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笔与《左传》的冷峻诙谐笔调

黑龙江 | 傅道彬

史家记事有直笔、曲笔之分。刘知几《史通》中专列《直笔》《曲笔》两章，不过刘知几将二者理解为道德的历史书写，认为直笔是一种直面现实、秉笔直书的历史品格，曲笔则是一种曲意回护、饰非文过的记载方式。这样直笔变成了“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①的南董精神，而曲笔就演变成了“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②的掩饰手段。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直笔与曲笔最重要的区别，不是道德的表现形态，而是一种历史的记录方式。《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经典著作，都大量运用曲笔方式，这些曲笔固然有作者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矛盾中的思想与情感纠结，因此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描述曲折委婉，但更多的则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是艺术地书写历史的文学笔法。历史的记录也不是一味地直白表露，直奔主题，也有起承转合，也有婉约其辞，因此“尚简用晦”“隐义藏用”的曲笔是中国古典史学的经典笔法。

《春秋》“微言”与《左传》曲笔

“春秋五例”中有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③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了历史书写的曲笔意义。微言往往要依托曲笔，杜预《春秋左传序》所谓“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④，也揭示了曲笔的文学底蕴。《左传》深得“春秋笔法”的史家三昧，《文心雕龙·史传》谓：“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⑤也就是说《左传》的作者是深深理解《春秋》“寓褒贬于一字”的大义微言，而在此基础上探求历史的源流始终，创造了以传解经的独特历史表现方式。

《左传》对《春秋》委婉深长笔法的发展，更多的是文学的继承与超越，而不是出于道德的需要。金圣叹在章回小说与戏曲的评点中，特别以“深文曲笔”⑥的“曲笔”来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艺术笔法，并且在他看来《左传》是长于使用曲笔的。金圣叹在读《西厢记》“八十一法”中，在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四法中，先后四次提到“文章最妙”的境界，所谓“最妙”，皆是曲笔。其谓：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而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毬相似，本只是一个毬，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毬。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毬也。《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今《西厢记》若干文字，皆是作者于不知何一刻中灵眼忽然觑见，便疾捉住，因而直传到如今。细思万千年以来，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觑见，却不曾捉得住，遂总付之泥牛入海，永无消息。⑦

曲笔是《左传》经典的文学笔法，金圣叹认为：“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手法。”⑧照金圣叹的意见，委婉隐微的曲笔竟然占了《左传》的百分之六十之多。虽然这样的比率有待证明，但是《左传》大量使用曲笔却是不争的事实。金圣叹关于曲笔特点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言此意彼，余味深长。金圣叹以“目注彼处，手写此处”⑨来解释曲笔的立意，这种言此意彼的方法，强调的是隐微其意的立意方式，不直奔主题，反对浅白暴露的主题表达。

第二，远处着笔，循环往复。金圣叹认为曲笔惯于从近处着眼，而从远处着笔，作者并不急于贴近主题，也不急于揭示结果，而是远远写来，待到接近结果时，却突然掉转笔锋，再从远处写来，如此往复循环，使人从文外体会作者用意。

第三，狮子滚球，五光十色。这种方法被金圣叹概括为“左盘右旋，右盘左旋”⑩，像狮子滚球一样，不放脱，也不擒住。这一方面可以让作者充分展示各种艺术手段，显示文学审美的情趣，另一方面也是由春秋礼乐文化委婉深长的特点决定的。春秋辞令，华丽炫目，人们想要表达的意义十分明确，却故意隐微环绕，婉转其辞，呈现出一片辞藻富艳五光十色的语言特色。僖公三十三年，秦杞子、逢孙、扬孙三帅作为秦国偷袭郑国的内应而被郑人识破，郑人派皇武子驱逐三帅，皇武子本意是驱逐三帅，却故意以对方“淹久于敝邑”⑪“脯资饩牵竭矣”⑫找借口，并不破口大骂，并不撕破脸皮，而是在含蓄中表达愤怒，宣布对三帅的彻底驱逐。

第四，灵光一现，突然捉住。曲笔无论怎样含蓄环绕，但含蓄并不是意义晦涩难懂，作者最终还是要卒章显志，表达含蓄而不晦涩，语词委婉而意义明确。金圣叹强调这种意义的公开表达，会在突然间出现，在读者猝不及防中灵光一现，突然捉住。林纾将此种情况概括为“锁笔”，即在万千环绕时，适时做一关锁、提顿，使文章收放自如，即“行气时有止息处”⑬。

