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商的“合伙股份制”

张润梅

[提要] 明清时期的陕商作为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商帮之一，他们的经商广度以及深度在明初到清末的五六百年时间里不断扩展，这与他们采取的“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从明清时期陕商的“合伙股份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切入，结合例证对陕商“合伙股份制”的资本运作方式和管理经营模式进行探析。

关键词：陕西商人；合伙股份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民族13个王朝的国都所在。陕西以其雄踞关陇高原而鸟瞰关东，关东有事可顺渭、黄直流而下，以控扼中原、江南，因此有“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黄土埋皇上”之说。陕商亦称秦商，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成为中国古代十大商帮发展历史最长的商帮。明清时期陕商再次崛起，他们经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这既有政治因素，也与陕西商人采取的“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有密切的关联。

一、明清陕商“合伙股份制”的成因

（一）政治因素。明朝时期陕西地处边陲重地，明政府不得不驻大量军队于此，人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来巩固边防，抵御外来侵扰，陕商把握住中央政府在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历史机遇，以西北川贵蒙藏为主，输茶于拢西，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迅速在中国中西部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中崛起，并在明清时期商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活动主体。

（二）资金因素。明清陕西商人从事的食盐、茶叶、棉布、水烟等大宗食品和贸易，每单生意的耗资都十分巨大。如《四川官运盐案类编》中记载川盐贩运“必于各厂设号购盐，又复沿江设号雇船拨运，前盐未销即须赶运后盐，后盐未到又须赶购后盐，随销随将可售银两寄厂，辘轳周转以资接济，在厂在途在岸各占一副资本，有三万之金始能行一万金之盐”。如松江文献记载：“前期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同时由于陕商涉远行商，跨越西北到西南，周转时间和资本占用时间长。如茶商“康熙四十四年之引，于四十五年秋冬，方能运茶到边地”，淮盐贩运“株守累月，盘缠罄尽”，“四五年不能周转还乡”。期间从事贸易的陕西商人多为中小商人，单个个体的资金量十分有限，不得不设法动员家庭、姻亲、故友乃至乡邻的多方资金，这便是明清陕西商人以“合伙”经营为主的原因所在。

（三）人力资源因素。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急剧增加，民生日用品需求量大，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产品各不相同，这就形成了南北商品大规模对流态势。经营这种民生日用品，面广量大，又得实行购、运、销一条龙经营，单靠过去的家庭式经营已难以适应企业规模发展的需求，商号不得不实行对外雇佣相应的人力。为适应这种商业的巨大变革，解决资金以及人力等诸多困难，特别是如何解决人力资源能长期稳定地与商号共同发展的难题，陕西商人借鉴之前的合伙制，结合自身实际及地域特点大胆创新，走出一条独特的具有陕商特色的“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

二、陕商“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方式

合伙股份制的资本运作方式首先要解决的是合伙方各自的利益问题。这就需要一种产权明晰、相互制衡、相互信任的运作机制，以便从物质利益上调动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合伙人的投资经营收益。

明清时期陕商合伙股份制的资本运作方式是以“万金账”为主要模式，这在当时来说是一套比较完善的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即投资人按股份比例投入资金，并将每个投资人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契约的形式予以确认，当时称之为“万金账”，“万金”即“富至巨万”的寓意。万金账是一份载明投资人的股份数、分红方法及认债的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大多数是纸心布皮，装帧精美，一般存放在字号的专柜中。分红叫“破账”，一般是两年到三年一次按约定比例分割盈利，如果生意做赔了，那么所有股东等于白忙一场，并要如数退还之前领取的支出，出资人共同承担盈亏风险。当时的股份合伙制是无限责任，投资人以自己投入字号的资本及全部家产为商号债务担保。明代许多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陕西字号是合伙股份制的雏形，到清代进一步趋于完善。这种以万金账形式表现出来的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个进步。

明清时期陕商的字号、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资本合伙制运作模式。如清代在龙驹寨专做棉布过载生意的著名商号“德盛新”，同治十一年由李瑞林、张凌宵、李克昌三人“合伙各出资本银四百两共一千二百两，在龙驹寨开设德盛新过载行生理，领有牙帖，立有合同资本账簿（即万金账）。原议瑞林掌管行事，凌宵、克昌帮同经理……从开行起至光绪六年三人同面算账八次，共得红利一万一千数百两……除支用外，各加本銀，瑞林加足三千两，凌宵加足二千五百两，议定每本一千两准食银分一分，彼此协允……自十二年起至二十五年止，中或二年一账或三四年一账，每获利一万数千两或九千余两不等，系三家到面结账，按股分清”。

