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真、善和美的错位
——曹操、周瑜和刘备性格的内在矛盾（下）

福建 | 孙绍振

审智的经典文本

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说不尽，就是因为它的丰富，它的复杂，它的深邃，往往是现有的理论加起来，都难以充分阐释的。作品越是伟大，越是不朽，现有的理论就越显得苍白，傻乎乎地用现成的理论去套，或者说得文雅一点吧，阐释，难免捉襟见肘；最傻的是，纯用一种理念，而且是非文学的单一的观念，强制性地扭曲经典。鲁迅先生不明于此，用真实论否定诸葛亮，易中天以历史否定艺术美化与丑化结合的深度，二者的理论，基本上属于机械反映论。胡适以单薄的想象论否定周瑜等，理论上接近于表现论。刘再复的道德论属于实用理性范畴，想来不够用，就拉上德国人的东方文化伪化/退化论来强制性阐释，从根本上说，只见其捉襟见肘，甚至文不对题。

文学经典越是伟大，现成理论越是苍白。越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越是指手画脚，越是荒谬，连鲁迅、胡适都不例外，易中天、刘再复更是不在话下了。当然，补充一句，我孙绍振是最渺小的，是渺小中的渺小。可是渺小归渺小，我要发出反对渺小的嚷嚷。（大笑声）

要真正理解《三国演义》，我想不但要有现成理论的总和，而且要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扬弃、批判，甚至颠覆，发展出新的理论和范畴系统来。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解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为了实现我的雄心壮志，第一，把康德的审美价值论贯彻到底。第二，光有康德的审美是不够的，因为我说过了，《三国演义》是一本军事小说，但其胜负又不是仅仅靠武力，更多的是斗智，当然也结合着斗气。光有审美情感价值论是不够的，所以强调在逆境中保存自己的智慧，以奇谋转化为顺境，这不仅仅是情感的，而是抑制情感，主要是智性的。因而，康德的体系要突破，我在自己系统的理论著作中，提出“审智”。这个范畴比较抽象，我没有正面讲，只是按审美与审智的结合具体分析。最早做这样的试探，是1999年，第一篇文章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后来还出版了《审美、审丑与审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在这里不便大讲纯理论问题，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在《三国演义》的人物分析上，以检验“审智”的可靠性。

在艺术上，人物性格的内涵本来就不可能是纯情感的，深刻的人物情感是有意志、有智性的。所以黑格尔才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①高度审美的形象是离不开智慧/意志/理念的。可是这一点鲁迅有点不理解，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②，这种“伪”是完全必要的，这种伪，是高度的政治智慧，不对情感克制，刘备早就被曹操杀掉了。

这种处于逆境下的智慧，有两种传统，一是孟夫子的“威武不能屈”，和刘备不同的是，完全没有人格面具的理想人格，这在《三国演义》里不是没有体现。当时著名的文人祢衡，现在有一部京戏《击鼓骂曹》就是表现他的。祢衡有名士派头。他公开把曹操部下的文武百官都贬得一文不值，大抵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曹操问：“你有什么本事呢？”祢衡说：“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有人建议杀了他，曹操不想担杀名士之名，想侮辱他一下，安排他当一个鼓吏，也就是早朝晚宴的乐工。祢衡并不推辞，按规范，“挝鼓必换新衣”，祢衡当众脱下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祢衡从容穿裤子，颜色不变。曹操斥责他，祢衡说：“你欺君罔上，乃谓无礼。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曹操说：“汝为清白，谁为污浊？”祢衡说：“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这个祢衡一点也不伪装，一点不讲生存智慧，干脆豁出去，骂个痛快。曹操用借刀杀人之计，将祢衡送到刘表那里，祢衡还是公开瞧不起刘表的人，刘表也不愿担杀士之名，将他送到草包黄祖那里。黄祖问祢衡：“你在曹操那里看到有什么出色的人才？”祢衡说没有什么像样的。黄祖说，和我比怎么样？祢衡说：“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黄祖大怒：“你以我为土木偶人耶！”就把他杀了。祢衡至死，骂不绝口。这种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并不一味是纵情任性，而是有智性的理想作为底蕴的。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审美与审智交融。这个人物是《三国演义》歌颂的，一点也没有阴谋诡计，而曹操的借刀杀人，却是受到批判的。这怎么可以说，《三国演义》全是赞美阴谋诡计的呢？

