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农村地区信息技术普及工作中互联网思维的应用
——以广西为例

李 凯 林 芝 黄 馨 杨玉君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互联网+哪个行业，都能为其带来新动力。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唐珂认为，信息服务差距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体现[1]。要使农村居民受益于“互联网+”行动，必须竭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目前全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成绩喜人，97%以上乡镇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92%乡镇已通宽带，但农村居民缺乏信息素养、信息通信技术使用能力低[2],[3]。当务之急是提升农村居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中国农业部宣布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提升农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力[4]。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在部分农村地区试行了信息通信技术普及试验项目（下文简称“试验项目”），向农村居民提供免费信息技术课程，希望以此实现提升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能力的目标。该项目试行以来，试点地区居民踊跃参与，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本研究首先希望了解：促进农村居民参与信息通讯技术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被置于互联网影响下，互联网不仅是人们认识外在世界的重要渠道，个人的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都深受互联网的影响。互联网的独有特性与人类社会实践相融合，催生了互联网思维[5]，互联网思维也自然成为践行“互联网+”的核心元素。本研究认为，互联网思维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平等、开放、互动、合作”的特点。

互联网思维为诸多行业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它能否为农村的信息技术普及工作带来积极影响，目前仍缺乏实践证据。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间的沟通方式单一、固化，受教育者难以主动地、充分地表达个人想法。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试验项目”工作中常体现出了“平等、开放、互动、合作”的互联网思维。本研究基于“试验项目”，进一步研究如下问题：互联网思维能否促进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的开展？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研究综述

（一）农村信息通讯技术普及工作分析

目前中国城乡间信息技术使用差距主要表现在“享用机会”、“有效利用”的差别[6]。农村居民对信息技术认知度低、使用意识薄弱、使用层次低等问题，是在农村普及信息技术的主要障碍[7],[8]。政府前一段工作重心在解决“没有网络，没有设备”的问题，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农村居民“会上网、懂应用”[9]。

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地政府做过许多尝试。如甘肃地区地方政府主导的“金塔模式”、企业主导的古浪县“黄羊川模式”以及大部分地区普遍采取的如陕西镇巴县的自由发展模式[10]。湖北边远地区学校实施农村远程教育模式[11]。广东农村地区采取了开设信息通信技术培训班向农村居民传授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技能，同时培训农村信息员的模式[12]。但这些方式均未获得广泛推广，我们仍在不断探索新的模式。广西教育厅相关人员调研发现，农村居民学习信息通信技术的需求十分强烈。基于此，自2011年起，广西教育厅选取部分农村地区为试点，依托原识字文化扫盲工作系统，尝试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免费信息通信技术培训项目。据介绍，将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与文字扫盲教育体系结合的农村信息技术推广模式在国内属首创。调查发现，相比过去一些地区的农村信息技术推广工作，广西的“试验项目”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互联网思维：

（1）围绕农村居民现实需求组织教学内容。试验项目每个试点的基层管理及组织者在每期开班前会先开展调研，了解农民目前的学习需求，最需要什么，最想学什么，试验项目课程就会结合居民现实需要及自身办学条件，制定课程内容。

（2）着眼于农村居民参与学习是否便利的问题选择培训点。在试验项目教学点的选择上，一方面尽量从原文字扫盲教学点中挑选教学及管理资源相对更完备的教学点。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对原有教学点的环境也比较熟悉，更有利于居民参与学习。

（3）试验项目基于原文字扫盲工作体系，有现成的教学管理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丰富的农村地区教育工作经验，开展试验项目也更得心应手。在资金投入方面，除前期需要购置计算机设备、安装互联网线路以外，基本无更大经费投入。有效利用原有资源，解决了新的问题，满足了农村居民新的需求。

（二）研究模型选择

Venkatesh提出UTAUT模型，实践证明该模型可用于分析用户对信息技术的学习行为，采用UTAUT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参与互联网普及教育的影响因素具有可行性。[13]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在农村居民参与实验项目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采用UTAUT模型，含：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行为意愿、促成因素、使用行为六个变量，各变量又分别包含了不同的测量项。