《左传》的曲笔从春秋笔法的蕴藉含蓄中发展而来，表现出更多的文学手法，其中固然有隐微曲折，但更多的则是讽刺、奚落、诙谐、趣味以及机锋和睿智。

曲笔与《左传》的嘲讽与批判

讽刺是直笔，而反讽则是曲笔。同是批判，《诗经·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⑭，锋芒直指统治者，辛辣嘲讽，毫不掩饰，是谓直笔，是谓讽刺；而《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⑮，虽是嘲讽，却正话反说，多了几分冷峻，多了几分曲折，是谓曲笔，是谓反讽。亚里士多德说反讽（也译作调侃）是“演说者试图说某件事，却又装出不想说的样子，或使用同事实相反的名称来称述事实”⑯。英国学者D·C·米克在《论反讽》中将反讽划分为喜剧、悲剧、命运、性格、自我、态度等多种类型，而其核心则是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言语反讽是语言的，虽曲折却容易被察觉；“情境反讽”是故事的，是“无意识反讽”，⑰因此不容易被识破。而《左传》中的语言反讽往往是歌谣体的。

鲁宣公二年郑宋大棘之战，宋主帅华元被俘。华元归宋后主持修城，筑城者讴歌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⑱在筑城者的歌声中刻画出了一个瞪着眼睛，腆着肚子，长着满脸络腮胡子，被人俘获而又狼狈逃归的形象，与眼前这位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巡视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充满了对华元的嘲讽与奚落。对此华元及其骖乘以“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⑲来匆匆作答，即谓制作铠甲的牛皮犀革如此繁多，丢点铠甲算什么。而筑城者则谓：“从其有皮，丹漆若何？”⑳这是更深层的讽刺，意即纵使牛皮不要紧，可是丢了面子怎么办，这使得华元难以招架，在“去之，夫其口众我寡”㉑的无奈中落荒而逃。襄公四年，鲁人臧纥率兵侵邾，在狐骀大败而归。鲁国人以韵语讽刺臧纥：“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㉒鲁人诵诗中，诙谐生动，臧纥身穿狐裘，又侏儒身材，鲁人便巧妙借狐裘之“狐”与狐骀之“狐”、侏儒之“侏”与邾国之“邾”的谐音关系，将一个盛装华丽而矮矬滑稽的败将形象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而在这里鲁国人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冷峻的奚落。

比起言语反讽，《左传》的故事反讽则更曲折起伏，更意味深长。在反讽中彰显批判力量，在反讽中表现诙谐幽默，在反讽中显示智慧机锋。

批判是反讽的突出特征。批判性的反讽往往在对比中实现，连称、管至父之乱，在贝丘一带狩猎的齐襄公张扬跋扈，不可一世，面对着宛若彭生幽灵的大豕，果断射箭，却使得“豕人立而啼”㉓，结果齐襄公大惧，竟从车子上摔下，伤了脚，丢了鞋子，殊为可笑。更为滑稽的是，齐襄公责成徒人费去寻找丢失的鞋子未果，竟然残忍地将徒人费鞭打得鲜血淋淋。但是当内乱发生之际，狂妄而暴戾的齐襄公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趴在门下瑟瑟发抖，“见公之足于户下”㉔，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写出了他畏惧胆怯的狼狈相。文公元年，楚商臣之乱，楚成王死到临头居然提出“请食熊蹯而死”㉕的荒唐要求，贪吃如此，令人捧腹，读后总令人有一种含泪的轻蔑。

襄公十八年齐晋平阴之战中，齐军逃窜，齐国阉官夙沙卫将许多车联结在一起以堵塞晋军的追赶，齐国的两位所谓著名的勇士殖绰、郭最，却以阉官殿后为耻，而主动担当殿后的职责，结果被晋人州绰所获，州绰左右开弓，两支箭射在殖绰的脖子两边，殖绰、郭最为求活命让晋人“衿甲面缚”㉖，反绑着坐于中军鼓下，这与先前二人以勇敢自命形成鲜明比照，显示了深刻的批判力量。三年之后，州绰从晋国亡命齐国，与殖绰、郭最再次相逢，齐庄公当着州绰面，指着殖绰、郭最介绍说：“寡人之雄也”㉗，州绰揶揄地说：“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㉘，又将故事重新回到殖绰、郭最所谓二雄被活捉的时刻，让整个故事风云突变，趣味横生。哀公七年，鲁人伐邾，已经侵入邾国城门之下“犹闻钟声”㉙，蕞尔小邦，毫不设防，敌国打到城下，竟然还能听到演奏的钟声，这是一种嘲讽，更是一种批判。