类似的人物，还有一个吉平。国舅董承等接受傀儡皇帝的衣带诏，谋杀曹操，他参与了。曹操得知，诈称患疾，召吉平，吉平暗下毒药。曹操要他先尝一下，吉平知事已泄，扯住曹操的耳朵硬灌。曹操推药泼地，砖皆迸裂。如果按刘再复的反“阴谋”论，这个吉平应该是个“阴谋家”。但是，《三国演义》的文本显示，他为了自己的选择，不但是个甘愿忍受非人酷刑的烈士，而且在精神上一直处于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被拷问，面不改色，毫无惧怯。曹操要他招出后台，他义正词严：“汝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皆欲杀汝，岂独我乎！”操再三追问，吉平说：“我自己就要杀你，哪里有人指使？今事不成，唯死而已！”曹操叫狱卒打了两个时辰，皮开肉裂，血流满阶。操恐打死无可对证，令狱卒揪去静处。次日设宴，请众大臣赴宴，说：“吉平连结恶党，欲反背朝廷，谋害曹某。请听口供。”操教先打一顿，昏绝于地，以水喷面。吉平苏醒，睁目切齿大骂：“操贼！不杀我，更待何时！”操要他交代同谋者另外六人，吉平只是大骂。操教一面打，一面喷水，吉平并无求饶之意。后来又在他的后台董承面前追问受谁指示，吉平说：“天使我来杀逆贼！”操教打，身上无容刑之处。曹操又问吉平：“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吉平干脆告诉他，为了杀你这样的国贼，发誓咬掉了。操教取刀截去其九指，说：“一发截了，教你为誓！”吉平说：“尚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曹操令割掉他的舌头。吉平说：“吾今熬刑不过，只得供招。”操遂命解其缚。吉平起身，望阙拜曰：“臣不能为国家除贼，乃天数也！”拜毕，撞阶而死。这个人至死也没有将后台董承招出，被刑最惨，性最刚烈。这样的人物的动人之处，不完全是情感性质的审美，而是忠于其理念，为理想而献身的烈士。也可以说是一个融审美与审智于一体的人物。在这样的场景中，吉平绝对是个硬汉子，是一点心术、一点虚伪的面具也没有的，这大概符合刘再复的“完整的人格”的准则了。

但是不知道刘再复为什么要说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心黑到了极点，“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③。

这只能说明，刘再复戴着斯宾格勒的眼镜，视而不见。但是，在这以前，吉平也参与杀死曹操的阴谋，烈士也搞阴谋，对这样的复杂现象，刘再复的绝对反虚伪论，显得空洞而贫乏。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道德属于上品的人物，从文学成就上看却最多能列入中品。在《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大著中，只起揭露曹操凶残的背景式的功能，就人物而言，突如其来，倏忽而去，属于跑龙套式的角色。不论从审美还是审智的价值来说，其情感和理念的层次比较单调，缺乏深度。

我国文化中，与威武不能屈相对的另一种传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少年时，曾经受胯下之辱，是有名的典故。刘备因为巧于装傻，脱离了任人宰割的危险境地，才有后来联合孙权在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曹操的胜利，进而，又袭取荆州，西取巴蜀，在蜀中称帝。这种韬光养晦的工夫，不但是政治家的一种智慧，而且在艺术上，也富于审智的魅力。就是单纯从道德上讲，一个军阀，虚伪才是真实的。如果刘备没有这一面，一味光明正大，不以智力控制自发的情感，还能成为生动的人物吗？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政治智慧，例如“韬光养晦”作为生存和取胜的策略，直至今天仍然是宝贵的精神遗产。虽然是近两千年前的事，但是，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有重大的价值。

