涵盖的主题包括:性、智利社会的虚伪,以及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双重标准。从1999年开始学习摄影以来,我就不停地进行个人作品的创作,直到今天。

你的摄影作品具有强烈的自我风格。这种风格是如何产生的?

冈萨雷斯:年少时,我就开始思考有关社会和艺术的问题。摄影是向世界表达自我的一种语言,而我的一切都来自这个社会和自身经历。最初,我以一种激烈的、情绪化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拍摄的照片中会有明显的性特征。我想谈论社会、身体以及色情,并在这些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回顾过去,我现在能看出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多么愤怒。

多年后,我开始渐渐关注很多其他问题。例如,在《提醒我,心跳到最后》(2010年)系列作品中,我想谈论遗弃问题,以及那些由于某种身体原因而不被社会需要的人。从早期作品开始,我的摄影实践逐渐变得更加敏感和情绪化,比如《彭图托》(El Punito,2013年),关注的是夫妻关系中的内疚、操控、责任和屈从。同时,我将自己的痛苦经历、损失和失望贯穿于《没有眼泪,没有愧疚》系列作品中。

此外,我的最新作品《最后审判:变体塔罗牌》(The Final Judgment:Tarot Trans)是对塔罗牌中22张主牌的重新诠释,关注的是当今智利社会中那些遭受歧视、权利被侵犯的人,包括变性人、异装癖者、老年人、患唐氏综合症的年轻人、白化病患者和非洲裔人民,等等。虽然这组作品依旧保留了我一贯的审美倾向,但我觉得自己的摄影语言已经发展地更为成熟——过去,我的作品大多基于对自我的反应,而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变化,我的创作已经开始观照我们的社会。

在我看来,你的作品似乎总含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你对此有何看法?

冈萨雷斯:我认为讽刺是拉丁美洲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比如,当我们因爱而伤,会听胡安·加布里埃尔(Juan Gabriel,墨西哥已故著名音乐家、歌曲作家)的歌曲,那些描述痛苦和伤心情绪的音乐会让我们分外难过。拉丁美洲人容易情绪激动,更喜欢不断刺痛自己的伤口,这点与其他文化有很大区别。许多其他地区的文化会更加理性、冷静和简约,而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稳定,我们总是在情感的边缘波动。我喜欢在批判性信息与丰富多彩的具象元素之间制造分裂,这就是我们的风格——带着妆容嘶喊,在丑闻和醉酒中奔跑。

虽然你的作品具有极强的社会批评意味,但乍看起来,画面的呈现又有一种近乎孩童般的天真,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吗?

冈萨雷斯:我认为这依旧源于拉丁美洲人的文化特征,既肤浅又充满张力。批评性语言与天真的表现方式融合在一起,视觉影像中充满了政治、宗教、色情和美女等元素,其中也不乏男权社会对女性行为的压制,以及对家庭的理想化认识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照片的拍摄往往都会带有主观因素。这就像是,把一个玩具娃娃给了一个女孩,这个娃娃的配饰都是粉色的,还有香味,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实际上,给予者的真实目的是要女孩儿遵守他们的规则。当我去除这些诡计,所有一切都变成了游戏,我会嘲笑它。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的确很伤人,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能否分享一下项目的创作过程,以及如何挑选模特?

冈萨雷斯:我的每个作品都有特定的主题,它们来自我对当下环境和社会事件的观察。例如,坐公交车时,我会将眼前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并将与之相关的事情进行联系,以强化某种观点。我有两个笔记本,里面写着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以及那些表面上看平淡无奇、但后期可能会不断发展的东西。我还有很多奇怪的梦,也给我的创作带来许多灵感。其他想法可能来自新闻事件,也可能来自个人经历。当我积攒了足够多的材料,便会将所有想法和来自互联网、绘画以及宗教中的参考资料整理在一起,并绘制大量草图。拍摄模特大多来自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寻找合适的模特变得更加容易,我也能够找到与我有相似想法的人。