（二）变量含义、各变量间关系及研究假设

1.绩效期望与行为意愿

绩效期望，指个体相信采纳行为能使其在工作上获得更好表现的期望度[14]，包含五个测量项：认知有用指农村居民对学习信息技术，可以给提高自身工作、生产、学习能力的认知；外在动机指农村居民对学习信息技术能提升工作、生产、学习绩效的认知；工作适配指采纳行为对加强个人工作绩效的程度；相对优势指掌握信息技术后农村居民能够提高自身工作、生产、学习能力的程度；成果期望指居民对参与信息技术学习的收获的期望。

居民对参与学习后能够实现学习、工作、生产绩效提升的期望越高，其参与意愿就越强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绩效期望对行为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2.努力期望与行为意愿

努力期望指居民对是否容易获得参与互联网应用技术学习的入学资格、自己是否能够听得懂讲授的内容，所学知识是否难以掌握，是否难以运用到现实中等[15]。努力期望包含3个测量项：复杂性，指事物难以理解或掌握的程度，越复杂的东西，人们对其的兴趣和采纳意愿越低，复杂性是影响信息技术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扩散重要因素[16]；易用，指个体对在生活中运用所学信息技术知识的难易程度；易用认知，指个体感觉新事物易用的程度。如果个体认为采纳新事物的过程是简单易懂、易学习、易操作的，这种感知会增加个体的采纳意愿。调查还发现，是否容易获得学习的机会？课程讲授的知识技术是否通俗易懂？能否将所学技术运用于生活中？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努力期望会对行为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3.社会影响与行为意愿

社会影响指对个体采纳新事物产生影响的社会情景因素，主要包含3个测量项：社会因素，本研究指个体基于受到意见领袖建议、受群体压力影响的从众以及倾向，而参与信息技术学习[17]；主观规范指个体会受社会环境影响，尤其是那些个体认为非常重要的社会成员，这些人的意见会影响其采纳意愿[18]，类似影响在农民群体信息技术采纳中同样存在[19]，[20]；映像指个体认为参与学习能提高自己社会声望时，会增强其行动意愿[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学员受的社会影响会正向影响其参与学习的行为意愿。

4.行为意愿与采纳行为

行为意愿是个体潜在想法，采纳行为是具体行动。个体的行为意愿会触发采纳行为[2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学员的行为意愿会正向影响产生采纳行为。

5.促成因素与采纳行为

促成因素指组织和技术结构能支持新事物使用的程度，它们会直接影响个体采纳行为[23]，包括：行为控制认知指个体对现有组织、技术、环境能够支持新事物的信任程度越高，越能够直接激发采纳行为；促成条件，本研究指当地的信息通信设施使用便利情况；兼容性指新事物与自身价值观、需求、经验一致性的程度[2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促进因素会正向影响学员的采纳行为。

综上所述可得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四、 研究方法

（一）变量定义

本研究设有三个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变量：含男性、女性两个值；职业变量含：教师、学生、农民、政府公务员、村干、其它，6个内容。年龄：根据参与学习学员的年龄情况，划分为：50岁以上、49岁至40岁、39岁至30岁、29岁至20岁、19岁至10岁、十岁以下，共六个年龄段，见（表1）。研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题项测量。

表1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形式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参与信息技术学习的主要因素及其中作用机制，模型使用最小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三）数据收集

1.样本选择

本研究在开展授课任务的234个工作点中随机抽取23个点的学员开展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2份，收回有效问卷438分,有效回收率72.7%。满足主成分形式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的要求[25]。

2.描述统计

研究使用SPSS 23进行人口特征分析，结果如下：

性别：男性201人，占45.9%。女性237人，占54.1%。

年龄：40岁至49岁的人数最多占31.7%，10—19岁人群占23.7%，30—39岁人群分别占和23.5%。这三个年龄段群体是主要参与计算机技术学习的群体。

职业：农民44.7%，为主要群体；其次是在校学生24.7%；教师13%；村干10.7%；农村基层公务员5.9%。

表2

五、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martPLS 3.2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分析。

（一）数据检验

根据主成分形式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要求,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检验信度，聚合效度检验参考均方差（AVE）、组合信度（CR）、因子载荷[26]，见（表3），区别效度参考HTMT值[27]，见（表4），由此可知各项参数指标均符合模型构建标准。

