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杨宪华， 刘海燕

(1.商洛学院 健康管理学院，商洛 726000；2.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职业决策效能感逐渐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青睐，成为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职业决策效能感(career decision-making efficacy)研究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2000年以后开始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职业决策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完成择业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1]，研究表明，职业决策效能感受到情绪、人格等因素的影响。Gloria、Hird等(1999)研究发现，特质焦虑对职业决策效能感有显著影响，焦虑较高的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水平较低。赵延昇等(2015)基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主动性人格和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对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求职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内在的主动性人格与外在的社会资本均在求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提倡大学生应内外兼修。随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入，揭示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于提高大学生职业指导与职业决策水平、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乐观作为其中的核心概念不仅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是乐观最重要的内容之一。Scheier等人(1985)从人格属性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气质性乐观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对未来好结果的总体期望[2]，目前这一定义已成为研究者普遍认同和使用的概念。研究发现，气质性乐观具有相当稳定性，乐观的人相信好事情比坏事情更有可能发生。气质性乐观与情绪类型存在密切关系。秦红芳等(2011)对情绪在中日大学生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间中介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具有相关性，且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二者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张姝玥等(2008)在气质性乐观和适应能力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气质性乐观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成就。就乐观的作用机制来说，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应对策略上，并证明了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张淑华等(2009)检验了失业压力下个体的应对策略在其乐观-悲观倾向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乐观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少使用逃避应对，从而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业情绪逐渐成为国内外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学习情绪是学业情绪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它是指与学生学习活动或学习结果直接相关的情绪[3]。例如，学生不仅可能会在学习活动中感到愉快，也可能因为对老师或同学的一时不满而感到愤怒；不仅为自己出色地完成了学习内容而自豪，也会因为自己遇到的尴尬而羞愧；不仅会对自己的学习充满希望，有时也会对自己的将来感到绝望。目前，研究者通常以效价(valence)为标准，将学习情绪分为积极学习情绪与消极学习情绪两类，并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Pekrun等已有研究表明，学习情绪对学生学习的参与、能力与成就的提高、健康的保持及个体成长产生重要的作用[4]。此外，学习情绪对职业决策具有一定影响。梅敏君等(2009)通过实验研究考察了情绪对职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情绪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加工能力。

鉴于气质性乐观、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关系的已有研究不多，有关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的作用还不确定，本研究选择大学生为被试对3个问题进行考察：(1)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状况如何？(2)学习情绪、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3)学习情绪能否调节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如果能，那么这种调节作用的方向如何？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两所高校420名大学生，有效被试405名。其中，男生150人，女生255人；城镇学生105人，农村学生300人；文科生235人，理工科学生170人；大一学生141人，大二学生139人，大三学生125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职业决策效能感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Efficacy Scale, CDSES)

采用张进辅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量表[5]，该量表共20个项目，包括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如“清楚自己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是什么”)、自我概念效能感(如“选择一个理想的职业，我知道自己愿意和不愿意放弃什么”)、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如“选择职业时，我能够得到朋友、同学的支持与帮助”)、匹配效能感(如“我能够选择一个与自己兴趣相适合的职业或工作”)、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如“我了解某些职业的基本情况，并且对其发展前景有一定的认识”)5个维度，每个维度4个条目。施测时采用5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计1分，完全符合计5分。

1.2.2 学习情绪量表(Learning Emotions Scale, LES)

采用Pekrun编制的大学生学习情绪量表，由杨宪华2011年修订完成[6]，中文修订版由两类8种情绪组成，共60个项目。其中，积极学习情绪包括愉快(8个条目，如“学习进展顺利时，我感到精神振奋”)、自豪(8个条目，如“学习时，我为自己有很好的学习能力而自豪”)和希望(6个条目，如“学习前，我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学习内容”)，消极学习情绪包括厌倦(7个条目，如“学习前，由于厌倦，我没有了学习的欲望”)、愤怒(7个条目，如“学习使我生气时，真想将学习资料扔出窗外”)、绝望(7个条目，如“学习前，缺乏学习的信心使我筋疲力尽”)、焦虑(7个条目，如“学习前我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不想开始学习”)和羞愧(10个条目，如“学习时,我为自己不如其他同学擅长学习而羞愧”)。施测时采用5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计1分，完全符合计5分。研究发现，该量表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7]。

1.2.3 气质性乐观量表(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R)

采用Scheier等人编制(1994)的生活定性测验，用来评价以个人未来期望为特点的人格特质。量表共6个项目(如“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施测时采用5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计1分，完全符合计5分。使用时先将2、4、5题反向计分，然后计算总分。分数越高说明乐观水平越高，得分越低表示越悲观。研究发现，该量表信度良好。

