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

广东 | 朱燕玲

夏商被评论界和媒体称为“后先锋作家”，意即略晚于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后起来的一代。有时，他也被认为是海派叙事的代表作家，但“不同于施蛰存的传统，有异于张爱玲的模式，笔下的故事奇谲而带有精神分析色彩”（葛红兵）。

作品之外，夏商言辞直率，有些不驯，比如当年高调退出上海作协，参与韩东、朱文发起的“断裂”问卷活动，比如有时路见不平他会以拳头说话。这些都难以与外界印象中的“上海男人”画上等号。他在体制之外谋营生，可能和官方关系的疏离，反而成就了他，写作从而可以成为他纯粹的私好，一种隐秘的幸福追求。他说：“严肃文学式微，身边很多朋友渐渐不写了。我始终未辍笔，虽杂事干扰，进展很慢，依然在写。对我来说，写作早已不是功名之事，而是生命状态。尤其近年……更觉得用文字进行表达和反思是多么重要。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

“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我看到这句话时，心中顿生感动。

夏商出生于当年的上海郊区浦东，没有读完初中便进了工厂，靠“自学成才”成为作家，放在现在可以打上“草根”的标签。然而他虽和学院派无缘，却比知识分子们更积极讨论公共话题，他说：“学习做一个知识分子，是每个作家的重大课题。”

某种程度上，他和上海的作家若即若离，难以归类，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先锋文学后崛起的一个异数”（陈思和）。

于我而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夏商是我进入上海的活地图。那时他是个青年作者，我是个普通编辑。身为一个“南京大萝卜”，如今又兼“岭南蛮夷”，虽然祖籍无锡，上海对我来说却总是隔膜的。情况在我做了夏商的责任编辑后起了变化。我去上海，不再那么心虚了。夏商会帮我定好住宿，不仅考虑到一个小编辑可以报销的限度，还最大限度兼顾到住宿条件的舒适，更考虑到出行的便利，说是便于我去组稿。他简洁地告诉我出门便是地铁，搭上后半小时就可以从浦东到达人民广场，从那里再想去哪里都方便了。那时广州还没有地铁，我便像乡下人一样喜滋滋地感受了上海地铁的便捷。

夏商对美食颇有追求。我有幸享用过他亲自下厨的菜肴，很赞。有了微信之后，他把微信和微博的内容截然分开，在微信上晒厨艺，在微博上谈时事。久居岭南的我馋江南的味道，但在没有网评的年代，我在上海一头扎进的往往是味道可疑的饭馆，次次失望。这时夏商起了如今“大众点评网”的作用。一想到上海，我便会想到和他、和我去了天国的好友王乙宴在一起的时光，有时在小饭馆，有时在新天地，有时在他办公室里，就着冬日午后的阳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剥奶油小核桃。

这是一个追求生活细节的夏商。这个夏商，与文学的夏商更为接近。他在私密的文学空间里，研究写作的手艺，摆弄一些抽象的问题，甚至以相当极端的方式，虚构尘世中的故事。

2001年第1期，长篇小说《全景图》在《花城》杂志发表，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单行本，易名为《裸露的亡灵》。两个都是我责编。奇怪的是，我的记忆总定格在《全景图》这个标题上，也许是先入为主。亡灵居住在活人耳朵里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十六七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初读时的心动和兴奋——这些优雅无比的亡灵，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不仅可以在阴阳两界自由飞翔，还栖居于生者幽暗的耳蜗里，洞察人世的一切秘密——多妙！引人无限联想。作者也借此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跟随亡灵获得了超越生死、俯瞰人间的全能视角，取名“全景图”或许就是此意吧。

到做单行本《裸露的亡灵》时，我的心思都集中在了它的包装设计上。书是夏商亲自设计的，长期从事平面设计的夏商，对时尚和潮流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裸露的亡灵》同时出版的，还有夏商的另一部小说《标本师之恋》（后来推倒重写为《标本师》），它们像是一对姊妹书：薄薄的、素雅的小开本，白色特种纸封面，有一幅线描手绘图。它们与当时粗犷的大开本潮流逆向而动，显得玲珑而别致。十多年来，它们一直立在我的书柜中，每当找书时和它们不期重逢，我还会随手翻翻，雅致舒服，至今毫无陈旧土气之感，很是难得。

当然，夏商的设计，不仅体现其本人的趣味，更重要的是与小说的唯美基调吻合。

白色、美妇、人伦、爱情、死亡，这些关键词构成了《裸露的亡灵》柔美现代的风格。我猜测夏商酷爱白色，他的很多设计都呈白色极简之态，这和自称有洁癖的他相吻合。他的办公室和家，皆给我留下一尘不染的印象，毫无多余之物，不知怎么做到的，令我这个处女座无地自容。

《裸露的亡灵》是个“阴阳相间，人鬼共存”的故事，同时披着悬疑的外衣，核心却是生死这个形而上的古老话题。对死亡的迷惑，对通向死亡之路的探究，对爱和生的追问，复杂而庞大的构架，以凄美的亡灵贯穿，形成一股氤氲之气，遮蔽了死亡的恐怖阴影，使小说基调明丽。夏商似乎找到了答案：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孤独。因为“如果所有的人一起死亡，那么死就不可怕了，或者恐惧的程度就削弱很多……假如在一个孤岛上，有一千个人，他们已经生活了许多年，相濡以沫，然后突然有一天说全部要死亡了，一个都不活，我估计他们对死亡的感觉不会太强烈——反正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彻底的消亡。但如果当中有一个犯了罪，必须处死，其他九百九十九个人还活着，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想法还真新鲜。

他对简约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小说文本和结构的控制之中，我想，他一定像不能容忍垃圾一样，不能容忍语言的芜杂和小说体态的臃肿。

夏商是上海人，但《裸露的亡灵》不是一部典型的沪上小说，几乎没有沪语词汇，故事的时间地点也是虚化的。彼时三十刚出头的夏商正执着于一些抽象问题，要在十来万字的篇幅内，容纳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凸显对死亡、爱情这样宏大议题的终极思考，同时还不能粗枝大叶，要有精致的细节，殊非易事，非拿出快刀斩乱麻的决断不可。夏商做到了，就像他处理食材那样，既考虑营养又考虑口感，还要考虑视觉美感。

虽然夏商自言对这个完成于而立之年的长篇敝帚自珍，又说他采用一些技巧，使其具形式感，为的是藏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夏商对自己的创作布局，应是早有安排。几年前四十多万字的长篇《东岸纪事》的出版，证明他已跨越了早年这种“藏拙”阶段，对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一部史诗已经成竹在胸，足以在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实现为自己的出生地浦东立传，“写一部浦东的清明上河图”的心愿。

历经中国急速蜕变的一二十年，物是人非，对当年谈论的一些观点，夏商已不再坚持，唯一坚持的是坚持写。从当年面对格子稿纸，到如今面对电脑屏幕，他独自耕作，在寂静的幸福中窃喜，忘记了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