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档案：吕班电影创作巡礼（二）

北京 | 陈墨

《桥》（1949）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0本。编剧：于敏，导演：王滨，摄影：包杰，演员：王家乙、吕班、陈强、江浩等。

影片讲述：1947年冬，由于松花江铁桥被毁，前后方交通受阻，供给上不去，伤员送不回，抢修铁桥遂成当务之急。上级下令铁路工厂赶制桥座及5万只铆钉，限期1个月内完成。总工程师认为这不可能，即使材料齐备，至少需要4个月才能完成任务，更何况，没有现成的钢材；而炼钢炉也缺少白云石，无法修复使用。厂长发动群众，工人献计献策，中年工人梁日升想出以耐火砖替代白云石的办法，让炼钢炉起死回生；老工人侯占喜以工作为己任，革新工艺，奋不顾身；铁路工厂上下一心，鼓足干劲，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还响应上级号召，去修桥工地帮忙。大家齐心协力，终于赶在松花江解冻之前，修复了铁桥。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说它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块里程碑，也是理所当然。梁日升、侯占喜、吴一竹等工人，第一次以主人公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昭示了新时代的新气象。《桥》的故事，是典型的工人阶级英雄传奇，电影激动人心，鼓舞士气，其积极价值不言而喻。工人创造的奇迹，与那位总工程师对任务工期的测算，有巨大的差距，在当年，并不是个问题。影片如此设计，是基于当年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总工程师思想保守，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如今重看这部影片，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安：此事关乎工程技术，总工程师的测算与最后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要么是总工程师无知无能，要么是电影人无畏无知。影片中，总工程师并非故意保守的落后分子，更非不学无术的糊涂蛋。这说明，当年的电影人由衷相信：工人阶级力量大，可以超越科学技术规则，创造生产奇迹。也就是说，《桥》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传奇，也可以说是童话。

在《桥》中，吕班扮演铁路工厂厂长。只不过，他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空间相当小。原因包括：一、它是群戏，没有一个角色称得上是绝对一号主人公，在演员表上，厂长的排名还在工人老梁之后。二、它是以事件为主线，所有人都要围着寻找钢材，恢复炼钢炉，赶制铆钉等任务行动。三、厂长角色是“党的代表在银幕上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作为“党的化身”（吕班语），这角色甚至没有个人姓名，只有厂长身份。如何演好这一符号性角色？当然是对演员的挑战。

在有限的表演空间内，吕班十分努力，也完成了任务，把厂长角色诠释得中规中矩。吕班塑造的厂长形象，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忠诚积极、自信从容，是低调务实的领导人。他第一次出场，是听铁路局工程部长布置修桥工作任务，立即请总工程师和两个相关科长来商量对策，当总工程师说这一任务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在巨大压力下，仍不急不躁，说起了在山东抗战时靠一把钳子办起兵工厂的往事。八路军创造奇迹的法宝，是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接下来，是厂长到车间发动群众，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等情节。对于厂长，这些活动，不过是例行公事。在此过程中，演员通过若干准确生动的细节，塑造了人物形象。

细节一，厂长来到车间，自然而亲切地叫出了席卜祥、吴一竹、老侯（占喜）等工人的名字，并通过吴一竹询问老梁（日升）的病况。这表明，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极为熟悉——不仅熟悉积极分子，连席卜祥这种不怎么积极的工人也同样熟悉。细节二，厂长来到生病休假的电炉组长老梁家，老梁的孩子啼哭，厂长停止说话，主动去哄孩子；孩子再次啼哭，厂长索性抱起孩子，与老梁谈工作。这个细节，不仅表明厂长与工人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同时还说明，虽然时间紧，任务重，心情急，厂长仍沉着淡定，能让孩子在自己臂弯中安睡。细节三，是在工人积极分子会上，厂长说话不多，声调不高，只交代了任务，说明困难，然后就让工人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有年轻工人嫌老侯说话啰唆，厂长插话：让他说下去。这表明，厂长不仅能发动群众，更能倾听工人心声。细节四，当修桥任务顺利完成，即将举行通车典礼之际，厂长抽空刮胡子。这个细节，相当于绘画中的留白，在过去的日子里，厂长忙得没有时间刮胡子，做了多少工作，操了多少心，也就不言而喻。细节五，通车之际，工人老侯问厂长他能不能入党，厂长立即说，能，我做你的介绍人。老侯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细节表明，吕班饰演的厂长，也是一座可靠的桥，连通了普通工人和党组织——可以说，这正是影片《桥》的深层寓意。