表3

表4

（二）模型验证及假设检验

本研究中 BI = 0.397，PE，EE，SI对BI的解释度达39.7%；AB = 0.446，BI，FC对AB的解释度达到44.6%，解释力良好[28]，见（图2）。

图2

模型Bootstrapping处理结果显示，假设H1，H3，H4，H5得到验证（P<0.001），假设H2得到验证（P<0.01），见（表5）。

变量关系 影响0.337 5.071 0.000 H1 接受EE→BI系数 T P 假设 假设检验PE→BI→AB 0.329 5.090 0.000 H4 接受FC→AB 0.404 6.193 0.000 H5 接受0.279 3.937 0.000 H3 接受BI 0.128 2.781 0.006 H2 接受SI→BI

六、 结果讨论

研究构建了农村居民信息通信技术普及试验项目采纳模型，清楚呈现出农村居民参与信息通信技术学习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最终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一）对行为意图影响因素的分析

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努力期望对农村居民参与意愿能够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验证。其中绩效期望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影响次之。

绩效期望对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村居民参与信息技术学习的主要动力在于，学习信息技术是否可以给自身的学习、工作、生产绩效带来提升。试验项目中的互联网思维运用就体现在以满足农村居民现实需求为开设信息通信技术培训课程内容设置的导向。这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契合是促进农村居民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学习的重要动力。

社会影响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农村居民参加信息通信技术学习的意愿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社会中的主流意见、身边的意见领袖和家人，都能够对农村居民的学习意愿产生影响。

（二）对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

模型验证了行为意向和促成因素对居民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行为意向对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通过影响居民行为意愿，能够激励居民参与实验项目的学习；同时还说明了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努力期望3个变量能通过影响行为意向，间接影响居民的参与行动，而且这种影响也有着显著效果。

促成因素对农村居民的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和相关组织对互联网应用技术普及项目的支持程度越高，相关服务越完善，就越能激发居民参与学习互联网技术的热情。从对调查点的走访来看，地方政府和试点学校对试验项目十分支持，各试点均配备了专门的教室和设备，以及专职教员、设备管理员。不少乡镇政府都有划拨专项资金补助试验项目工作，一些地区还为参与学习的居民提供奖励。从模型结果来看，促进因素对学员的参与行为影响最为显著，这也验证了以人为本，以满足农村居民需求为本，以服务农村居民为本的互联网思维，对农村信息通信技术普及工作的重要促进作用和重要意义。

七、研究启示

（一）运用互联网思维激活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

实践显示，将互联网思维运用于当前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中，是激发农村居民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学习的重要力量，这同时也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契合点。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中的互联网思维运用，体现在以满足农民居民现实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方式，具体体现在围绕农民居民现实需求开展和制定农村地区信息技术普及教育工作，其核心就是以满足农村居民当前需求为导向灵活设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内容，同时将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加入到信息技术普及工作的未来规划设计中。

（二）秉持“以人为本”理念，提供完备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的配套服务

虽然如今农村的教育资源现状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但根据目前情况并不是每一个乡镇都能够向当地居民提供一个相对完备的信息技术普及工作的配套服务设施，这里的配套服务包括：优良的师资，完备的教育设施配套，适宜的教学环境，负责任的后勤服务。因此，前期的硬件资源和师资的筹备是重要的一步。秉持“以人为本”理念构建完备农村信息技术普及工作的配套服务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教学配套服务建构，应围绕服务农村居民学习为中心，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便利、温馨的学习及服务氛围；另一方面，在保证教学服务质量的同时，可以考虑合理利用已有的软硬件资源，尽量避免诸如重复建设、过度建设等方面的浪费。

（三）做好宣传推广，帮助农村居民树立健康的信息技术观

根据模型结果显现，开展宣传推广工作能够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接纳，激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信息技术学习。与此同时，在实地调研中可以看到，在农村地区居民们对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这类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但同时大家也抱有一定疑虑甚至质疑。缺乏正确的引导将会成为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和普及的障碍。同时，信息技术能够成为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但使用不当也可能形成负面影响。因此，在农村推广信息技术应用技能时应辅以媒介素养课程，以引导农村居民的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