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爸爸，我爱你

肖颖

美国的移民政策正在撕裂家庭，散布恐惧。移民政策许多无证移民家长被迫与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分开。查到自己家，孩子也变得极为敏感焦虑，害怕有一天到自己头上。由于大量的家庭团聚签证申请积压，再相聚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

去年3月一个周五的早上，不到7点半，亚历杭德罗便与妻子玛丽亚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道别，然后赶去上班。他开车还没走多远，在离他家4个街区，接近加利福尼亚州贝克尔斯菲市的地方，他看见两辆毫不起眼的车——一辆白色本田和一辆绿色马自达皮卡在他后面的停车标志牌旁停下。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便衣探员们一涌而下他们的防护衣上印有两个字：“警察”。

亚历杭德罗用手机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心咯噔了一下。随后她说他此前没有犯罪记录，连超速罚单也没有收到过。而且，过去10年来，他每天都开车在这几条路上来来回回，无非就是去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摘摘葡萄、开心果和橙子。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亚历杭德罗的签证早在2006年就已过期，用ICE的话说，他从那时起就成了一名“在逃外侨：必须立即被递解出境，返回墨西哥。现在，他被当场逮捕。

几天以后，他脚踝上戴着脚环监控器，获批回家同妻儿道别。同年春末，他被驱逐出美国。那时，他的大女兒伊莎贝拉还不会说话，二女儿埃斯特法尼娅还没学会走路，妻子玛丽亚也将在这一年冬天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如果他们在本报道中不使用化名的话，就有可能成为被逮捕的对象。

上述家庭的遭遇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前任总统奥巴马要求ICE要把重点放在暴力犯罪及目前的非法跨越边境问题上，而特朗普总统则将打击面进一步扩大。2017年初，特朗普政府向ICE探员、检察官以及移民法官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本国境内的约1100万无证移民全部驱逐出境。“这里面无人能够幸免。”ICE执行总监托马斯.霍曼在去年12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如果你在本国非法逗留，那么我们找的就是你。”

这种新政策导致了新增被捕人数急剧上升。2016年至2017年间，被逮捕的无证移民人数猛增了三分之一。其中被捕的大部分人都是像亚历杭德罗这样没有犯罪前科的。2017年，特朗普总统驱逐出境的无罪者人数是前一年奥巴马政府的两倍多。特朗普的新政策出台之后，政府首先拘留的人里包括一些地区代表、溺爱孩子们的家长以及儿童，例如：圣安东尼奥市一位患有脑瘫的10岁女孩：一位退伍海军家中被当作“顶梁柱”的祖母；还有底特律市的一位男子他从10岁起就住在美国，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这项新政策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在移民群体中散布了巨大的恐慌，这种恐慌并非源于逮捕人数的急剧上升，而是源于围捕的随意性。“如果人人都成为了目标，就没有人是安全的。”路易斯扎亚斯如是说，他是时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史蒂夫.希克斯社会工作学院院长。他列举了一些ICE探员执行任务的案例，被捕的人里有的刚刚递交了绿卡申请，有的刚离开教堂，还有的刚刚把孩子送到学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逮捕的过程随心所欲。”他说道，“我从未见过人们像现在这样感到惧怕。”

或许这就是关键。“说老实话，非法移民就应该害怕被查。”马克克里科里安说道。他是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官，该组织不断呼吁进行严格的移民管控。他表示：“他们没有合法身份，这就违反了法律，为什么不该生活在阴影之下？”移民事务的强硬派表示，该政策已经施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报告显示：2017年，因非法跨越美墨边境而被捕的人降到了46年来的最低点。“这不是巧合。”霍曼说道。

然而，这项新政策不仅影响到本国的非法移民，还把美国社会的很大一片区域搅得天翻地覆，其中包括无证人群所在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家庭，这些人里面有很多都是美国公民。18岁以下的人群中，有超过400万儿童的父母至少有—方为无证移民，还有将近600万人生活在所谓的混合状态的家庭中，与家庭成员——如兄弟姐妹——睡在一间卧室。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是逮捕目标。美国城市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至少有—方）被递解出境。研究表明，有过这种经历的家庭会陷入贫困，其孩子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的几率会更高，甚至还会在校园打架斗殴。

对于玛丽亚和她的女儿们而言，这种恐慌生活才刚刚开始。同亚历杭德罗一样，玛丽亚也是无证移民，而他们的3个女儿则是美国公民。这就意味着孩子们每天都有可能跟她们的母亲分开。“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残酷”玛丽亚一面说，一面用手掌根抹眼泪，“我总是在问，还有什么事情能比现在发生的一切更糟糕呢？”