1.3 研究程序、数据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以上问卷设计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主试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施测时以班为单位统一进行施测，当场回收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SPSS17.0对有效数据进行录入、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职业决策效能感的总体状况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平均值为17.852，这说明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较好。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概念效能感(3.931±0.610)、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3.692±0.611)、匹配效能感(3.524±0.642)、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3.443±0.672)、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3.282±0.791)。为了进一步研究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各维度发展状况，对五个维度进行配对组平均值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之间差异显著(t>2.35,p<0.05)。这说明职业决策效能感内容结构发展不够平衡。

2.2 气质性乐观、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2.2.1 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与气质性乐观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01)，且相关程度较强(相关系数在0.208～0.332之间)。

表1 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分析(r)

注: *代表在0.05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1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2.2.2 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相关分析(r)

表2结果表明，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与学习情绪均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且相关程度较强(总体相关系数在-0.134～0.406之间)。其中，消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134～-0.272之间)，积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呈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258～0.406之间)。

2.2.3 职业决策效能感对气质性乐观的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职业决策效能感对气质性乐观的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3结果可知，职业决策效能感对气质性乐观的回归系数显著(p<0.001)。通过计算准偏相关回归系数的平方(即sr2，反映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率，Tabachnick & Fidell，2007)发现，气质性乐观对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独特解释率较高(sr2=0.118)，表明气质性乐观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决策效能感。

2.3 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为考察学习情绪是否能够调节气质性乐观和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参考温忠麟等人(2005)有关调节效应的做法，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即变量观测值减去其均值)以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如表4所示。

表4 学习情绪对气质性乐观和职业决策效能感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4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第二步回归方程中，消极学习情绪和积极学习情绪对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均显著(p<0.05)。其中，消极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中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p<0.01)，而积极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p<0.05)。

3 讨论

3.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状况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较好。这一总体水平是与我国社会的发展及高校职业教育程度相关的，这也说明，虽然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在客观上日益严峻，但在主观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决策还是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的。此外，本研究也发现，职业决策效能感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并且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之间差异明显，这说明职业决策效能感结构发展还不够平衡。此外，本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自我评价并能够获取较多的社会支持，而在收集有效的职业信息、设置合理目标或进行科学的自我规划方面水平较低。这说明，职业指导应加强职业信息收集教育，帮助学生设置合理的目标并进行科学的规划，以提升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能力。

3.2 气质性乐观、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与气质性乐观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表明，职业决策效能感与气质性乐观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与近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课题“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关系”的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8]，他们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决定的，一方面气质性乐观具有主动性人格特征，而另一方面主动性人格特征又通常表现为气质性乐观造成的。

其次，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与学习情绪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消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呈负相关性，积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总分及5个维度目标设置与自我规划效能感、自我概念效能感、社会支持获取效能感、匹配效能感、职业信息收集效能感呈正相关性。这说明，职业决策效能感与学习情绪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消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呈负相关性，积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呈正相关性。并且，与消极学习情绪相比，积极学习情绪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相关程度更高。这与已有研究部分结果相似。史琼等(2012)对高校毕业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就业焦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就业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9]。宗金莎等(2014)对希望特质、自尊与职业决策效能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希望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0]。此外，赵维燕等(2015)考察了大学生情绪智力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研究显示大学生情绪智力对职业决策效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

本研究也发现，气质性乐观对职业决策效能感的独特解释率较高，气质性乐观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决策效能感，这说明，气质性乐观有利于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感的提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张月等(2014)对425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乐观/悲观偏差研究显示，职业决策困难程度高的学生,乐观/悲观偏差也倾向于更高[12]。这也验证了Scheier早期关于气质性乐观的单因素模型结构的观点，即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这一特质是单维的双极(乐观-悲观)连续谱，乐观的人相信好事情比坏事情更有可能发生。研究提示大学生职业指导应重视乐观性气质在职业决策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3.3 学习情绪在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为考察学习情绪是否能够调节气质性乐观和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论积极学习情绪还是消极学习情绪，对气质性乐观与职业决策效能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均显著，其中消极学习情绪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而积极学习情绪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这表明，不仅大学生自身的气质性乐观特质影响职业决策效能感，而且学习情绪也是重要的调节变量，影响着大学生进行职业决策。这进一步说明，对于大学生来讲，学习情绪短期内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从长远来看对职业决策也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提示要加强学习情绪的研究与应用，高校职业指导应重视学习情绪在职业决策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学习情绪对职业决策效能感的作用可能不是线性的，它的影响可能具有复杂性。这一复杂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支持。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决策效能感不仅受人格特质(乐观性乐观)的影响，也受到学业情绪(学习情绪)的影响。学习情绪在人格与职业决策之间承担着重要的心理调节作用。因此，在开展大学生职业指导与教育时，一方面应该积极培养大学生乐观的积极心理品质，创设条件、营造氛围，使大学生形成并发展气质性乐观品质，进而提高职业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入情绪心理学的理念和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关注、探索并培养大学生积极学习情绪，减少消极学习情绪或不良学习情绪的影响，学会觉察和调控学习情绪，以提高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