曲笔与《左传》的诙谐和幽默

《左传》叙事有一种文学上的轻松感，这种笔调的放松缺少了几分历史的紧张严肃，却多了几分艺术的生动与趣味。

郑宋大棘之战，宋人狂狡追赶郑人，慌忙之际，郑人逃入井中，狂狡却倒过兵戟，授人以柄，结果竟为郑人所获，这让人忍俊不禁。曲笔的描写是富有喜剧色彩的，襄公二十六年，郑楚交兵于城麇，郑国主帅皇颉为楚将穿封戌俘获，楚公子围贪婪成性，仗势欺人，将俘获皇颉之功占为己有，二人争执不下，只好让伯州黎出来裁判，而伯州黎为公子围的势力慑服，曲意逢迎，于是上演了一出“上下其手”的闹剧：

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㉚

整个故事宛如一幕喜剧，楚公子围的横行霸道、伯州黎的狡诈势利、皇颉的趋炎附势，均以诙谐的令人发笑的笔调描写出来，并在此背景下衬托着穿封戌的英勇正直。而《左传》似乎有意将这样的诙谐进行到底，十三年后，即鲁昭公八年，昔日的楚公子围已经成为楚国的君主，两个人饮酒之时，今日的楚灵王以一种威风八面的口吻追问穿封戌：“如果你知道我能成为楚国的国王，你当年还会与我争功吗？”穿封戌的回答出乎意料：“如果我知道你有今天，当时我会拼死与你决战，以让楚国安定下来。”穿封戌以出人意料的回答，让不可一世的楚灵王立刻陷入尴尬境地。

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王何等卜攻庆封、庆舍家族，二人却将占卜的结果出示给庆舍过目，谓“或卜攻仇，敢献其兆”㉛，庆舍不知卢蒲癸等所谓的“其仇”，正是他自己，他还帮助解释道：“克，见血。”㉜庆舍最后终为卢蒲癸、王何等所杀。这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反讽力量，有一种寒彻入骨的冷幽默。

昭公二十五年记，鲁大夫臧会窃取臧昭伯偻句宝龟占卜，“卜信与僭”㉝的利弊，结果僭吉。昭伯如晋，臧会探望，故意对昭伯家事含糊其辞，似有难言之隐，引起昭伯猜忌。后昭伯返鲁，发现家里一切如常，臧会不过是借机生事，从中拨弄是非而已。臧会逃逸到季氏寻求保护，结果为臧氏所拘。季氏盛怒之下，拘臧氏老，而使臧会主政臧氏。臧会不误幽默地说：“偻句不余欺也。”㉞从窃龟占卜，到卒章显志，一句“偻句不余欺”，突然说破谜底，实属滑稽可笑。

定公八年的阳州之役㉟，更是由一连串趣味横生的故事构成。先是战前鲁国将士松垮懈怠，列坐观猛将颜高之弓，阳州人突然发起进攻，鲁人仓促应战，颜高被击倒在地，仍用一般的弓箭射死齐将籍丘子鉏。而另一鲁人颜息射人中眉，却失望地说：“我瞄准的是他的眼睛啊。”最有趣者，《左传》不仅写鲁人的英勇善战，也写鲁人的畏惧狡黠。鲁将冉猛在撤退时，假装脚伤，跑在前面，其小伎俩为其兄冉会识破，大喝一声：“冉猛殿后！”而也是在这一年，鲁人攻打齐国廪丘，廪丘人冲出，鲁师大乱，指挥作战的鲁帅阳虎，佯装没有看到冉猛，故意说：“如果冉猛在此，一定能打败廪丘人。”冉猛受此鼓舞，奋力冲锋，而回头一看，无人跟随，便假装跌倒，阳虎冷笑道：“一派客气。”在激烈的战斗中，作者却描写了战争的趣味，生动而诙谐。即使在战场上，《左传》也不忘诙谐，不忘幽默，阳州之役，没有大事件，尽是小片段，宛如喜剧小品，起伏跌宕，笑声不断。

