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与验证
——基于北京市16区的数据分析

高启杰，费佐兰，李 静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引 言

幸福是人们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变化的过程。在发展进程中，发展离不开人民的参与与共享。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建议中提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注重机会平等，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的幸福程度[1]，增进人民的福祉。

然而，居民幸福受到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和个体特征的影响。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幸福感在某个时间点随直接收入而变化，但长期而言，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增加时，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便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2]。那么发展与幸福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发展—幸福”悖论呢？国内学者李顺毅（2017）[3]运用2010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绿色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发展总体上有利于增强居民幸福感。但区域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或两者之间关系探索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文首先以全国各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现有的区域发展指数和居民主观幸福感数据，分析了“发展—幸福”悖论的存在；其次以北京市16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测度居民客观幸福和区域发展的常规指标体系，分析16区居民客观幸福和常规发展状况，并验证了“发展—幸福”悖论。

1 “发展—幸福”悖论的发现

1.1 区域发展与居民幸福的测度

1.1.1 区域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发展的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国外，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提出了国内发展指数（MDP）[4]，该指数设置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源成本四个维度的一级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第一次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综合测量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状况[5]。世界银行在1997年从自然资本、社会资产、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四个方面构建了发展指标体系[6]。

在国内，中国统计学会“综合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提出了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7]，该指数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六个维度构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于2010年提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8]，该指数包括三大类指标：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支持度。中国调查与评价中心编制与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RCDI）[9]，简称中国发展指数，指数由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和社会环境指数四个维度构成。

1.1.2 居民主观幸福

现有研究中，居民幸福包括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主观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指居民根据自身的标准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 WVS）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这一问题来衡量幸福感，选项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和“一点也不幸福”四个选项[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同样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来衡量幸福感，但是其选项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个[11]；赵佳丽（2017）[10]和王钦池（2015）[12]采用了 11 分量表（0耀10）对幸福进行衡量，分值越高表示幸福水平越高。

1.2 数据与结果分析

1.2.1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在区域发展方面，本文选择了2003年、2005年和2010年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进行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采用了2003年、2005年和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进行衡量。结合现有数据，在区域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分析中，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的取值在0耀100之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的取值却在0耀1之间，然而居民主观幸福感却是“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等级选项，分别被赋值为1、2、3、4、5，全国各个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为样本数据的均值。为了使区域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可比性，本文根据CDI和CHDI的取值范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处理。