像刘备这样的以虚伪的面具为特征的人物，是有深度的。这一点鲁迅忽略了，刘再复倒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只是一笔带过。刘备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对自己的哥们动真情。但是，这种真情的意义只有与之相对的伪装结合起来，才能看出其艺术和思想深度。

在孙权斩了关公以后，他就不伪装了，而是真情毕露了，完全不顾联合东吴与曹操对抗的总路线，起兵伐吴。当时，许多将领直谏，首先是赵云说：“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这就是说，主要敌人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如今“舍魏以伐吴”，就被缠住了，意思是方向的错误。刘备却说：“孙权害了我的兄弟，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吾恨！”赵云还是很理性的，又从原则上讲：“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这时完全失去理性，说：“如不为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还是决定御驾亲征。蜀汉公卿劝谏无用，请诸葛亮出马。诸葛亮说，已经苦劝几番，奈何不听。最后一着，大家一起去劝。孔明说：“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曹操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若只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 孔明是很会说话的：先是顺着他，不是不可伐吴，而是不用这样兴全蜀之主力，与孙吴拼死一搏。诸葛亮的分量够重，加上又说得委婉，伐吴根本不必动用主力，偏师即可，这完全是理性，而又委婉，让刘备稍稍有所动摇。但是，张飞来一哭一闹：“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这顶大帽子一扣，刘备就失去了一国之君的理性，而是想到当年结义发下的誓言，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这时，他就完全没有面具了。学士秦宓又谏，刘备居然要把他杀了。诸葛亮再谏，篡夺汉家天下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不宜杀此人。刘备一向是很尊重诸葛亮的，常常是以师事之，但是，在义气这一点上，他绝不妥协，居然把诸葛亮的奏书甩在地上说：“朕意已决，毋得再谏！” 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那种城府很深，分清主次，在逆境中能够忍到没有自尊心的程度，完全失去了统帅纵观全局的高度，完全陷入意气用事的盲动。

从战略上来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其后果是导致蜀国先于东吴灭亡。从道德上来说，这是完全大义凛然的。从艺术上来说，则是刘备心理活动的更深层次的展开。这个人，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虽然有理性的自我克制力，但是，也有草莽英雄意气用事的时候。这是不能忽略的。刘备连诸葛亮的谏劝也不听，而且把诸葛亮的奏书甩在地上，说：“朕意已决，毋得再谏！”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三国志》中记载正面劝谏刘备征吴的只有赵云和秦宓，没有诸葛亮。只是在兵败以后，他发表感叹：“法孝正若在，则能止主上令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法正已经死了。诸葛亮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而已。《三国演义》硬把诸葛亮拉进劝谏的队伍中来，而且让刘备如此粗暴地对待他的劝谏，完全是为了强调他不虚伪的一面。

弄清这一面，才能充分理解刘备的号召力，并不完全靠他中山靖王之后那多少有些渺茫的帝裔血缘，而是把异姓当作血亲，这种异姓血亲应该是通俗演义中民间意识形态的基因。刘备、关羽、张飞叙述的是帝王将领之事，贯穿着贵族化的历史文化精神（王权血统的合法性，军事政治的战略眼光，军事上的诡道等），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与之相对的，则是民间义气的草莽精神。故其开头，采用民间野史和故事中的“桃园结义”而不是《三国志》中的“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刘再复的批判之所以显得苍白，原因在于，第一，片面地看待刘备的人格面具，忽略了他也有完全抛弃面具，露出民间文化的天真的精神。第二，刘再复一心以文化批判为务，完全看不到其中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交融的艺术形象。

回到《三国演义》，除了像刘备这样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

最突出的是杨修。他很聪明，很有才能，他能聪明到曹操的肚子里去。一次曹操与敌军相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了个消耗战。对于战局前景，曹操沉吟不决，恰好下级问当夜口令，曹操告以“鸡肋”。杨修当时是主簿，猜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乃告左右，收拾行装，丞相将退兵。曹操发现，乃问为何，众告以主簿如此如此。曹操觉得此人智慧如此之高，心甚不快。曹操尝过曹娥碑下（这是虚构的，曹操从未到达浙江），从碑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曹操谓修曰：“解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在《世说新语》中，说曹操后来猜出来了，并且承认自己“才不及卿”，落后杨修三十里。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则并未让曹操直接猜出来，而是在杨修说出来以后，说“正合孤意”。这里，曹操究竟是否猜出来，则很模糊了。到了曹操晚年，考虑把权位传给曹植还是曹丕，最初倾向于曹植，每每属对都符合曹操的思路。但是，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杨修出的主意，就十分恼火，最后把杨修杀了。