曲笔与《左传》的睿智与机锋

趣味是文学审美趋向，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将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中的趣味看作是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左传》在表现诙谐幽默的趣味时，不是简单的诙谐取乐，而常常以智慧为支点，在趣味中展示春秋人特有的睿智与机锋。

宣公十二年，楚人伐萧之役，楚强萧弱，萧人必败无疑。大战在即，萧大夫还无社与楚国老友申叔展对话，因是敌对双方，二人只能互通隐语，暗通款曲。叔展以“有麦麴乎？”“有山鞠穷乎？”㊱隐语相问，而还无社不解其意，连续回答“无之”。申叔展知其未解其意，进一步提醒：“河鱼腹疾奈何？”㊲意为你得了潮湿之病如何处理？此时还无社恍然大悟，告诉其“目于眢井而拯之”㊳，暗示自己躲到枯井藏身。而申叔展进一步提醒他：“若为茅绖，哭井则己。”㊴暗示老友于枯井之上，听到的哭喊声就是自己。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隐语交流，第二天萧人大败，还无社被申叔展于枯井中救出。申叔展与还无社的对话背景是在双方敌对的战场上，因此两个人的交流不得不十分隐讳。这里的隐语千折百回、云雾缭绕，一度陷入无法解开的迷阵，而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个人凭着对语言炉火纯青的高超运用，终于拨开迷雾，恍然大悟，将战场间的暗语交流体现为灵活的语言艺术，也显示出一种高度的智力水平。

春秋时代是城邦时代的典范，城邦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城邦中国人君子的知识兴趣。古希腊哲人将智慧看成是城邦最重要的道德，苏格拉底认为：“在我们国家中清清楚楚看到的第一件东西便是智慧。”㊵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与智慧是一个城邦的灵魂，是城邦的第一要素。苏格拉底说：

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如所知道的，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㊶

城邦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因此城邦精神首要的是具有知识的好奇心。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必须具有四种美德：“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㊷《左传》第一次完整地定义君子人格也强调“仁、信、忠、敏”㊸四种道德，这与古希腊的城邦人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孔子以“君子道者三”㊹概括君子人格，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㊺，《礼记·中庸》谓：“好学者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㊻知者（智者）是通向仁者、勇者的基础，与古希腊城邦对哲学、思辨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兴趣相同，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也体现出对知识的极大兴趣。春秋士人行迹天下，对哲学、天文、礼乐、人伦、自然等许多问题，相互咨询，相互交流，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不仅对于阴阳、天文等自然问题，对于礼仪、仁爱等伦理问题，也相互讨论，即使在日常生活的言语交流中他们往往也逞才使智，诙谐生动，机锋叠现，显示出良好的知识修养和诗书风雅。

襄公三十年《左传》记：

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敢谢不才。”遂仕之，使助为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舆尉。㊼

这是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故事。从询问年龄开始，继而进入了一场知识的考试。

晋国宴请从杞国归来的筑城者，有位来自绛县的老者，因为没有子嗣也去参加劳役，宴会上人们问起他的年龄，绛之长者并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年龄，而是说自己：“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㊽其实，绛之老者的回答里面包含了有趣的历法知识与简单的数学知识。老人似乎跟主持宴会的官吏们开个玩笑，也借此测验一下他们的知识储备。结果难住了主持宴会的官吏们，只好到晋国朝廷上去请教。

朝廷上诸位博学的大夫们回答得相当有趣，师旷断定绛老生于鲁文公十一年，那一年戎狄伐鲁，鲁人大败戎狄，俘获了长狄侨如；史赵则玩了一个猜字游戏，将篆体“亥”字，分为二六六六四个部分；士文伯则根据二人所言，准确地说出绛之老者总共活了两万六千六百六十天。

故事洋溢着轻松幽默的气氛，也有一种相互较量知识的风雅。先是绛老不肯说出自己的年龄，而是谜语般地回答了官吏们的追问，让他们陷入无知的尴尬。晋国博学多识的大夫们知道答案，却也不急于揭破谜底，而是从历史、文字、历法等多方面迂曲地回答，表现出以智对智的善意较量。仅仅是一个人的年龄追问，却显示了春秋士大夫们在历史、数学、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也让我们闻到了春秋时代的书卷芳香。

