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视域下的高等外语教育研究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及大调整中，文化在主权国家的综合实力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艰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作为现代文明传播者，要基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及教育实践的开展要基于外语学习的取向、制度、模式并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文化安全 文化认同 外语教育

【Abstract】In the era of major development，major changes and major adjustments， culture has a special role i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As the conveyer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based on security maintenance. Therefore， the formul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teaching practice aim at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culture security； culture identit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基金項目】本研究得到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国际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顶层设计略研究》（SGH13192）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23-0109-02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迈入了全面国际化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二是学者及学生的国际流动；三是国家间的技术援助与项目合作。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一方面拓宽了本国学习者的专业视野，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有所不同而使本国文化面临安全保障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如何建立一流的外国语大学及一流的外语学科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国学大师张岱年指出：“经济趋于全球化，但各个民族必须保持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立性”[1]。文化全球化，而非文化一体化，要保持不同文化的并立并存，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动态平衡，同时要维护外语输入国的语言文化安全。

一﹑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安全及高等外语教育政策

“认同”具有多维度。基于心理学角度，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文化认同是个体或群体界定自我、区分他者、增强彼此同一感的群体标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2]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文化认同对于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语言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承载着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

相对于国家硬实力，文化安全是软实力资源①，学界对其定义不一，总的来说包括广义及狭义的概念界定[3]。广义的国家文化安全指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等免受内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及颠覆，从而保障主权国家享有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与国家政治、经济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系统，且在群众中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狭义的国家文化安全则是指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文化要素不受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及扭曲，以保证主权国家在国内外享有合法性认同。狭义的定义相对内容单薄，不够充分。学界普遍认可并使用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广义定义。

外语教育层面上的文化安全体现为文化的双向性，不同文化间平等的交流与互动，旨在共同发展[4]。在我国外语教育实践中，充分学习外域先进文化成果，同时要避免我国外语教育体系被西方教育体系所同化或解构，维护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和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双向”的桥梁作用。不仅是“师夷长技”，舶来文化，更重要的是维护并发扬本国文化特长，基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立场开展外语教育活动。纵观各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其在维护母国文化安全方面特点鲜明。在美国的外语教育体系中，并未将个别外语“独树一帜”，而是各门外语“百花齐放”。美国的外语政策及立法体现“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5]，其近几十年每项教育政策的推出无不旨在确保其在各领域的霸主地位、国家安全。加拿大毗邻美国，饱受美国的文化冲击，其政府自建国以来就坚持多元文化原则，尊重境内文化共存并立法予以保护[6]。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政策经历了同化阶段、融合阶段及多元发展阶段，是成功的语言政策实施范例，引起国际语言学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7]；二战后德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为确保州际间的学生流动、促进德语推广以及维护德国国际声望而进行政策制定[8]。日本在外语引入和教育中，显示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日本对于外语的学习策略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9]。日本外语政策的演变见证了其不断在国际社会寻找定位、探索自身发展的历史。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建国初期俄语教学的独领风骚，改革开放后， 英语教育成为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主导力量。进入21世纪，对于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的过分强调，使外语学习过热，对我国传统语言文化及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随后我国外语教育进入了重新定位阶段。反思外语教育政策，保障国家利益进入研究和实践领域。

二﹑我国高等外语教育现状

（一）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及政策制定

尽管外语作为交流工具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外语教育是人才培养的路径，是拥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的。世界各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都具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导向。以美国为例，自2004年始，美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语言项目计划[10]。

外语教育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遵循其内在发展规律。然而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并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外语教育政策的颁布主要以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书为表现形式，而非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明确，受功利价值左右，具有显著的“外生性”特征。基于外生性、工具性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势必会使外语教育事业迷失方向，缺乏逻辑性。同时由于没有部门对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外语教育的长期规划也有所缺失。从而使得我国外语教育在维护国家软实力方面的角色及功能定位不清。此外，我国学界对文化认同的研究开展较晚外语教育呈现出以西方强势话语权国家向弱势话语国家文化的单向传递态势，忽略了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坚守，从而背离了人文教育精神。部分外语学习者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毫无觉察，向往西方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背弃自身的文化认同。外语课程设置无视语言知识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间的内在联系，致使外语课程存在全盘照搬西方语言文化教育范式的导向。外语教材内容的选择更是西方话语垄断，缺少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作品。

文化安全在外语教育中体现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坚持维护和发扬我国的语言文化，以实现捍卫我国民族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的目标。然而现行外语教育实践中在上述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然突出，不容忽视。首先是本民族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弱化问题。尽管部分高校设置了中西文化比较类课程，但在教学实践中对“目标语”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母国语言文化，我国传统文化输出的“失语”现象普遍存在。事实上，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的母语思维及学习经验的“迁移”是外语习得的主要方式，母语文化灌输对实现外语教学目标不无裨益。

（二）外语教育仍然处于优势地位

据英国文化委员会预测，到2020年，我国英语学习者将达10亿，这意味着届时我国英语习得者的总数将超过全世界的英语为母语者。正如“语言是征服精神的武器”[11]，对于外语教育的过度重视势必削弱对我国语言文化教育的地位，从而降低民族认同感，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外语生态失衡现象仍然突出。外语语种单一化，非通用语种发展不足。

三﹑高等外语教育安全保障路径

明确外语教育的目标及价值取向。外语教育旨在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其政策的制定必须确定外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减少外语教育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冲击。

（一）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及强化。

文化自觉不仅指文化主体对其起源、历程及未来有充分的了解，更是对人类命运的理性审视。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此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它化”[12]。外语教育要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本质，文化自觉应成为外语教育主体意识的出发点及主要目标。另外，构建文化自尊之路，树立多元文化共存并协调发展的开放式大教育观。建立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意识。

在课程安排上，增加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在教学目标设定上，增强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培养其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外语教师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坚守文化前沿，保有文化使命感。“与国际接轨”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精髓的同时不能受制于西方范式，客观认识西方价值观。高校外语教育不仅传授语言知识，更是广泛涉及多学科领域，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使命感及人文精神。教师在此过程中所展现的精神风貌、职业素养会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产生影响。

（二）促进多元文化的双向交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2004年国际大学协会等四机构共同起草的《分享优质的跨国界高等教育》关注的内容之一即为在高等教育中保持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创新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及外语教育的终极目标，主要涵盖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教育政策制定及实践主体应在教育结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及手段、课程开发及教材选择等方面探索外语教育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创新功能。另外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民族语言文化的推介，比如“孔子学院。”但如何使孔子学院成为我国语言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文化符号”应该予以深入挖掘。

（三）培养受教育者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真实性、价值取向等拥有个人判断，是个体进行自主建构和价值引导的重要环节。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消除当前外语教育中重工具性轻思想性的弊端，避免学生对西方文化殖民的盲从，批判性的吸收外国文化，强调文化平等意识，从而捍卫我国语言文化安全[13][14]。对于教学实践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是教师切忌局限于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而应注意训练学生归纳总结、比较分析等思维能力，倡导开放式、讨论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理性对待外国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观点，去伪存真。另外，教师要充分利用外语课堂，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外语经典作品，关注国际热点及中外关系。

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外语教学在实现语言及文化目标的同时，更应着眼宏大的政治、经济目标，在外语教育中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不仅是满足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更是提高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

注：

①软实力（soft power）：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度及国际机构的参与度等，是一种影响他国按本国意愿做事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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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彭龙.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J].中国高等教育， 2017（7）：16-19.

作者简介：

贾宁，1979年2月生，陕西西安人，博士，讲师，研究专长：应用语言学、高等教育政策、非传统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