吕班能够演好党的化身，不在于剧本为这个人物提供了怎样的表演空间，而在于他有丰富而扎实的生活积累。抗战期间，他本人就曾先后领导过延安抗大文工团、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实验剧团、野战政治部文工团、一二九师宣传队暨先锋文工团、太行联合剧团和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他不是在表演人物形象，而是在银幕上再现生活，不是努力“像”领导，而是努力“是”领导，《桥》中的厂长虽是“党的化身”，但吕班仍表现出了独特的做派和风采。

《无形的战线》（1949）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0本。编剧、导演：伊明，摄影：傅宏、陈民魂，演员：张平、吕班、姚向黎等。

影片讲述的是：东北解放以后，某市治安部门破获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故事。特务骨干周少梅，约了年轻女特务崔国芳，一起见组织头目李天民，不料公安部门提前一步，将李天民抓获。没等到李天民，周少梅立即下令，杀送牛奶小孩灭口，并自动担任潜伏特务组织的新头目。周指使女特务崔国芳打入工厂，利用打字员的身份便利，窃取军工生产的情报；进而派特务到工厂焚烧待运的橡胶轮胎，毁坏军工产品，要制造人心惶乱。公安人员发现了特务接头线索，跟踪崔国芳，并对她加以教育感化，崔国芳也终于悬崖勒马，反省并交代了自己的秘密。公安部门根据崔国芳提供的线索，将潜伏在本市的特务全部抓获。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特故事片。它是政治性的反特题材电影，而非娱乐性反间谍类型片。影片中没有闻所未闻的特工技术和机巧，亦无眼花缭乱的枪战与肉搏，甚至没看到谍影重重的悬念和紧张。实际上，影片的叙事重点，既不是治安处长、侦察队长及公安侦探如何有勇有谋、追踪敌特，也不是特务头子李天民或周少梅如何制造疑云、嚣张阴险，而是年轻的女特务崔国芳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忐忑不安、心事重重，最后觉醒。这说明，电影的构想重点，不是努力将反特故事讲得悬疑惊险，而是要通过影片突出思想主题：“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这一段毛主席语录被制作成字幕，在片头出现一次，在片尾竟又出现一次，是要提醒共产党干部和新中国军民，不可忽视无形的战线。以年轻女特务崔国芳觉醒故事为主线，也并非娱乐性“美人计”，是意在昭告失足青年，尽快走上自新之路，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而那个李天民，在片头就被捕，到片尾仍拒不交代罪行，这样执迷不悟的特务，结局可想而知，只有死路一条。尽管是重在政治宣传，影片并非没有看点：在当年，看点是无形战线的新奇；而如今，看点则是历史的纯朴。虽是应然逻辑推衍，还是能看到诸多实际景观。

吕班在片中饰演李天民，即那个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南满站特务站爆破组组长。这个角色头衔虽响，戏份却不多，在影片中，他一共只有四场戏。一是影片开头，化名蒋建安的李天民被公安局逮捕，再则是此人先后三次接受公安处长的讯问。李天民的几场戏，动作简单，形式雷同，但演员吕班，却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吕班的表演堪称杰出，我个人觉得，是这部影片的最大看点。

吕班对这一角色的演绎，由精妙的细节组成。在被捕戏中，李天民穿着睡袍，点燃雪茄，看得出生活优裕，态度安详，一派成功商人模样。侦察队员拿着枪，出现在他门口时，他仍然表现得镇静，如良民蒙冤。当侦察队长在他家搜查武器，他还是镇定如常，只是在几次特写镜头中，才在极短时间内露出阴鸷本色。一次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仿佛全不把搜查当回事；另一次是当民警搜查到某处，他两个眼袋显得十分突出，透露其内心些许不安；再一次是发现民警根本查不着枪支时，再次故作镇静，表情冷漠茫然。公安民警命令他换衣服跟他们走时，他还在装傻，问要到哪里去？还说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只是在换西装时，找不到右边衣袖，才暴露出内心的紧张，但他还是将慌乱掩饰于无形。