1.2.2 结果分析

从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分析，表1显示，2003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和浙江省，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发展指数依次为68.3和64.67，天津市、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发展指数分别位58.27、52.96和51.55；发展指数排序后三位的分别是贵州省、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指数评分在32耀34之间。2005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的依然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和广东省，其中北京市的发展指数为74.95，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发展指数分别为61.38和68.32，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发展指数依次为56.09和55.47，浙江省的发展指数超越了广东省，位居第四位；排序后三位的是新疆自治区、甘肃省和贵州省，其指数在34耀36之间，其中贵州省发展指数的排序有所提高。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前四的省或市与2005年一致，只不过排序第五的发生了变化，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第五位的是江苏省，广东省退出了前五的行列。2010年发展指数排序前五的省/市依次是北京（85.05）、上海（80.57）、天津（72.65）、浙江（69.26）和江苏（68.45）；排序后三位的是甘肃省、新疆自治区和贵州省，其发展指数在46耀49之间。可见，从时间序列分析，表1显示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分析，表2显示，2003年各地区发展指数均在0.55耀0.95之间，其中上海市的发展指数高达0.909，排列首位；北京、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和广东6个省/市的发展指数在0.8耀0.9之间；青海、甘肃、云南和贵州4个省的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仅有西藏1个地区的发展指数在0.5耀0.6之间；其余19个地区的发展指数在0.7耀0.8之间。2005年，除吉林、河北和湖南3省外，其他地区发展指数在0.60耀0.95之间，其中上海市的发展指数依然位居第一，指数为0.911；发展指数在 0.8耀0.9之间和 0.7耀0.8之间的省/市/自治区与2003年的一致；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和西藏5个省/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2010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较2005年有所下降，指数在0.55耀0.85之间，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发展指数均在0.8以上，分别为0.821和0.814，位居第一和第二；全国32.26%的地区发展指数在0.7耀0.8之间；高达54.84%的省/市/自治区发展指数在0.6耀0.7之间；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指数在0.6以下，排序后两位。可见，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除2005年吉林、河北和湖南3省外，表2显示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表1 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从居民主观幸福感分析，表1和表2显示，2003年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均在55耀75或0.55耀0.75之间，其中甘肃省（72或0.72）和新疆自治区（70.2或0.702）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70或0.7；吉林（56.6或 0.566）和江西（57.8或 0.578）两个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55耀60或0.55耀0.60之间；其余24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60耀70或0.60耀0.70之间。2005年，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70或0.70的省辕市辕自治区有山东（74.8或 0.748）、天津（72或 0.72）、重庆（72或0.72）、山西（71.4 或 0.714）、内蒙古（71.2或0.712）、河北（70.6或 0.706）、安徽（70.4或 0.704）和江苏（70.2或0.702）；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在60耀70或0.60耀0.70之间，其中评分较低的两位分别是广西自治区（61.8或0.618）和湖北省（64.2或0.642）。2010年，表1显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评分在65耀90或0.65耀0.90之间，其中河北（82.4或 0.824）、内蒙古（87.2或 0.872）、山东（80.8或 0.808）和新疆（86.2 或 0.862）4 个省辕市辕自治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分在80耀90或0.80耀0.90之间；仅有江西省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评分在70或0.70以下，评分为69.8或0.698；其余23个省/市辕自治区的幸福感评分在70耀80或0.70耀0.80之间。可见，从时间序列分析，部分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逐年提升。

表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对比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可知，表1显示，2003年、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综合发展指数位居第一和第二，但其居民主观幸福感却没有位居第一和第二，并且发展指数高于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发展指数低于居民主观幸福感，并且部分地区的发展指数较低，但其主观幸福感评分却较高，如2003年的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可见，发展指数高的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却不一定高，而发展指数低的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不一定低，甚至存在发展指数低的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高的情况。

对比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可知，表2显示，2003年，在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中，除甘肃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人类发展指数外，其余27个省/市/自治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主观幸福感；2005年，在我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中，除贵州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人类发展指数外，其余24个省/市/自治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主观幸福感；2010年，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辕市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主观幸福感，其余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观幸福感却高于人类发展指数。可见，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观幸福感却较低，发展指数低的地区主观幸福感却较高。

综上分析，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可知，“发展—幸福”悖论是存在的。

2 “发展—幸福”悖论的验证

2.1 区域发展与居民幸福的测度

2.1.1 区域发展

对北京市来说，王德利等（2015）从经济效率、经济影响力、经济福利、经济发展代价四类指标构建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量结果显示：1990—2013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波动增长—稳定增长—加速增长”的变动趋势，与北京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相反态势[13]。胡曾曾等（2017）则从北京市的支撑力、驱动力、创造力、凝聚力、辐射力、承载力六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北京市综合发展能力目前处于领先水平，综合发展增速趋缓，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14]。邵全等（2015）从总量、结构、质量三个角度，构建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环境三个维度的绿色北京发展效果指标体系[15]。

综上所述，基于发展水平测度的常规思路，北京市16区发展水平测度可着眼于规模、效益和潜力角度，从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发展、文化发展、卫生医疗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六个维度出发，构建测度区域发展的常规指标体系，见表3。其中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核心，一般采用GDP总量来反映其规模状况，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反映其效益，而发展潜力可选用GDP增速来衡量；科技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动力，发展规模可采用专利授权量来反映，单位合同技术成交额可衡量其发展效益，单位投入产出额反映其发展潜力；教育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助力，为区域发展培养人才，衡量教育发展中学生培养的规模、效益和潜力指标分别是中小学毕业生数、中小学教育普及率和中小学教职工数；卫生医疗发展是区域发展成果的社会福利体现，从诊疗与健康检查人次、每千常住人口医院床位数和单位机构卫生人员数三个指标测度；而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文化发展规模、效益和潜力可选取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人均书刊文献外借册次和单位公共图书馆馆藏量三个指标来反映；生态环境发展则采用有害物年均浓度值、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林木绿化率三个指标衡量。