在玛丽亚和亚历杭德罗的住所附近，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他脸书账号上的更新已经成了这个群体焦虑的真实写照，脸书上每分钟都在更新关于ICE在当地的行踪和按计划将在附近仓库突袭非法移民的传言。“不要去沃尔玛，有人看见附近停了一辆ICE的皮卡车。便衣探员正盯着公园。”在电话采访中，身处墨西哥的亚历杭德罗告诉我，他现在有许多老朋友白天都闭门不出，把必须要办的事放在晚上匆匆处理，因为大家觉得天黑之后探员的行动就不如白天那么频繁了。玛丽亚坐在屋外院子里的一张折叠椅上，她也描述了一种类似的挥之不去的痛苦。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用“害怕（miedo）”这个词，而是用了一个更能表达她内心情绪的词：“恐惧（pavor）”。

这种忧虑正在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有几十个无合法身份的家长选择让他们有美国国籍的孩子放弃诸如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和学校午餐供应制度这样的福利项目，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名字会因此录入政府的数据库。当地的天主教慈善会执行理事特蕾莎.史密斯这样透露：“这些项目对这些家庭来说都能解燃眉之急。这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出的决定。”

同时，移民支持者们的办公室也不堪重负。最近有一次会议，主题为“了解你的权力”：这是专为贝克斯菲尔德市的联合农场工人基金会的非法移民举办的。排队等候进场的人群一直蜿蜒至街角，延伸到街区的另一头。而在洛杉矶人道移民权利联盟（CHIRLA）的等候室内，人们准备了一些海报、手册和工作记录表。这些材料上印有一些建议，告诉非法移民该如何应对以下情况：比如，被要求停车接受检查，工作地点被突袭搜查，以及ICE办案人员造访家中。其中有一张传单，建议育有未成年子女且无合法身份的父母依照列出的清单行事。这样，倘若被逮捕，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其中第3条建议是：准备一封信，一旦被捕，就把法定监护权转交给值得信赖的人。

豪尔赫一马里奥.卡布雷拉是CHIRLA的通讯主管，他表示，这些建议有很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解释说，万一被递解出境，许多父母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或亲人有能力照顾他们的孩子。南佛罗里达州的诺拉·桑迪戈是一位移民支持者，为了提前应对家长被遣返的情况，她已经受理了非法移民父母的约1250名子女的授权委托书。加州奥克斯纳德市的副警长托马斯·麦科伊长期为大量移民服务，他表示，政府已经要求父母给学校方面递交监护说明。“学校教职工把孩子送回家之前，得知道孩子的家在什么地方。”他解释道。

最悲惨的情况则是，父母被逮捕或是被遣返之后，他们的孩子随即成了孤儿。城市研究所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儿童福利院中有约5000名儿童有一方家长被拘留或遭遣返。

一些支持者建議父母们不仅要留下孩子们的监护-人、过敏反应和用药情况等信息，还要有孩子本人的详细信息，例如，孩子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什么？哪首摇篮曲有助于孩子入眠？“如果你的母亲刚刚被遣返了，这时监护人拿一条对你来说有特别意义的毛毯来安慰你，尽管无法让你从绝望的处境中解脱，但还是会有一些作用。”联合农场工人基金会项目总管法蒂玛.埃尔南德斯解释道。该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专为农业工人提供服务。其他的支持者则建议告诉大一些的孩子们，当他们从学校回家后发现家里空无—人时，应该怎么做。

那些对移民政策的执行采取强硬态度的支持者们在看到遣返导致家庭破裂的报道后，有时表现出不屑。“父母可以把孩子一起带回去嘛。”克里科里安说，“没有哪个家庭是不得已而破裂的。”但当具体的案子接踵而来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你看，当事情真的发生了的时候，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我并不愿看到这种场景。”他说道，“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些移民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时候就是因为家长的错误决定才连累了孩子们。如果有父母因停交房贷被赶出去了，那么孩子也没法继续住在房子里了。”

我跟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家长打过交道，他们的情况更为矛盾。萨拉于2001年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她要求本刊切勿暴露她的姓氏，因为害怕被盯上。她的儿子13岁，患有轻度的学习障碍。他戴着眼镜，身材矮小，瘦骨嶙岣的手像鸟爪一样，整个人看起来弱不禁风。萨拉无法想象要把他带回洪都拉斯这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尤其是回到她的家乡圣佩德罗苏拉，这个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她表示，即使她认为自己可以确保他在那里的安全，她也不知道等他们回去之后，他的美国公民的身份是否会让他享受当地的医疗服务和其他福利。

