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格尔生态思想及其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赵睿夫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活跃的流派之一。作为其主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详实地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成因并力图形成对策。他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直接肇因，必须以“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驱除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现象，并通过分散化、去官僚化等政治经济手段，构建“稳态的社会主义”以应对生态危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步入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呼吁更为联动、综合的生态建设理论。在此背景下，阿格尔的生态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球视角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借鉴。

[关键词]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异化消费

本·阿格尔（Ben Agger）生于1952年，现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其主要代表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等。阿格尔承续了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的现实观照，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引入现代社会，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植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重新认识。他认为，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已经从“经济危机”逐步转向“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物的经济的困境”已经转向“人的自然的困境”。正如阿格尔所言：“应当认为，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主要是劳资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危机的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①阿格尔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思考生态危机的成因，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包括：第一，异化的理论和对异化的批判；第二，深深植根于内在矛盾的制度的理论；第三，危机的理论和过渡的战略。”②在这种从政治经济切入生态危机的方法论指导下，阿格尔开始关注当代社会中由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异化消费”问题。他视异化消费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并设想以其“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解除消费异化③。阿格尔视异化消费问题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对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④在对异化消费详细分析的基础上，阿格尔提出了其社会构建理论，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力图改变阶层压制、权力集中、官僚本位的社会现状，构建社会主义体制；另一方面推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新型技术体制”理论，转向集约型、有节制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这种“稳态”社会的构思为现代社会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使得控制异化消费、减少生态破坏成为可能。

阿格尔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生态—消费—社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脉络，详实地阐述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原因与解决路径，为中国的生态建设提供了更多启示。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①。在此宏观背景下，关注、探讨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一、异化消费及其应对：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异化消费”（Consumption Alienation）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本人虽然未明确的使用过异化消费一词，但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两本著作中对劳动异化问题和商品拜物教的阐释，已经从实质上揭示了消费行为异化的可能性。马克思曾言：“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者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②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使得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不再能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的需求，迫使主体与他体、与劳动、与产品决裂，人们越劳动，就越产生虚妄的空无感，从而只能将需求转嫁于“动物机能”的生存活动，劳动者的衣食住行成为了奢求。这种欲望的压抑与对物质的狂热，为消费的异化埋下了伏笔。

实质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异化消费问题尚未彻底暴露，马克思本人虽预感到了劳动异化对主体的压抑，却未能作出进一步的预见。到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大资本家与投机者不断试图寻找更广阔的产品宣泄渠道，各色宣传广告、商业媒体、奢侈品文化纷纷涌现，消费领域的异化问题开始日益明晰。霍克海默（M. Mar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 W. Adorno）、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威廉·莱斯等学者纷纷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主体失序”问题，并批判技术理性与商业文明对主体精神的剥蚀。

作为20世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构建者，阿格尔明确地将消费问题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力图从现代社会的消费异化开始分析生态危机的肇因。他强调：“我们的论证立足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即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对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的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③

在阿格尔看来，异化劳动所带来的对人的天性的束缚与压抑，以及工业资本畸形集中导致的过度生产与商业倾销，是构成现代社会异化消费的主要原因。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资本家从鲜明的代言人形象转向幕后，市场经济的冲力让阶级差异变得相对不清，资本流得以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间快速流转。与威廉·莱斯相类似，阿格尔将生态问题视为现代生产模式下最严峻的社会危机形式，在资源浪费与盲目生产不断扩张的今天，阿格尔关注消费问题的理论路径无疑是具有预见性的。

与马克思的隐性表达、威廉·莱斯的迂回论证、鲍德里亚的审美解读不同，阿格尔直接、清晰地界定了“异化消费”概念：“正如我们所说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①阿格尔将异化消费视为一种与需求不相适应、与主体真实状态相分离的现象，其本质是劳动主体对日常生活的抗拒与对资源占有的渴望。异化消费将人与商品间的关系复杂化，物的崇拜被延续到新的历史时期，肇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倾销思路在现代社会中复现。