表3 北京市16区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2.1.2 居民客观幸福

居民客观幸福水平如何测度，国内外学者均有研究。不丹国王从政府善治、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四个维度，测度了国民幸福总值（GNH），并将此作为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英国“新经济基金”和“地球之友”组织提出了反映社会、国家或团体消耗每单位星球资源所带来的幸福程度，即幸福星球指数（HPI）[16]。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联盟提出了测量幸福指数的人均GDP、健康预期寿命、腐败认知、作出生活决定的自由、慷慨（行善）和社会支持六个变量[17]。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建构了一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美好生活指数（BLI）[18]，该指数被全球各国广泛使用。在国内，安徽省城市研究中心课题组从居民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了测度[19]。国家统计局从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政府服务、生态环境7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6个二级指标的居民幸福测度体系[20]。

客观幸福是指利用可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客观指标衡量的幸福程度。对北京市居民来说，幸福程度处于中等偏上，幸福指数一般在65耀75之间[21]。“十五”规划期间，仅6%的北京市民认为自己过得不幸福，其余都认为自己过得幸福[22]；但在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中，2012年、2013年和2017年北京市的幸福感排名情况不容乐观，未进前十[23]。那么影响北京市居民幸福程度的因素有哪些呢？从微观上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由强至弱依次是身心健康、物质条件、家庭生活、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人际关系。统计分析表明，有35%的人认为影响幸福感的第一因素是身心健康；23%的人选择物质条件；15.8%的人选择个人价值实现程度；选择家庭生活的占15%；排名最后的是人际关系，仅占9%[24]。

综上所述，在物质生活中，收入、住房和就业是影响居民幸福的关键因素；在非物质生活中，影响居民幸福的关键因素有健康、家庭和休闲。所以，本文从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两个维度，构建了测度北京市16区居民幸福的指标体系，见表4。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物质生活由收支、住房和就业三个方面构成，非物质生活则由健康、家庭和休闲三个方面衡量。在物质生活方面，收支情况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收支差距三个指标来反映；住房情况采用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住房来源和住房设施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就业情况则采用了居民就业率、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长三个指标来衡量。在非物质维度方面，健康采用了人口死亡率和健康覆盖率来衡量；家庭则主要关注家庭氛围，本文选取了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别两个指标来分析；休闲由休闲时长和负担指数两个指标衡量。

表4 北京市16区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2 方法与数据说明

2.2.1 方法说明

一般来说，测度区域发展和居民幸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因子分析、加权求和、主成分、人工神经网络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考虑到研究的客观性和方法的可操作性，本文选择了加权求和法。加权求和法的第一步便是权重的确定。通常来说，赋予权重的方法有主观赋权、客观赋权和组合赋权三种，主观赋权包括专家意见调查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客观赋权包括变异系数法、熵值法、熵权法、多目标规划法、复相关系数法、主成分与因子分析法、坎蒂雷法等方法；组合赋权有乘法合成法、线性加权组合法等。结合文中数据和指标体系的特点，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见公式（1）和公式（2）。

公式（1）中的Vi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鄣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Xi为第i项指标的平均值；公式（2）中的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为所有指标变异系数之和。

加权求和法的第二步是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单位有所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所以需要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常来说，常用的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方法有min-max、z-score、decimal scaling小数定标三种，考虑到数据处理的可操作性，本文选择了min-max处理方法，见公式（3）和公式（4）。

公式（3）和公式（4）中 Xij为第 j年或 j个地区第i项指标原始数据；Xij忆为第j年或j个地区第i项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值；min（Xij）和max（Xij）分别表示第j年或j个地区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加权求和法的最后一步是测度居民幸福和区域发展水平。根据第一步中确定的权重和第二步中无量纲化处理的数据，将其加权求和便可得到居民幸福和区域发展水平，见公式（5）和公式（6）。

公式（5）中的Sij为第j年或j个地区第i项指标的评分，Xij忆为第j年或j个地区第i项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值，公式（6）中的Tij为综合评价得分。