我问了萨拉关于CHIRLA传单上的第3条建议——如果她被捕了'会把谁列为儿子的监护人？她考虑了很久，然后双手合十，似乎是在祷告。我告诉她，我听说有些家庭会把小一些的孩子交给大一些的孩子去照顾。在贝克斯菲尔德，有一个18岁的女孩，她现在就是她9岁的弟弟唯一的监护人。在纽约皇后区，两个处在上大学年龄的兄弟现在也是他们15岁的妹妹仅有的看护人，并且他们的妹妹还患有重度自闭症。“我不知道。”萨拉终于说话了“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办？”

16岁的路易.乌列塔和他的母亲罗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罗莎是一位非法移民，也是一位糕点师，大约在20年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路易则是美国公民，他常在夜晚噩梦连连，梦见罗莎被抓走，然后猛然惊醒，心狂跳不止。他穿着红色网状篮球短裤和条纹衬衣，想竭力表达出自己的忧虑，却只列出了需要母亲陪在身边的种种理由：需要母亲做饭，需要她的鼓励，需要她支付一切开销。“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他轻声说。但接着他提高嗓音，仿佛是要驱散恐惧。他认为他们会很安全，因为他们住在旧金山，这个被称为“移民庇护城市”的地方，当地的法律不会放任ICE逮捕无证移民。我们见面后的几天乃至几周里，ICE就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洛杉矶全境包括一些移民庇护城市实施了一系列突袭行动，抓捕了约400人。3月6日，联邦政府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庇护城市法》提起了诉讼。

几篇近期发表的研究论文指出，害怕失去父母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这些孩子长期处于高强度持续的心理压力之下，其他孩子无需承受这些压力。”扎亚斯说道。他对在美国出生的非法移民的孩子做过研究，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了他的《被遗忘的公民（Forgotten Citizens）》这本书中：“这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发展轨迹以及取得成就的方式。它会对一个孩子的整体神经生物功能造成影响。”

2015年度城市研究所的一项报告发现，在家长被拘留或是遭遣返后，许多孩子都渐渐变得萎靡不振，并表现出了健康恶化和学习成绩下降等迹象。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员在2017年1月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这种痛苦可能以生理形式反应在未出生的婴儿身上。2008年，在爱荷华州的波斯特维尔发生了一次联邦移民突袭事件，该事件之后37周以内出生的拉丁裔婴儿的出生体重比前一年出生的婴儿轻的概率高出24%。扎亚斯表示，所有无合法身份的家长的孩子在性格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过度警觉”。一个8岁的小姑娘不需要看表就能准确地知道母亲去一趟杂货店用了多长时间。“如果她晚回来两分钟，孩子就会很焦虑。”他说道，“就连非常年幼的孩子也极其清楚他们的父母可能一眨眼就会消失。”

这些恐惧并不是附带产生的，而是政策带来的后果。那些拦截亚历杭德罗的探员也只是在美国的法律范围内履行职权。因此，关于他被捕的疑问并不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而在于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利用了资源。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抓捕他这样一位有家室且无犯罪记录的男人，而不是美国其他1100万无证移民中的某一个？

即便ICE倾巢出动，全力搜捕，他们也远远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去针对美国每个非法移民执行移民法。专家估计，美国当局每年大约只能遣返4%的无证移民。因此真正的难题是清楚地列出抓捕的先后顺序，谁排在首位，谁又在其次。理论上，DHS的所有员工，从大街上ICE的警官到移民法庭的检察官都有众所周知的“检控裁量权”即有权决定在何时和是否要执行移民法。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决定却是高层授意的。总统决定了移民政策的具体内容。

奥巴马和乔治·布什政府都承担了这项职责。他们曾指示DHS的成员使用他们的检控裁量权率先驱逐某些违法犯罪团伙。他们也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老年人、在美服兵役或是无犯罪记录的人可以暂缓被付诸法律。

特朗普政府则没有出台类似的特权。2017年1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对“所有可驱逐的外来人口”实施移民法。2017年2月，DHS废除了前任政府颁布的所有特权与限制条例。接着，DHS部长约翰.凯利下达了新的命令该命令打击面迅速扩大，以至于DHS的所有人员都被要求将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作为重点”。这项命令只有一个特例，就是那些符合“儿童入境暂缓驱逐”条例的人群。而现在，保护很小就來到美国的移民的规则也变得充满变数。