在《你想要更多,但我不能给你》(Y u queriasmas-pero no te lo pude dar)(图06)这张照片中,我表现了多年前发生在圣地亚哥的一个故事:一个巴西人在汽车旅馆里被他的智利女友杀害。当时,两人都深陷毒瘾发作,在男人的暴力殴打下,女人奋力逃脱,并在无意中杀死了他。她把男人的尸体放在行李箱里,坐上一辆出租车,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以下车取钱为借口逃离。由于她并未返回,司机打开行李箱想看看有没有能抵车费的物品,而令人吃惊的是,行李箱里却是一个蜷缩的死人。这个故事启发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想借此呈现我们在社会关系中背负的负担。当然,人们对照片的理解也经常会根据时间、空间和事件的演变而进行更新,甚至重新阐释。

你的作品也体现了你对宗教的看法。能否详细说明你在这方面的想法?

冈萨雷斯:我在天主教学校读小学和初中。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糟糕的经历,他们歧视家境贫寒的女生,会当众指出谁身上有虱子,或惩罚我们站在太阳底下,甚至会殴打我们。我的家人不会想要投诉,因为宗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教导他们要心中充满爱,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会遭受虐待。

2003年,一项关于天主教会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新闻调查被公之于众,这条新闻使用了我的照片作为配图。然而,主教却对我的图片表示了厌恶,而不是对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本身。2018年5月,由于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引起的公众关注越来越多,许多位高权重的宗教领袖不得不引咎辞职。在智利,教会有很大权力,影响着诸如堕胎、生育等与我们身体相关的法律制定。有些隶属天主教会的团体还主张:如果不是为了生育和繁衍,人们不能有性行为,不能堕胎,也不能拥有性自由。

你在照片中也运用了绘画技巧。这是如何考虑的?

冈萨雷斯:我的第一个系列作品是用黑白胶片拍摄的。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黑白影像的效果,这根本不能代表我的风格。后来,我又做了一版彩色照片,使用饱和而明亮的颜色,但这也不能让我满意。随后,我又开始尝试用彩色正片拍摄并作为负片冲印,照片效果对比度超强,次要色彩顯得非常饱和,但这些照片看上去像是广告摄影。这让我想起在学习广告设计时,我掌握的水彩着色技术。于是,我决定尝试在相纸上使用水彩,最终效果令人十分满意。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使用这种方式为照片上色,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你为照片选择的配色风格比较统一,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冈萨雷斯:我会反复使用几种配色,比如:浅蓝、粉、黄、绿、红和紫色。我认为这些颜色在图片上效果最好。另一方面,我不会用大地色系,因为那让我联想起自然。我更喜欢塑料的、假的东西,比如,墓地上的塑料花。在我看来,塑料花能够让扫墓人不用频繁花钱买鲜花,而那些逝者看上去永远有花陪伴。此外,我选择的这些颜色与宗教邮票有相像之处,邮票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人表情介于痛苦和狂喜之间,虽然怪异,但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圆满。

你已经出版过几本书,它们是作品的延伸吗?作品在书和展览中的呈现方式有哪些不同?

冈萨雷斯:到目前为止,我有五部独立出版物。我喜欢实体书,因为我觉得书在流通层面上更为民主。我的出版物属于“左版”(Copyleft),这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复制、扫描、印刷,如果需要可以取出其中的书页,还可以给照片装上相框。书是人手相传的,可以随时随地反复、及时翻阅。展览则不同,展览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却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用于印刷、装框和运输等,而短暂的展示结束之后,展览的作品就要退到幕后,最终落满灰尘,不见天日。在制作书时,作者不仅对设计、色彩和纸张有更多的自由决策权,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概念加入各种各样的装饰、视觉元素等。书既可以买,也可以借,但买卖作品就很麻烦了。

你的作品都是对自我的表现吗?摄影是你了解自己的工具吗?

冈萨雷斯:自拍是为了掌握主动,毫无禁忌,也不矫揉造作。如果我谈论的话题触及了一些社会性问题,我不会从外部审视,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心有一些更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美国摇滚音乐人——译者注)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如果你做的是别人期待你去做的事,为艺术市场,为取悦别人,而不是你自己的感受,那么无论你多么谦恭,都会变成一名随从,但其实你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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