除异化劳动外，现代社会的商业狂热与销售媒体的泛滥也是导致异化消费的重要原因。消费者购买商品已经不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所形成的所谓需求。甚至消费也已经不再指向具体而实体性的物的消耗，而是演变成甚至抽象成一种符号②。鲍德里亚曾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利润与‘生产化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企业主的层面上），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面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值所要求的东西。”③与鲍德里亚的看法类似，阿格尔同样强调“销售崇拜”的现代社会问题。在近乎疯狂的销售文化的刺激下，消费大有成为受动行为之趋势，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费似乎成为了一种“经济游戏”。富人们在资本的诱惑下肆意纵情，穷人们也将消费视作生而为人的理所应当的“自由”。正如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强调的“颠倒了的序列”，异化消费过程不仅是资源、自然、经济的全面危机，更是对主体尊严的倒转式的亵渎。

为应对“异化消费”对生态、资源、主体的冲击，阿格尔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dialectics with broken expectations）：“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的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④与反技术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与反经济理性的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不同，阿格尔的思路并不在于反对某种主体意识，而强调通过设置变量“唤醒”主体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应当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节制（即所谓“生态命令”）促使主体产生危机意识，从而回归到自然的消费状态，以自然的、节制的消费理性代替异化的、狂热的消费欲望。依阿格尔之见，只有在社会主体感知到商品生产并非预想的那般接近无限时，异化消费的心理要素才能被真正攘除，从而回到阿格尔所预期的“简朴与知足”的生活境界。

在阿格尔看来，生态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政治与经济的问题，即人的问题。阿格尔不仅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批判思维，同时也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生态危机的解决需要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构建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完善政治制度的最佳导向。“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品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①在此基础上，阿格尔提出了“稳态理论”，为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的解决作出了具体的理论铺设。

二、稳态社会：社会主义与新型技术体制

要阐述阿格尔的社会构建理论，就必须首先明晰“稳态”这一概念。“稳态”最早由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提出。从经济学范畴上讲，稳态的本质是一种控制变量，即存量的满足、流量的最小化、服務的最大化。不可否认，戴利的理论为阿格尔的生态经济观提供了某种范式，但阿格尔的社会理论较之戴利的纯经济理论包含了更多层次的内容。阿格尔的“稳态”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构建分散化、去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狂热”的权力集中模式与官僚制结构，排除大资产阶级垄断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干预，塑造民主、自由、集约的社会氛围，以实现自然环境的稳定；第二，强调运用舒马赫的“新型技术体制”，发展“适宜的技术”，避免因过快生产带来的消费异化，构建适应生态的社会经济模式。概括地说，阿格尔的稳态思想试图从政治、经济两个维度构建“稳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以此摆脱生态危机。

在政治权力问题上，阿格尔力主马克思所倡导的“工人管理”，反对旧的资产阶级管理秩序。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崩溃，资源攫取与泛科技化的最终根源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委员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官僚制下，生产、法律、科研的大权都被森严的科层等级束封，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连人们自身的异化危机尚无法解除，遑论应对生态危机。阿格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他反对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渐进主义论调，而力图建立明确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他所言：“并不是说，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生态社会主义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天真的、唯心主义的方案：这种制度会在强大的公司权力面前动摇。”②在阿格尔看来，真正的稳态绝非是畏惧变革的“第三条道路”，而在于彻底地扭转危机，实现生态与社会的真正和谐。

基于坚定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阿格尔对韦伯的官僚制（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之一）作出了两重批驳：“第一，认为等级制，即从上到下进行支配为工业生产所必需，这一点并不令人信服；第二，不同意官僚主义形式常常赖以为前提的劳动高度的破碎化。”③在阿格尔看来，官僚制度是资本扩张的守夜人，为资产阶级大公司牢牢控制社会与自然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而这种保障是建立在消耗自然、压抑个人、收缩权力、垄断生产的基础上的。为应对这种权力积弊，阿格尔主张沿着“分散化”“非官僚化”的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制度。“更确切地说，沿着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方向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其结果不仅仅可以解决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改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④

