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的制度路径研究

董向芸 蒋晓涵

从宏观意义的融合制度框架到中观意义的多元融合路径，不同时期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宏观结构和发展的设计给社会融合制度发展提供了启发，对制度的研究是社会融合政策具体制定、实施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基础。

从宏观意义的融合制度框架到中观意义的多远融合路径，最后形成相应的各种具体制度实施的实践。社会融合的制度路径，可以从不同时期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宏观结构和发展的设计中得到启发。

在宏观层面，马克思对于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社会融合的高度概括。这种的社会融合状态可以描述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实现的过程需要经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并且需要以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建设过程。同理，无产阶级在取得专政权之后，需要经历相应的步骤才能达到高度融合的程度：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处于社会转变时期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社会冲突的各种矛盾，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对立的根源；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的基本发展形态；三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高级形态，达到共产共有共同劳动，实现社会全领域的融合。在这里，马克思所提供的社会融合的制度路径是以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来实现的，其制度建设则是以经济领域的生产所有制变革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社会各领域的制度构建，从而达成社会融合目标。该论述不仅为社会融合提供了具有严密逻辑推理的目标设定，而且为社会融合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宏观指导。

在中观层面，迪尔凯姆把现代社会秩序产生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集体意识的失效和社會规范的丧失，因此，其社会融合的达成就以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重建为主要路径。现代社会中的法人团体或是类似于法人团体，其组织意识和职业规范都有着极强的约束作用，有利于社会能够根据各种团体和群体的特性来调节和规范社会秩序。在法人团体之上，国家作为具有政治强制力量的组织形式，不仅可以通过整体层次上的规范来调节社会秩序，而且还可以监督和节制各类法人团体的行为，从而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和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因此，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在个人、法人团体和国家之间建构出互动体系：国家借助于法人团体的中介力量来管理和约束个人，同时实施对法人团体的监督和制约，以保障法人团体正确行使权利；个人从法人团体那里获得最直接的生活和工作支持，同时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对自己自由和独立的保障，避免个人正当权益受到法人团体侵犯；法人团体对上接受国家的管理与指导，按照国家的引导实施对个人的管理和道德生活的引导，并且从国家那里获得资源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协作与合作的局部管理与协作合作。最后，通过三者之间这种相互辅助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形成集体意识和道德约束，消除现代社会所以面临的冲突和矛盾。而这个制度路径，尤其突出了法人团体作为社会融合的中坚力量，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所体现的重要作用，使马克思的宏观结构建设在中观制度层面上得到具体发展。

帕森斯对于社会整合的路径分析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思想一脉相承。他将社会整合定义为社会均衡发展的状态，认为社会系统实现适应、目标实现、整合和维模四项功能方面的协调，就能实现系统的和谐发展。个人受到系统不同部分功能的规范而形成相应的角色承担和文化整合，社会系统整体依靠于法律、规范、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的制度安排，来形成对于不同部分功能的设定。整合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功能协调而实现资源的交流，并推动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和结构变迁。与迪尔凯姆所提出的法人团体的中介作用相类似，帕森斯提出社会整合的路径有二：一是通过法律和社会规范来避免整个社会系统和系统部分受到外来因素影响；二是通过正式制度和传统习惯规范约束人们的行动选择，使其能够从属于社会主流价值。帕森斯的社会融合制度路径设计在中观层面上更加突出了制度的作用，同时还延伸到了意识和行动领域。

洛克伍德对于社会整合理论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整合和系统融合两个社会融合考察维度，从内外两种视角来衡量社会整合程度，对应着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种方法。不管对象是任何的一种社会群体，企业、机构、组织或是家庭，都可以衡量它作为整体性的秩序状态，即静态的共场性整合或是动态的时序性逻辑，在这里，社会整合是作为关系性条件而出现，系统性整合则是作为制度逻辑的连续性条件出现的，为社会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动静结合的综合性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用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分法的考查框架来分析实际社会发展进程，认为现实世界被协调系统的机制侵入是导致社会矛盾频发的主因。由于各种沟通的媒介殖民了生活世界，人的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社会融合最主要的路径是要重建生活世界，包括：通过合理的沟通，实现生活世界中不同制度领域之间的交流，实现个人交往的合理化；关注生活世界在构建时的结构合理化；通过建立法律的平台实现民主商谈与社会合理化。与此相应，吉登斯试图用实际的交互性来消除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应用对立，相应的社会融合制度设计则侧重于，微观的在场互动与跨越时空的影响延伸能够形成交互影响，从而实现对于社会融合发展路径分析中的制度与行为方法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