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2018-07-18 07:41:28 读者2018年15期

杨书源

2018年5月14日上午10时40分,原国家登山队队员夏伯渝成功从珠穆朗玛峰南坡登顶,成为中国双腿截肢者登顶珠峰的第一人。

这一刻,距离他首攀珠峰,已过去43年。1975年,夏伯渝作为国家登山队的一员攀登珠峰,在遭遇暴风雪后下撤的途中,将睡袋借给藏族队友,自己的双腿因冻伤被截肢。

此后,一位穿戴假肢的人,开始了和这座世界最高峰的不懈角力——他坚持训练直至残肢受损,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截肢手术;他5次向珠峰进发,前4次均因自然原因被迫下撤。

媒体蜂拥而至,期待一位征服者的英雄形象。

“其实我一路感受最多的是恐惧。”夏伯渝只是微笑,说,“多亏我这次赶上了好天气。”

荣耀登顶

一位截肢者,当真是靠自己登顶珠峰的?

夏伯渝一行4人,除了他与摄像师,另两位为夏尔巴人向导。他们属于珠峰南坡在今年的登山季迎来的第一批攀登者,距离今年搭建登山绳索的夏尔巴人先头部队,只相差了6个小时。

“云里面是一座座的小山头,我们一路爬,一路看着太阳从身边一侧渐渐升起来了。”夏伯渝对沿途风景的描绘实在平淡。

即将登顶,最后的10多米,一起攀爬的其他团队的登山者都在为他让路。他记得,其他人缓慢离开登山的唯一绳索,辟出一条窄窄的通道。这短短的10多米,一路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掌声。

他登顶之后最先做的,也是他记忆最深的,是通过珠峰大本营的电话连线,给远在北京的妻子打电话。“我终于登上了珠峰的顶峰,实现了41年的梦想!”他在对讲机里喊得响亮,事后才发觉,一激动把数字说错了,应该是43年,不是41年。

停留在海拔5360米处珠峰大本营的人们听到了夏伯渝一行人登顶成功的消息,开始持续敲击锅碗瓢盆以示庆祝——这是夏尔巴人对每一个登上珠峰的生命的礼赞。

回忆这些时,夏伯渝正坐在北京市海淀区家中的轮椅上,冻伤后缠着纱布的两侧脸颊还在流脓,缠着绷带的手指有好几处冻伤发黑的地方。他把两次截肢之后剩余的半截小腿,轻轻往茶几上一靠,假肢就倚在墙角。

一路之痛

“我看到他在脱下假肢检查的那一刻表情复杂。是上,还是下?勇气裹胁着恐惧共同存在。”全程跟拍的摄像师卢华杰,亲眼见证了夏伯渝攀登中的迟疑时刻。

他的镜头常常对准老夏的双腿。离开珠峰大本营后不久,夏伯渝的假肢就歪了,肌肉和假肢的摩擦处起了血泡。而为了防止血栓复发,他一直在服用可以溶解血栓的药。也就是说,血泡一旦破裂,他很可能因失血过多而发生不测。

对双腿截肢者而言,其实下山比登山更艰险。

夏伯渝准备了两段白胶布,随时准备用捆绑残肢的办法,强迫残肢进入假肢套内。但由于小腿残肢当时已严重充血肿胀,他无法在下山路上将其固定进假肢内。“残肢和假肢的连接方式,变成一个上下移动的活塞。”一路之痛,难以想象。

他的假肢常常深陷冰雪的裂缝里,只能靠向导把裂缝挖得大一点,使假肢可以缓慢拔出。

“一旦假肢彻底从脚上脱落,我就会冻死在那里。没有人帮得上忙。”从珠峰顶到海拔7790米的C2营地之间的距离,就连直升机也不能停靠,徒步是上山下山的唯一方式。

其他登山者走一个小时的路,他动辄就需三四个小时。徒步下撤到C2的最后一段路,夏尔巴向导提示夏伯渝——只剩10分钟的路程,可夏伯渝走了整整3个小时……

没有“如果”

在大本营敲击锅碗瓢盆的人群中,有夏伯渝的儿子夏登平。这是他第一次亲临父亲攀爬珠峰的现场。

1984年,夏伯渝的儿子出生。夏伯渝坚持要在孩子的名字里用上“登”字。夏伯渝的妻子特地為孩子撰文并画了一本十几页的连环画《登山的人》,讲述夏伯渝的登山故事。只不过,她用了一种克制收敛的方式。在夏登平的印象里,母亲要传递的观念是登山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夏登平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当软件开发工程师,体能很好的他并未从事运动行业。

或许是命运使然。1974年,体力、耐力超群的夏伯渝被国家登山队的免费体检吸引,机缘巧合,从青海省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培训班被选入登山队。