在其稳态理论的经济维度上，阿格尔十分推崇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新型技术体制”。阿格尔曾多次引用舒马赫代表作《小的是美好的》中的见解，并将这种发展“适宜的技术”的经济理论视作转向稳态社会的重要理念。舒马赫的经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他抗拒以机器取代人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将经济建立在“思想、道德、纪律”的基础之上，强调人的感受性与主体精神。在这种人本主义的指导下，舒马赫的“新型技术体制”侧重于控制集中生产的规模，试图建立精而小的生产单位，从规模、产量、机器等变量切入，改变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商品化与对人的物化的局面。归纳总结之，舒马赫的具体主张如下：第一，完善作为经济基础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具有独立性与理性精神的劳动者；第二，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土地、技术、资金的区域集中，尤其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第三，打破冗杂僵化的权力等级制度，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新型企业单位；第四，发展“中间技术”，构建畅通的经济合作渠道，减少技术对人的压抑与对物的消耗；第五，促进工人自治与群众管理，提升经济组织的民众参与度，等等。实际上，新型技术体制力求建立的是一种“理性技术”而非“技术理性”的社会，这种社会状态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批评的“技术理性”不同，是强调有节制的、有限度的发展商业文明与科学技术。节制生产的小而精的经济模式无疑是生态友好的，因为：一方面，资源集中与生产集约使得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攫夺与消耗放缓，小规模的技术组织不再以纯粹的商业利润为目标，转而追求生产最原初的“需求”层面的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对人的关注使得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人们放弃对物与机器的依赖，转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异化消费的心理根源也得到矫正。与阿格尔“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类似，新型技术体制也具有这个层面的意义，分散化、自治化的生产单位无疑将戳破工业生产力近乎无限的神话，使得人类的危机意识不再被资本主义的假象所蒙蔽，商业社会与自然的敌对关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和谐共生的总体关系，生态危机亦将逐步消解。

总体而言，舒马赫的“新型技术体制”是高度人性化、集约型的经济模式，虽然由于种种技术性问题未能取得实践上的卓越成果，但其人本关照的内核与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仍能为今天的生态经济学提供理论参照。针对舒马赫的理论，阿格尔表示：“我们想‘借用舒马赫关于新型技术体制的见解，并把它用于我们所主张的技术和生态的激进理论中。”①这种“借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在他看来，舒马赫的理论仍有所局限，未能透视到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要素，因此，必须将舒马赫的理论“激进化”，将新型技术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创造性，此即为阿格尔稳态社会理论的政治与经济两个层次的结构合理性之所在。

阿格尔从政治、经济两个层面构建的稳态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以分散化的小规模经济体制与去官僚化的民主权力体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阿格尔的设想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在生态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关联密切的今天，我们仍应深彻分析其中可资进步的创见，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得以更好地发挥。

三、联系与启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毋庸置疑，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高度相关的。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渊源。阿格尔的思想最终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的“人本学的自然观”。而中国作为当代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仍然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二者都一定程度地继承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内涵。二是人本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阿格尔的稳态构建都强调人的价值尊严，正如刘晓宇指出的：“细加分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急于获得短期的眼前利益，忽视了环境对人的重要性，肆意从主观出发不顾自然的客观规律和承受限度进行生产开发。”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向来关注人民幸福、注重人民福祉、依托人民群力，这种人本思维彰显出其与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理论融通。三是总体性的生态观。与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采用了马克思式的总体辩证思维，将生态问题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综合问题。自十八大以来，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工程构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种综合的思维路径，与阿格尔生态思想存在着密切联系，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汲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打下了基础。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局面发生了新变化。通过分析十九大报告中生态相关内容可以得出，这种新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步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②当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已然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这一阶段性成果来自于党与国家、人民的不懈努力。其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进“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起点更高了，前景更广了，要应对的困难与挑战也将愈发艰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③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以适应新时代的伟大征程。

在新时代背景下，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必须强化人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构建更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机制。阿格尔生态理论的一大重要内容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观。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问题即是政府主导下人民群众参与度不足。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人民群众生态文明建设参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公民生态知识普遍缺乏；第二，公民生态保护参与度、践行度差；第三，公民生态法制观念淡薄；第四，公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严重。”④这些问题充分反映出当下公民的生态参与意识欠缺。为应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民众观念问题，必须打造联动多元、影响深彻、多模式、全方位的现代化生態文明宣传教育机制，而这种机制创新主要包括两条建构路径：一是媒体宣传技术的时代接轨。宣传与教育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信息媒体的社会化问题，在技术智能化、信息碎片化、传播虚拟化的新媒体时代（new media age），必须构建起以移动软媒、线下硬媒、虚拟介质与现实介质相串联的新时代生态媒体宣传网络。在大众媒体影响力蔚为可观的今天，强化官方媒体与NGO组织、营利性媒体等媒体形式的公益性合作，已经成为顺应大众价值趋向且具备最大宣传投入产出比的关键形式。二是生态文明宣传路径的多元化。海南大学杜明娥教授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比作是“文化的启蒙”①，这种文化启蒙既要包含“不越雷池一步”的强制性路径，也要观照“寻求美的价值”的审美路径。随着生态普法与市场管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强制性生态文明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了不俗的进展，而审美性的文化宣传却仍力有不逮，民众常常是“不为大非，不避小过”，这种局面的改进需要生态文明宣传工作的“亲和力”，打造政民联动的社会生活风气，树立中国式的乐活文化（LOHAS），形成细节着墨、管制支撑、低碳绿色积极自主的多元化生态价值观，将生态宣传融入新时代人民精神风貌建设的宏观布局之中。正如阿格尔所言：“人在专家和专业协调人员全面支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会选择自我管理的自由。”②中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切不可只突显强制力教育，还必须使生态文明成为一种正能量的社会空气，新时代下民众参与才能真正走向“既避大非，也避小过”。