第一次审讯，是在他被捕后即进行。李天民继续装良民，说自己是蒋建安，当公安处长问及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李天民时，他说“我没有这么个朋友”，那种表情有刻意的诚恳，让人印象深刻。当公安处长抛出更多有关他的材料时，演员开始了更加精彩的动作神态：先是接连出现几次吞咽唾沫的动作（这是无法控制的下意识紧张的证据），接着是脑门上出现醒目的汗珠（紧张更甚）；更有意思的是，李天民不擦汗珠，而是擦嘴（准备说瞎话了），随即根据对方已知信息，开始编故事，说自己很年轻，想做一番事业，于是离开特务组织，与人合伙到印度去做汽车生意。

在几次审讯中，这一人物的发型和背影都有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准确地泄露了人物的心理信息，参与了人物的形象塑造。在第一次审讯时，他的发型尚能保持，只是发际线稍高；第二次审讯时，光线角度变化，头顶发秃呈现；第三次审讯时，发式又变，蓬乱如鸡窝。发型如此变化，当然有充分的生活依据，被拘留多日，无法也无心整理发型；同时更是人物心理紧张的信息符号，在审讯时故作镇静，在背后一定绞尽脑汁、头痛万分。在影片中，李天民的背影出现过三次——被捕时、第一次审讯后和第三次审讯后——每次背影传达的信息都不一样，第一次是佯装镇静，第二次是顽固坚持，最后一次则是颓败无奈。如果一个演员的背影都有戏，这就充分说明，演员已百分之百地沉浸在角色中。

吕班和张平，分别担任影片的正、反派要角（张平饰演共产党治安处侦察队长），同时兼任影片副导演。张平志在电影表演，无意转行；吕班却有心向导演方向发展，影片的拍摄过程，正是转行实习良机。不难想象，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会抓住机遇，在影片的前期设计和现场拍摄中，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吕梁英雄》（1950）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0本。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编剧：林杉；导演：吕班、伊琳；摄影：高洪涛；演员：李百万、郭允泰、浦克、李景波等。

故事是：吕梁山康家寨地处晋绥根据地边沿，正是日寇蚕食范围，1942年春，更直接受到日寇祸害威胁。上级指示要村民空室清野，起初，并非所有村民都相信，被日寇抢去耕牛，烧了房舍。民兵队长柱子积极工作，但缺乏经验，也没有自信，挫折之后垂头丧气。区长老马动员老区百姓救助康家寨，鼓励柱子组织民兵夺回了耕牛，村民欢欣鼓舞，民兵队伍也随之扩大。日寇再次进犯，被民兵的地雷阵炸得人仰马翻。村里的富户康锡雪，表面上支持民兵，暗地里通敌当汉奸。麦收之后，村民欢庆，日寇第三次进村，在康锡雪的指认下，柱子等民兵干部被俘。区长老马得到消息，乘主力部队围攻县城之机，集合全区民兵攻打水峪镇，救出了柱子和骨干民兵，杀死了日军指挥官松本，活捉了汉奸康锡雪。

1950年1月，吕班奉调进京。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是与伊琳合作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小说原作《吕梁英雄传》，是山西作家写山西抗日故事，吕班是山西人，是老八路，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调吕班做影片导演，是时势之需，也是知人善任，他做过多次电影场记、副导演，熟悉电影的各个环节，多才多艺，好学勤思，且常能别出心裁。将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在小说的情节线索中删繁就简，建立电影的叙事架构。改编者以日寇三次进犯康家寨为主线，讲述村民抗日意识觉醒，民兵队伍不断壮大，抗日英雄成长的经历。影片开头是在奔驰的火车上，由已当上解放军连长的柱子向战友们讲自己的故事，即抗日战争期间，山西吕梁山康家寨民兵抗日保家乡的经历。这一安排颇具匠心，一是向电影观众介绍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背景，让观众迅速入戏；二是亲历者的讲述，比客观叙事更富感染力；三是由当事人回首当年，更能显示故事的权威性：这是胜利者讲述的历史传奇。

