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人物设置的“1+3”模式

高美娇

摘要：“1+3”模式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人物设置的常见模式之一，由《西湖三塔记》初见雏形，自西游故事定型，并在众多章回小说中广泛应用。这一模式既是三重化情节理论的发展，又反映了文学创作观念上的人物转向，同时也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章回小说；人物设置；三重化；小说创作

人物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人物设置为情节的展开和主题的揭示服务。受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影响，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自产生之初就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在历代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特有的“1+3”人物设置模式。

“1+3”模式下的小说通常在设置人物时从一个基础人物出发，分别塑造与之性格相近、相反和将二者折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并由此展开故事情节。这种手法在《西湖三塔记》中初见雏形，由西游故事定型，并在众多章回小说中广泛运用。究其原因，这种模式既受到中国古代贵“三”传统的影响，也是小说创作技法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转变的产物。

一、中国古代小说和“三”的渊源

（一）中国古代的贵“三”意识

中国自古便有贵“三”的传统。一方面，“三”作为指称万物的代词，被冠上了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例如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另一方面，“三”也与儒家“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思想有关，被认为是处世规范的界限，《礼记》言“卜筮不过三”，大抵如此。

（二）从口传传统到三重化模式

小说创作层面的“三”最初来自于世代累积的成书方式和箭垛式的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传统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文学的口传阶段，同一个人物往往被与多个故事联系起来。这些故事有些情节走向大致相同，可以进行合并、转化和重组。例如诸葛亮作为智斗故事的常见主角之一，民间对他的诸种神化传说最终形成了罗贯中《三国演义》里令人拍案叫绝的“三气周瑜”。

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了“三重化”模式的概念，认为“三重化既可以作为点缀性的单个细节，也可以作为单个的功能项、成对的功能项、成组的功能项以及整个回合。重复可以或者是同等的，或者重复是递增性的，或者两次是负面的结果，一次是正面的。”这是较早的比较系统的关于小说情节结构安排的理论分析，他所提出的这种三重化结构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非常普遍，如“刘玄德三顾茅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

从口传箭垛的历代积累，到三重化模式的有意安排，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在情节架构技法上日趋成熟，这固然离不开小说家的探索，也与受众的阅读需求有关，并开启了小说人物设置模式的序幕。

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1+3”人物设置模式的确立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人物设置模式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人物出场完全为叙事服务到人物在文本中开始具备独立价值，唐及唐以前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了一种创作观念上的人物转向新趋势。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人物和情节的关系进一步变化，“1+3”人物设置模式逐渐确立。

（一）准备：文学创作观念的人物转向

先秦诸子和史传文学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奠定了基调。《春秋》时着重叙事、人物介绍较为简略的创作理念在《史记》中得到了更新。不满足于“一字寓褒贬”，《史记》往往不吝篇幅，采用互见法描写人物多个侧面，例如刘邦形象就经历了从《高祖本纪》中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到其他本纪列传中贪财好色、心怀猜忌、残忍自私的丰满，人物形象从叙事中立体起来，并更好地为叙事服务。

到了魏晋南北朝，清谈和品评的风尚逐渐流行，志人类叙事作品走上文学舞台。《世说新语》即旨在通过人物言行展现品格风貌，甚至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物，还分成了三卷三十六门。在这一时期，人物形象在创作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自唐传奇“有意为小说”始，无论是文字篇幅的扩充，还是作家意识的提高，都使得文学创作开始更加着重描摹人物。这种重视预示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逐渐走出单方面让人物为叙事服务的套路。在此以后的创作实践中，“人物”这一要素在文学作品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对情节展开方式产生影响。

（二）过渡：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

“三重化”模式影响创作和人物要素得到重视的直接结果是人物设置也开始向“三”发展。如果说西游故事中孙悟空与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大仙斗法是典型的“三重化”情节模式，三妖的人物设置完全服从于情节要求，那么《西湖三塔记》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湖三妖的设置不是平行的，而是性格和功能各异，这可以看作“1+3”模式的雏形。在由《西湖三塔记》敷衍而成的《白蛇传》中，许仙与白蛇结为夫妻，故事从白蛇、青蛇和法海的纠葛曼衍开来，更加佐证了《西湖三塔记》从头到尾都不是单纯的“三重化”。

（三）定型：西游故事

“1+3”人物设置模式体现了人物要素对情节发展的作用，其中基础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被削弱，往往只在部分情节中出现，或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小说的“重头戏”大多是由其他三个人物推进。这一模式的定型最直接体现在西游故事的演进中。

西游故事的原型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至北宋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故事框架在元代定型，最迟在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中出现沙、猪两个完整形象。在以唐僧取经为缘起的故事中，主要人物是与唐僧性格相反具有斗争精神的孙悟空、性格相近任劳任怨的沙和尚，以及介于二者之间既憨厚老实，又耽于物欲的猪八戒。在同题材的其他杂剧传奇和《西游记》及其衍生小说中，唐僧不再是故事的第一主角，取而代之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处于故事的中心，推动一个又一个情节的发展。

（四）实践：其他章回小说中的“1+3”模式

“1+3”人物设置模式将小说情节从“一人矛盾的三次重复”升级为“三个性格侧面的交锋”，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情节，因而被作为一种新的创作理论被明清小说家们广泛使用。

《红楼梦》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两个绝代女子，除此之外以史湘云最为出彩。湘云身世与黛玉相仿，但为人更为豁达；也有宝钗的经世头脑，却不拘泥于世故。湘云的性格是黛玉和宝钗的折中，钗黛湘三人在整部小说中占据很大篇幅，而男主人公贾宝玉更多时候是作为“诸艳之贯”，穿插在故事各部分之间。

《金瓶梅》也是如此，尽管讲述的是西门庆家族的兴衰变迁，主角却始终是以潘金莲、庞春梅和李瓶儿为首的女性。其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形象最为接近，表现为纵欲无度的荒唐。与潘金莲相反，李瓶儿在生子后更多地渴望回归家庭，甚至表现出温和娴雅、屈就隐忍的一面。相比之下，庞春梅生性聪慧谑浪，追求物欲的同时也显示出宽宥的一面，因为性格与李瓶儿和潘金莲都有相通之处，在三者中是最为独特的存在。

至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超越了刘关张三人，在故事中更为出彩，显然与世代累积的三国故事底本有关，但在人物设置和创作角度上也应该算作“1+3”模式的变体。

三、“1+3”人物设置模式对小说创作的启示

“1+3”模式人物设置不仅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得以广泛应用，也为其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的范本。一方面，三个性格互相关聯却不尽相同的人物设置作为对“高大全”形象的分化，有利于将人物之间的内在矛盾与人情人性的关系网联系起来，增强了小说植根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将“1+3”人物往往与“三重化”情节综合使用，使得小说跌宕起伏，富于变化。

参考文献：

[1]代树芳.元杂剧“三重化”叙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6.

[2]杜贵晨.“三而一成”与中国叙事艺术述论[J].南都学坛，2012，32（01）：50-62.

[3]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J].齐鲁学刊，1997（05）：9-14.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