其次，必须倡导绿色消费，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绿色消费既是对传统消费模式的反思批判，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③。阿格尔极力批判的异化消费，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产生的弊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也呈现了异化消费的态势。商业文化的爆炸式发展、信息消费的日新月异、享乐主义与奢侈之风抬头、娱乐至死的亚文化……以浪费、奢侈、攀比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式异化消费正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走向稳态的、集约的社会经济模式已成为生态治理的历史必然选择。2017年1月17日，新華社发布了题为《中科院：我国一年浪费食物够养活三五千万人》的文章，细数了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铺张浪费、奢侈攀比、炫耀享受、求贵求多的消费弊病，这实际上是异化消费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典型显现。正如威廉·莱斯说的那样：“在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人成了为控制自然而制造工具的奴仆。”④针对异化消费问题，学者朱建荣、刘飞认为，应对解决当下的生态破坏性消费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第一，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现状的心理感知；第二，增强公众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情感投入；第三，培养公众对资源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意识。”⑤这三条路径主要从主体意识出发规制异化消费问题，力求消解构成浪费性消费的社会心理根源。实际上，消费的趋向总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引导，尤其在“拼命工作，竭力享受”的当代社会，大量中青年群体身处大都市的资本商业文化裹挟中，这就要求中国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市场秩序与经济体系。对此，苏州大学方世南教授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他强调经济体系完善对社会消费导向的引流作用，主张建立科学而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构建合理权重配置的产业定位体系、积极完善生态资源产权制度⑥。无论是前者的主体意识规制，还是后者的市场机制健全，都体现出了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反制精神。当下的中国要做到驱除异化消费，以上两条路径都是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中必须予以重视的。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全面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和深度消费。所谓绿色消费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消费；所谓适度消费就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消费；所谓深度消费就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消费①。

最后，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积极促进构建多元、联动的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阿格尔的理论无论怎样与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交叉，其最终的思想根源仍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众多学者的不理解、不支持、不谈论的态度不同，阿格尔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对大多北美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模糊的，且带有某种威胁性的前途，因为他们是根据先锋队模式，依据其他被曲解了的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不完整的模式来想象社会主义的。”②当代中国，首先只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才能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根基性的制度保证。坚定社会主义基本立场是中国必须培育的政治定力：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优越性，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贯彻“四个自信”；另一方面，要积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吸收世界范围内的思想理论精华，让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构建生态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阿格尔揭示了生态危机的世界化与人类联合的必然性，与十九大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领域所力倡的联动、包容、合作遥相呼应。新时代下，中国必须强化在外交、国际层面的生态诉求表达，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场域内的世界性对话，以生态大国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实践。2018年3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发布了以《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蓝天铭：以色列和成都步入生态系统合作新阶段》为题的新闻，在这个生态合作的成功典例之中，中国彰显出了极强的合作韧性，尤其在电子信息、农业科技等领域为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可见，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并非虚谈，它不仅是十九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工作，也是走向开放的生态共同治的必由之路。新时期的中国，必须认识到“自立”与“立他”的双重要旨。水滴石穿，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宏观方向上的坚守，而当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构建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基点。

必须承认，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部分与时代接驳不适之处，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总体而言，其提出的异化消费与稳态理论，仍是具有洞见性的，足以为中国丰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提供更多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构建更为包容、多元、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成为历史必然，这即要求我们要认识、理解、吸取更多优秀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因此，在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共同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凝聚的今天，理解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字塔报》上指出的那样：“独行快，众行远。”

责任编辑：郑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