这部影片是群戏。当然其中也有突出的人物形象，例如村民张老汉和民兵骨干二娃。影片开头，民兵二娃敲锣通知开会，张老汉忙家事，不愿去；二娃口无遮拦，说：“当汉奸也随你？”张老汉听后非常生气，拉着二娃去找人评理。这一矛盾冲突，紧紧抓住了观众，让观众有明晰印象，自然会关心他们的命运。在后来的故事情节中，这两个人物仍是叙事焦点，他们的行为和个性也都有明显变化，而他们的个性形象也更加凸显。张老汉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自私保守，混沌无知，自从小儿子被日军炸死，民兵又为村民夺回了耕牛，张老汉有了明显变化，从此积极支持民兵，参与抗日保家。最后，为保护民兵和村民，主动将日军引向歧途，并与一日军同归于尽，临终台词虽有概念化痕迹，但他的心理变化和精神升华，基本上符合其性格发展逻辑。民兵二娃是青年农民的典型，个性鲜明，抗日热情丰沛，心智则有待成长。因为夺牛夺枪有功，二娃渐渐有些骄傲自满，以村民的保护者自居，甚至不愿参加劳动，擅自脱离生产，他的行为，让女友翠兰大为不满。在翠兰和柱子夫妇的帮助下，二娃也有积极变化，很快就重归劳武结合正道。二娃热情单纯，质朴憨厚，知错就改，让人喜爱。相比之下，本片的第一主人公，民兵队长柱子的形象，多少有些模糊。虽然在影片中，他是主要角色，特写镜头最多，只见他不断皱眉叹息，闷想沉思，缺少行为，更缺少行为和个性变化，徒有正确言语，而无精彩生动的故事情节支撑，就不易深入人心。

电影是用影像语言讲故事，因而电影导演的工作，不仅要理清故事脉络及其叙事重点，且要指导演员表演，还要指导影像造型和镜头语言。第一次全面执掌导筒的吕班，选择了正确的拍摄策略，即发挥活动影像的记录功能，为叙述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例如影片的第一场大戏，即“康家寨人心不齐，开会都难”，画面上出现村民三两成群的情形，人物的装扮造型土气质朴，生活气息扑面，如年画般憨态可掬。片中人物服饰、生活器具，可视为民俗史、乡村史、生活史的影像档案。随着镜头慢慢拉开，一组组村民或蹲或坐，看似随意的布局中，实有精巧安排。演员赵子岳扮演村民，说：“会，就别开了吧！”此时的表情，更胜过万语千言。可见，影片的镜头语言，不仅有叙述，更有描写，甚至有抒情，其中不乏巧思。例如影片中凡出现民兵放哨画面，镜头全都仰拍，既为写实，更为写意，将站岗的民兵拍摄成吕梁英雄的雕塑。又如，二娃发现翠兰下地，立即追来，两个人隔溪同行，边走边说，如此场面调度，既表现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的亲近，同时表现二人当下的隔阂（二娃不下地劳作，让翠兰很不满意），充满生活情趣，却又留下不小的想象空间。再如，康家寨丰收晚会，既是群戏，又是夜戏，导演精心地安排了联欢村民的位置，前后高低层次分明，观众区和表演区错落有致，氛围重点突出，由摄影师予以准确表达。山村篝火，点亮村民的笑脸，把丰收的喜悦和胜利的信心呈现于银幕；而在篝火光亮的边缘，汉奸康锡雪密谋通敌，沉沉暗夜笼罩静静山峦，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不禁令人担忧。

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影片中作为高潮的打仗段落，精彩程度不够，其中有点做戏的感觉。导演虽亲历过抗日战争，且在拍摄现场用心调度，但在新中国建立初年，中国电影的摄制技术和剪辑经验，尚不足以让战争场面尽如人意。

令人惊喜的是，吕班本人也出现在影片中，他是扮演一个老农，在村民联欢会上演唱山西鼓词。所唱“咱山西是一个好地方”，叙述山西抗战历史，恰是电影叙事主题的自然延伸。吕班的声音略为喑哑，歌唱却情绪饱满，方音恰到好处，声调气韵十足。这段精彩演唱，足以说明，“吕班大鼓”为何在延安极负盛名。最后一段，由山东籍演员郭允泰（二娃）演唱，如酒水相较，浓淡立判。

《吕梁英雄》是当年的热门影片，不仅在国内受观众欢迎，在国外也有影响：《吕梁英雄》和《中华女儿》《白衣战士》等影片，当年曾在印度尼西亚上映，半年内放映两千余场，观众超过一百万。这证明：吕班改行，成绩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