“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登上珠峰次数最多的国家的纪录!”夏伯渝至今记得登山队的这句口号。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决定选派100多名运动员第二次向珠峰发起挑战,夏伯渝也在其中。他记得当时作为第二突击队的队员,还承担了运输科学考察仪器和摄像的任务。

作为先锋部队,夏伯渝一行9人遭遇暴风雪。一位藏族队员因为体力不支,弄丢了睡袋,体力保存尚好的夏伯渝决定在晚上睡觉时让出睡袋。没想到,在次日一整天的攀登之后,夏伯渝的双脚被彻底冻伤,截肢成为唯一的选择。

夏伯渝记得,截肢后,他在病房里看电视时看见了队友登顶的消息,心情复杂。

1975年的登顶之后,队友们纷纷回到家乡,渐渐失去联系,也很少听说有人再次登顶的消息。但对夏伯渝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如果当时和他们一起到达顶峰,我就不会再爬了。”夏伯渝极其坦率地道出两种假设,“如果提前知道会截肢,我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简单”梦想

在公众面前,夏伯渝很少提起自己接受第二次截肢手术的往事。

1975年,做第一次截肢手术时,他没有选择最安全彻底的截肢部位。“我是运动员,肯定希望能保留的肢体部分越多越好。”当时的截肢部位,被确定在脚面和部分脚趾处。

然而,由于他之后仍长时间坚持高强度赛事训练,双脚受损日益严重,直至1994年,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术,截肢位置大约在小腿一半的地方。而在两次手术中间,他又经历了无数次磨骨手术……

夏伯渝在首次截肢后进了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从事文职。几乎同时,他进入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队,篮球、乒乓球、铁人三项、攀岩……几乎把所有体育项目摸了个遍。

夏伯渝直言:“我的梦想很简单——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面对仍心心念念要登顶珠峰的老大哥,面对当时可怜的假肢制作条件,众人只能以沉默应对。

“我做第二次手术是为了能更好地继续运动……”夏伯渝说到这里,停住了。

2006年,新西兰登山家马克·英格利斯成为世界上首位登顶珠峰的双腿截肢人士。夏伯渝得知后赶紧发去邮件,迫切地询问:“假肢无法为身体提供感官知觉,该用什么办法体会攀登时的各种危险?如果登到山顶,假肢忽然失灵了怎么办?”

这位新西兰的登山者给夏伯渝回复了邮件,答案却是无解。

五次攀登

“一切都结束了!”卢华杰听到夏伯渝疲倦地说了这句话。

对夏伯渝而言,2018年他第5次尝试攀登珠峰或许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4月初,当他到达珠峰大本营时,夏伯渝曾对一同前来的朋友柯庆峰说:“爬了那么多次珠峰,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体冷。”

柯庆峰正在拍摄以夏伯渝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并担任制片人。身为企业经营者的柯庆峰从未涉足过纪录片领域,认识夏伯渝七八年后觉得,这或许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想拍的人。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到珠峰大本营,需要寻找志愿者。夏伯渝报名了。面对阔别已久的那座山,他说自己“回来了”。他甚至在那一刻产生错觉——顶峰,从大本营望去,仿佛近在咫尺。

2011年,首届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年逾六旬的夏伯渝参赛,成为年龄最大的选手,并獲得速度和难度的两块金牌。

2012年,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无论是目前自己穿戴假肢的技术,还是攀登珠峰的时机,均已成熟。2014年,他再度攀登,因为雪崩不得不中途下撤;2015年的攀登季,到达珠峰大本营后却遭遇尼泊尔大地震。“我差一点儿在大地震里遇难。当时我就在帐篷里,一大块冰山塌陷,几乎所有的帐篷都倒了,唯独我的帐篷没有倒……”

2016年,是他距离顶峰最近的一次,仅剩下94米,但他决定下撤。“暴风雪太大,如果是我一个人,或许就上去了。但还有5位给我带路的夏尔巴小伙子,我还是放弃了。”

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下撤。回到北京后,夏伯渝的双腿,由于经常在极寒天气下从事极限运动而患上了严重的血栓,被医生下了禁令:永远不准再进行极限运动。

他在最初的那几个月反复告诉儿子:“我再也不想爬了,太累了……”

那一年,出于登山爱好而原本愿意全额资助夏伯渝登顶的企业家,也缩小了资助额度。夏伯渝只得拿出20多万元的积蓄。精力、财力,正在一点点被这座山耗尽。但出院后的夏伯渝,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上次不能登顶是天气的原因,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他反复告诉自己。

今年的这次出发,得到了柯庆峰从财力到人力的全面支持。临行前几个月,夏伯渝每天清晨4点起床锻炼,每天保证至少5个小时的运动量。

3月31日出发当日,他向家里人交代了一番:自己买了什么保险,什么时候该缴水电费,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摆放在哪儿……

“我心里就那么一座山。”他的话,与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留下的一句名言颇为相似——“因为,山在那里。”

(远 山摘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18年6月7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