“检控裁量权将不会以实施移民法时豁免或包含某一类外来人口的方式来实施。”凯利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政府也恢复了一些在奥巴马时期中止了的法律，其中就包括大家熟知的“附加逮捕”。“附加逮捕”是指ICE警员不仅可以拘留目标人员，同时也能逮捕附近“可驱逐的”任何人。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等移民事务强硬派们，对此改变感到欣喜。他们表示，新政策使美国移民法按照“原稿”实施。但评论家认为，这项政策并没有连续性。国会目前还不能给DHS提供更多的资金或是人力，因此根本不可能执行更多的任务。区别就在于法律针对的是谁。尽管总统频频提到“强奸犯和杀人犯：在2017年最有影响力的转变仍是这一年度ICE警员抓获的无罪人员与前一年相比多了146%。2016年，ICE逮捕的人里有14%的人无犯罪记录。而2017年，有接近26%的人都无犯罪记录。“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谁好抓就抓谁。”圣塔克拉拉大学宪法与移民法教授普拉西潘·古拉瑟卡拉姆说道。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向所有无证移民宣战。专家表明，这项举措瓦解了数十年来在州、联邦以及地方实施的旨在确保移民群体享有相对安全的政策。这种安全反过来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例如，民众不会躲着警察，而是会向警方提供犯罪线索，或是给孩子在政府健康计划项目中报名。特朗普上台后，无证移民个个都是抓捕对象。

就拿阿梅努尔.霍凯来说，他来自孟加拉国，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签证于2005年到期，过去的14年里，他和妻儿一直住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2011年，ICE官员批准了霍凯的暂缓递解出境的申请，要求他定期到ICE登记情况，他遵照执行。当地的消息称，他下一次的登记时间应该在3月。然而，在1月17日，ICE探员在他工作的炸鸡店现身了。他被拘留了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上了一架飞往孟加拉国的飞机。霍凯的妻子罗伊娜.阿克特尔也是无证移民，目前她也正在进行递解诉讼。

古拉瑟卡拉姆说，这种决策创造了一种“法律似乎可以随时施行的文化”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它带来的后果就是阻止新移民前往美国，同时迫使现有的移民离开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遣返的移民变少了，主要是因为企图跨越边境的人数减少了。

一个机构的发言人丹妮尔贝内在给本刊的声明中说：“威胁国家安全者、移民逃犯和非法再入境者依旧是遣返的首要目标。”该机构已经表态，称他们不会“过分地干扰移民家长的家长权和未成年孩子的合法监护人的权利”。ICE在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同样宣称其在本年度逮捕的92%的人都是罪犯。他们对于“罪犯”一词的定义包含有民事违法行为的人，例如接受停车检查（非查酒驾性质）的人，以及那些只犯下与移民相关罪行的人。

全美各个群体里的无证移民都在忙着应对政府的新政策。玛丽亚如今独自照顾着3个美国籍的孩子时常感到孤立无援。她可以把孩子带回她享有公民权的国家，但在那里，她的孩子却没有任何权利。或者，她也可以继续待在美国，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由于她待在美国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她在迈向合法之路的过程中就显得举步维艰。特朗普用了如“锚孩子”和“锁链式移民”之类的词来描述许多家庭是如何把自己的亲属带入这个国家的，但事实并非如传言那样。佛罗伦萨移民和难民权利项目法律总监劳拉圣约翰说道：“这些都只是不实之谈。”

圣约翰表示，要等到玛丽亚最大的孩子满21岁的时候，她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才能向DHS申请给予她合法地位，而那将是在2036年。圣约翰解释道，同属玛丽亚这种情况的人需要得到一张联邦豁免签证，这个过程通常长达10年，还可能需要她回到墨西哥等待结果。玛丽亚的哥哥是一位美国公民，他同样可以为她申请，但那也很可能需要玛丽亚返回墨西哥，而且等待的时间会更长。美国国务院的签证积压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处理1997年11月15日申请者为其墨西哥亲戚递交的签证申请。“对实施移民法的人来说，‘锚孩子之类的说辞听上去太荒谬了。”旧金山移民法律资源中心的律师埃琳·奎因说道，“的确没有什么法律机制能保障像玛丽亚这样的人，让他们能合法地出入境。这样的机制从来没有过。”

目前，玛丽亚将继续待在美国，像丈夫一样摘摘葡萄，照顾她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但每当她想到孩子的父亲不在身旁，她要独自—人把她们拉扯大，她便忍不住潸然泪下。她说：“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最残酷的。”每天亚历杭德罗都会通过Facetime这款手机软件与家人视频通话，这时两岁半的伊莎贝拉总会兴奋异常。“是爸爸吗？”她问道，同时伸手去拿玛丽亚的苹果手机。往南一千英里之外的墨西哥索诺拉，亚历杭德罗的脸正紧紧地贴在手机屏幕上。“爸爸！”伊莎贝拉兴奋地大声叫道，“我爱你！”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