这种通过“万金账”实行的资金合伙制方式，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细小资金集中到字号企业，扩大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有力克服了陕商创业初期资本短缺问题，并以契约形式规定了投资人的权利与责任，大大提高了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

三、明清陕商“合伙股份制”典型的经营管理模式

明清时期，陕西的贸易商足迹遍布中西部，且投资领域广、商品种类繁多，多数商家一家经营数类品种，如渭南孝义赵家是“茶、布、木、当”四业兼营，泾阳的王、姚、刘、于四个家族亦是“盐、茶、布、皮”联营，这种跨行业多品种经营模式，单靠一家投资难以承担。另一方面，当时的贸易活动往往需要跋涉千里、耗时长久、往返运货，投资者不得不寻求合适的、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来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由此陕商创造性地产生了“东西制”委托经营管理模式。

所谓“东西制”，东是财东即投资者；西是指专业经营的掌柜。财东只负责商号的重大决策问题，而掌柜负责商号日常经营的具体事务。这种经营模式下，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由于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主要从事大宗涉远贸易，购销分离、远途跋涉、耗时长久、通讯不便，财东对掌柜的控制和监督往往鞭长莫及。为了克服这种财东责任无限经营有限与掌柜责任有限经营无限的矛盾，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充分调动掌柜和其他伙计的积极性，许多陕商采取了“记名开股”的办法，给对商号有贡献的掌柜在企业占有一定的股份，享受与股东同样的权利，叫“订生意”，这些被记名开股的掌柜变成了商号的股东，对企业经营风险负有财产连带责任，商号经营的好坏就与经营者有了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被称为“领东掌柜”或“带肚子掌柜”。在这种体制下，掌柜的利益与出资者的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掌柜工作的积极性。商号的红利在掌柜记名开股后即分为“银”、“人”两个部分，银即东方，人即西方，并提前约定分成比例，一般是银六人四，也有五五分成。人方的比例再按各个记名掌柜的责任大小和在商号中的地位分割为不同的比例。

这种人资合伙的管理模式，有详细的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各负其责，二柜以上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与企业经营捆绑起来“积银钱至数千两存于号内者，升为掌柜”。而且将高层管理人员的绩效与利益挂钩，“掌柜积有劳积，许回坐号休养，照常分红”，这就促使掌柜从一开始进入商号工作就能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来努力工作，才得保享晚年。有的商号还约定掌柜故后可退本亦可任其子弟继承，免去了掌柜的后顾之忧。当然经营管理模式也存在缺点，由于记名开股为股东赠与的股份，一方面容易形成掌柜对财东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掌柜为多分红又常会夸大利润，以资充盈，出现奸伙欺东的现象。

陕西商人在四川开的协兴隆盐号是“东西制”的一个典范。商号的经营业务由掌柜说了算，由于陕西掌柜掌管经营大权与东家利益休戚相关，故“物质待遇处处优厚，分红上掌柜占大股子，其他丘二（企业职工）依工资多少分摊。薪水上掌柜月一百两银子”，“掌柜的一切应酬以及他雇佣的抬轿子大班，都由号上开支。掌柜应酬时穿戴的衣服、帽子也由号上提供”。而协兴隆的陕西掌柜很注意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伙计的工作积极性，除工资外尚有“奖红制度”，每年从盈利中提取二至三成存总号作为红利，三年累积一年分摊。因此协兴隆生意兴隆异常，盐仓每年存盐不下300万斤，利润成倍增长。像“协兴隆”这样的盐店、盐号在四川很多，基本上都是陕西人经营或者实行的是陕帮的经营模式。正是陕西商人为川盐贩运带来了一整套符合川盐运销实际的开放性经营模式，才带来了川盐行销川、黔、滇、楚各地二百余年的繁荣。

在这种经营管理模式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财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只对企业的大政方针、分红比例、人才遴选等重大决策性的事件通过股东大会作出决定。这种宏观上的监督把握与微观上的自主经营充分结合，从根本上保证了商号的约束机制与发展动力，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唤醒了企业内部的活力，是当代企业管理“两权分离、独立经营”原则的体现，对当时的商业和生产力发展產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新型经营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也存在着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这种经营体制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着更为明晰的产权，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内部权力均衡机制，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和不完善阻碍了产权效率的发挥，以致影响到商号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是最终导致陕商在清末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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