杨修这个人，肯定是有才华的。但是，对自己在曹操这个人的领导下的处境显然没有清醒的智力。因而虽然有所顾忌，但是，没有完全意识到韬光养晦的重要性，总是克制不住自炫其能的情感冲动，这就是不智。这一笔有双重功能，一是触犯了曹操的智慧优越感，招来杀身之祸；二是他没有像刘备那样的理智，以装傻的面具来保全自己。

好人死在自己手中

《三国演义》那些写得最生动的人物的个性都是矛盾的，显示出其多层次的丰富性的。但是，这一点却被我们许多前辈大师们忽略了。鲁迅先生就说过《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描写过实”：

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④

我想，鲁迅这话太离谱了，完全经不起文本的检验。好坏是一种道德实用理性，与超越功利的审美价值是错位的。《三国演义》中那些写得情感丰满的人物，往往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特别是被毛宗岗称之为“三绝”的曹操、诸葛亮、关公，都是好中有坏，善中有恶的。曹操从热血的壮士变成血腥的屠夫的过程，好人变成坏人，就在一念之差，我已经说过了。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第一理想人物吧，但是，他也有很严重的缺点。他对魏延，完全凭一时印象，认定他脑后有反骨，就有意谋害他。这一点在通行本中不太明显，但是，齐裕焜教授引《三国演义》嘉靖本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说他借火烧司马懿，顺便将自己的部下魏延烧死：

魏延望后谷中而走，只见谷口垒断，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

……魏延告曰：“马岱将葫芦谷后口垒断，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军皆烧死谷内！”孔明大怒，唤马岱深责曰：“文长乃吾之大将，吾当初授计时，只教烧司马懿，如何将文长也困于谷中？幸朝廷福大，天降骤雨，方才保全；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武士！推出斩首回报！”……却说众将见孔明怒斩马岱，皆拜于帐下，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将马岱剥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平北将军、陈仓侯官职，贬为散军。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曰：“丞相素知将军忠义，故令行此密计，如此如此。他日成功，当为第一。可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仇。”岱受计已毕，甚是欣赏，次日强行来见魏延，请罪曰：“非岱敢如此，乃长史杨仪之谋也。”延大恨杨仪，即时来告孔明曰：“延愿求马岱为部下裨将。”孔明不允，再三告求，孔明方从。

齐教授还指出此种情节，在叶逢春本、李渔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等中，情节文字大体相同，接着分析说：

李卓吾评本⑤的几条评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诸葛亮：“孔明如此谋杀魏延，彼何肯服？何不明正其罪，乃为诡计乎？此正道之所无也。”在“马岱责毕，回到旧寨，孔明密令樊建来谕”这段文字后，评语曰：“如此举动，却也羞人。”103回“孔明火烧木栅寨，孔明秋夜祭北斗”总评：“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104回“孔明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生仲达”总评：“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但嚼了饭诸公不可闻此耳。”105回马岱按诸葛亮的遗计斩魏延，评语：“此一事叙明，亦非善心美腹之人。”⑥

李卓吾的评语应该说是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诸葛亮用阴谋诡计来谋害魏延，而且，诸葛亮明知魏延和杨仪关系如同水火，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嫁祸于杨仪，加深两个人的矛盾，加速了诸葛亮逝世之后内乱的发生，这些对诸葛亮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三国志演义》全书的文本无法统一。毛评本把魏延仰天长叹、魏延对诸葛亮的质问、诸葛亮先假惩罚马岱后又安抚马岱并嫁祸杨仪等情节统统删去。显然毛宗岗认为诸葛亮对魏延搞阴谋是很不光彩的。⑦