佛理禅趣中有一种思想的交流方式叫机锋，机锋往往将深刻的思想掩藏在无迹可寻乃至非逻辑的象征言语方式中表达出来，以实现相互勘破测度对方理解能力的特殊交流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在《左传》中也是常常出现的。昭公三年记：

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九月，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㊾

齐景公到莒地狩猎遇到了因庆封之乱而遭流放的卢蒲嫳，卢蒲嫳向景公乞求返回国都，他含泪说：“衰老如此，头发稀短，还能做什么不利于齐国的事情吗？”为此景公征求两位重臣子雅、子尾的意见，对此子雅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对哀哀以求的卢蒲嫳冷嘲热讽，毫不留情。接着卢蒲嫳所谓“余发如此种种（杜预注：种种，短也。）”㊿的话，子雅凌厉反击，机锋峭峻，不留余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51]，他的头发虽短，但是用心深长，大概还惦记着当年要把我等扒皮寝处的誓言吧？[52]结果子雅将卢蒲嫳流放到更远的北燕去了。

有一种幽默叫“解脱式幽默”，有学者指出这种幽默谓：“顺着对方的思路加以延伸，省去不必要的解说与纠缠，使问题在喜剧气氛中得到圆满解决。”[53]《左传》对卢蒲嫳命运的嘲讽是冷峻的，那个当年立于朝廷要将子雅、子尾置于死地而寝处其皮的残暴者形象，与眼前这位头发稀疏、含泪乞求的流放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对其下场，左氏似乎没有丝毫怜悯，以子雅的伶牙俐齿予以嘲笑、奚落，唇齿之间呈现出刀光剑影的锐利。

解脱式幽默看似轻松，却有一种冷峻、锐利、尖刻以至于严酷的语言力量。鲁哀公二十五年，哀公历经九个月的时间返回鲁国。鲁正卿季康子、孟武伯，在五梧宴请。但宴会上君臣不合，各怀心事。武伯讽刺陪同哀公前往越国的郭重，谓其“何肥也？”[54]怎么如此肥胖？对此季康子在一旁且喜于心，说风凉话，而此时鲁哀公则以一句“食言多矣，能无肥乎？”[55]予以反击，指桑骂槐，暗藏机锋。一方面讽刺三桓们虚心假意，欺君枉民，说话不算；另一方面将锋芒直指季康子，季康子名曰季孙肥，食言而“肥”正是以他的名字“肥”为谐音，讽刺其“食言多矣”的可耻行为，这样的批评有一种冷幽默式的睿智、深刻。

《左传》的诙谐往往是批判的，《左传》的幽默常常是冷峻的。

①②刘知己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第196页。

③④《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传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第4页。

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284页。

⑥金圣叹著，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二）·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页。

⑦⑧⑨⑩金圣叹著，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三）·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3页，第12页，第12页，第13页。

⑪⑫《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三十三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第131页。

⑬林纾：《春觉斋论文》，见于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16页。

⑭《毛诗正义·鄘风·相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页。

⑮《毛诗正义·魏风·伐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

⑯亚里士多德著，颜一、崔延强译：《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⑰D·C·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⑱⑲⑳㉑ 《春秋左传正义·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第164页，第164页，第164页。

㉒《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页。

㉓㉔《春秋左传正义·庄公八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第63页。

㉕《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

㉖《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十八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3页。

㉗㉘《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一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页，第270页。

㉙《春秋左传正义·哀公七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1页。

㉚《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7页。

㉛㉜《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八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8页，第298页。

㉝ “以卜为信与僭”，见于《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8页。

㉞《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9页。

㉟《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八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9—440页。

㊱㊲㊳㊴《春秋左传正义·宣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页，第181页，第181页，第181页。

㊵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428B），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5页。

㊶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428E-429A），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7页。

㊷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427E），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4页。

㊸事见《左传·成公六年》范文子对钟仪的评价。《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六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0页。

㊹㊺《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56页，第56页。

㊻《礼记正义·中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1页。

㊼㊽《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三十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9—310页，第309页。

㊾㊿[51]《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三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0页，第330页，第330页。

[5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子雅、子尾不满于齐国宫廷饔人、御者改变伙食的行为，卢蒲嫳谓：“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见《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八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8页。

[53]任遂虎：《凌厉机锋：对话中的解脱式幽默》，《写作》2013年第8期，第57页。

[54][55]《春秋左传正义·哀公二十五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0页，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