就是理想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也并不回避对其谋略的道德批判，而不是像刘再复所说一味宣扬黑暗的谋略。

关公是好人吧，但是，他的义气观念，毫无原则性，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他的傲慢，得罪了孙权，瓦解了反曹联盟，从实用功利来说，他是第一大罪人。最后，正当他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之时，被孙权袭了后方，败走麦城，掉了脑袋。他表面上死于孙权部下，实际上死于他的“多傲”。

周瑜是好人吧，他在赤壁之战中，是战胜曹操的主角，是大英雄，但他却十分妒忌自己的盟友诸葛亮的才能，总是用种种诡计来合法、不合法地把诸葛亮弄死。从草船借箭到借东风，从盟友地位的优势变为智慧的劣势，接着被诸葛亮一气、二气，特别是三气，自己在前面亲冒矢石，攻城略地，诸葛亮在后面收土得城。假途灭虢之计，又被诸葛亮识破，弄得四面被围，最后证明自己的确在智慧上不如诸葛亮，就活不下去了，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这个好人，死于自己的“多妒”。

把周瑜写成多妒，完全是《三国演义》的一个伟大创造，胡适看不懂这一点，不能接受《三国演义》把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刘再复认为这是把周瑜“抹黑得面目全非”。其实，好就好在把历史改得面目全非，不然，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创造。

从历史上看，这个“既生瑜，何生亮”，并不见于《三国志》，一些学人粗心大意，以为这是历史，写入文中，被后人嘲笑。⑧事实上，在史书中，周瑜是气量宽宏的。赤壁之战时，蒋干奉曹操之命来说降周瑜，回去后说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他 “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刘备也说他“器量广大”。⑨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周瑜写得气量狭窄，是对他的丑化。但是，光看到丑化这一面，是片面的。《三国演义》在赤壁之战中，也大幅度地美化了周瑜。本来在史书中，曹操并非单纯败于周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方士兵到了南方，可能是水土不服而生“疾疫”。《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都有此说。《三国志·武帝纪》：“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⑩《三国志·刘璋传》：“会曹公军不利赤壁，兼以疫死。”⑪《三国志·先主传》：“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⑫《三国志·吴主传》：“（周） 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曹）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⑬《三国志·周瑜传》：“（孙） 权遂遣（周） 瑜及程普等与（刘） 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曹）公军败退，引次江北。”⑭所有这些所谓正史的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曹操固然败于赤壁，但是，其原因并不完全在周瑜之领导，而是曹军中疫病严重，甚至“死者大半”（“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公军不利赤壁，兼以疫死。”“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曹）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第二，火攻也不完全是周瑜的计策，而是曹操自己把战船烧了。而《三国演义》中，曹操大败的这些原因被省略了，战胜的原因完全是周瑜的连环计、反间计、苦肉计的系统驾驭。如此大胆地改变历史，绝对是对周瑜的美化，从胡适到刘再复都视而不见，却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所谓丑化、抹黑。其实，把美化和丑化结合起来，把英雄的心理写得渺小，雄才大略的周瑜不顾大局，一味妒忌盟友，最后死于妒忌，正是《三国演义》的伟大创造。世代国人对此却置若罔闻，将之总结为“瑜亮情结”，揭示了心理学上深邃的规律，那就是妒忌发生于近距离的相近性。周瑜不会去妒忌曹操地盘大，兵马多，也不会妒忌刘备凭着姓刘，就能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领导。他与这些人不同等，没有现成的可比性。他就妒忌诸葛亮，原因就在于地位差不多，有现成的可比性。所以小妓女不会妒忌皇后，只会妒忌大妓女，小偷不会妒忌百万富豪，只可能妒忌大偷。因为其间有现成的可比性。正是因为这样，周瑜，死于公元210年，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八百年左右了，但是，周瑜的灵魂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日常谚语中的所谓“武大郎开店”就是明证，你比我高可以，但是，你不能活在我们这里。地位相当的人最容易发生攀比，妒忌由是而生。这种规律性，不仅仅体现在平头百姓身上，而且表现在大政治人物身上。

我们生活中的，单位中的许多矛盾，都可能从这个心理学原理得到阐明。什么评奖啊，评职称啊，都是资格差不多的人物在较劲。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可以抬水吃，而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呢？因为同为和尚，有现成的可比性，互相攀比，很难绝对平衡。

在《三国演义》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比较复杂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前面已经说过，《三国演义》的深刻之处，好人变成坏人，是源于他们自己的内心。表面上许多人是被敌人杀死的，但是，这些都是外因，最根本的原因在内心，都是死在自己手里。曹操死在“多疑”上，周瑜死在“多妒”上，关羽死在“多傲”上，张飞也是死在自己手里。关羽的“多傲”是对上傲慢，对部下还可以，那么张飞就是对上不傲，对部下比较残暴。关羽死后，张飞觉得同生共死的兄弟死了，就要讨伐孙吴，且要两个部将备全白盔白甲，部将要求时间上宽限，被张飞打了五十皮鞭，警告说，三天之内办不到就要杀头。这种任务怎么可能完成呢？这下肯定要掉脑袋了，与其等死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他们于是偷偷溜到张飞的营里，把他脑袋砍了送给孙吴。所以张飞是死于自己的“多暴”。刘备兵败，事后郁闷驾崩白帝城，死于自己的意气（义气）用事。

《三国演义》真的很精彩，真的很伟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太多的智慧，同时看到太多的丑恶，才感到太多的精彩。一味只有美好，如同一味只有丑恶，不是活在毫无人格面具的绝对精神境界，就是活在黑暗的精神地狱里，人物的性格静止不变，不是太单薄了吗？思想不是太浅薄了吗？

我长期不理解鲁迅、胡适对《三国演义》缺乏起码的理解，后来，我想到一个原因，读懂《三国演义》要有比较深厚的人生经验，太年轻不行。鲁迅当年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是1924年，那时他四十三岁，胡适否定《三国演义》时，也不到三十岁。他们否定《三国演义》，各有各的原因，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他们当时太年轻了，所以中国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说法，老了，人生经验的积累深厚了，再看三国，看懂了，就可能更加老奸巨猾。当然，像我这样的人是例外。（大笑声）《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妙处，太年轻是看不懂的。鲁迅和胡适这样片面，这样荒谬，因为他们当时太年轻。我现在比当时的鲁迅老多了，今年七十七岁，比当时的鲁迅大了三十多岁，是胡适的双倍。眼光不比他们稍微精深一点，菩萨免费送给我的几十年不是浪费了吗？不是我比他们高明，而是老天决定的，是天意。谁让老天让我活得比鲁迅、比胡适还长呢？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谁知道呢？菩萨知道。（笑声）我是中国人，我不说上帝知道，我只能说：菩萨知道。（笑声）但是，刘再复不同，只比我小了四岁，他是一个非常有建树的理论家，我视他为好友，他是非常好的人，非常有人格魅力，非常纯洁，可能就是因为太纯洁了，对心灵的黑暗义愤填膺，就说了很多糊涂话。我不满足于当他的朋友，而要做他的诤友。看到他的弱点，我公开说出来，表明我对他人格的确信。如果不相信，我就不说，让他感到，他说什么，我都相信，这不是对他的欺骗吗？你们同意吗？哦，同意！此时不鼓掌，更待何时？

（掌声热烈，笑声连连）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页。

②④《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第333页。

③刘再复：《双典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9页。

⑤原注：李卓吾评本的评语，学界大都认为系叶昼伪托。

⑥齐裕焜：《正确评价〈三国志演义〉里的谋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⑦参看齐裕焜：《镜像关系：魏延与关羽》，《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⑧〔清〕袁牧：《随园诗话》卷五：“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话，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愧。”

⑨盛巽昌：《三国演义补证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⑩陈寿：《三国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⑪⑫⑬ 陈寿：《三国志》（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868页，第878页，第915页。

⑭陈寿：《三国志》（第五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8页、第1262—1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