2.2.2 数据说明

文中居民幸福和区域发展的分析数据均为宏观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1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和《北京统计年鉴2011年》。其中用于测度居民幸福的收支数据和衡量区域发展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11年》和《北京统计年鉴2011年》；用于测度居民幸福的住房、就业、健康、家庭和休闲数据则来源于《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在区域发展分析过程中，除GDP增速和有害物年均浓度为逆指标外，其余指标均为正指标。在经济发展测度中，由于在统计年鉴中没有获取到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所以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在科技发展测度中，由于2010年的科学技术经费投入指标数据缺乏，并且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指标替代，所以将剔除单位投入产出额指标。在居民幸福分析过程中，住房来源指数、住房设施指数、工作性质指数、健康指数、家庭规模指数、家庭类别指数是通过不同选项进行层级加权综合所得，指数型指标均为正指标；人均消费支出、工作时长、人口死亡率和负担指数为逆指标；其余指标为正指标。在收支情况测度中，由于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统计年鉴中没有获取到，所以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替代，收支差距通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所得。此外，由于住房、就业、健康、交际和休闲指标的数据均是2010年的，因此，本文将以2010年数据为基础测度北京市16区的居民幸福水平和区域发展程度。

2.3 结果分析

2.3.1 区域发展

计算结果表明，各维度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表5显示，文化发展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权重为0.285 9；科技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动力，权重为0.202 6，仅次于文化发展；卫生医疗发展是区域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现，权重为0.164 3，促进作用位居第三；接下来依次是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说明区域发展过程中，仅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观有失偏颇，还应注重涉及民生福利的公共事业发展。

表5 区域发展各维度权重统计

总体上分析，北京市16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由表6可知，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海淀区，评分高达0.749 4，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评分位居第二的是朝阳区，分值为0.480 5，比海淀区足足少了0.268 9，该分值却大于丰台区发展水平的评分；位居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西城区和东城区，分值依次是0.411 9和0.366 8，与朝阳区评价分值相差不大；丰台区的评价分值位居第五，分值为0.259 5，大于0.2；其余11个区的评价分值均在0.1耀0.2之间，其中分值最小的是密云区，分值为0.119 8。分值最高的海淀区是分值最低的密云区分值的6.26倍，说明区域间发展差距显著。

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和生态环境发展评分对比中，经济发展评分较高的区域有西城区（0.741 8）、朝阳区（0.876 7）和海淀区（0.944 1）；科技发展评分较高的区域有丰台区（0.415 8）、通州区（0.453 8）和海淀区（0.623 6）；东城区（0.563 3）、西城区（0.594 9）和海淀区（0.901 2）的教育发展评分较高；文化发展评分较高的区域有朝阳区（0.367 4）和海淀区（0.933 9）；东城区（0.852 5）和西城区（1.002 0）的卫生医疗发展评分较高；而生态环境发展评分较高的区域居多，分别是丰台区（0.464 4）、石景山区（0.4472）、海淀区（0.5354）、房山区（0.5498）、昌平区（0.753 6）、门头沟区（0.615 1）、怀柔区（0.891 3）、平谷区（0.862 2）、密云区（0.755 4）和延庆区（0.753 9）。

从各维度评价分析，经济发展评分位居前五的依次是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区，评价分值依次是 0.944 1、0.876 7、0.741 8、0.562 3和0.313 2，前三位评价分值差距不大，后三位分值差距显著，第三与第四位相差0.179 5，第四与第五位相差0.249 1。经济发展水平评分排序后五位的分别是房山区（0.083 8）、密云区（0.114 2）、通州区（0.115 8）、门头沟区（0.144 9）和怀柔区（0.180 2），分值均在0.08耀0.20之间。经济发展评分最高的海淀区与最低的房山区差距巨大。

科技发展方面，海淀区的评价分值仍然位居第一，分值为0.623 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通州区、丰台区和朝阳区，分值依次是0.453 8、0.415 8和0.312 4；海淀区与位居第二的通州区相比，差距为0.169 8，高于东城区科技发展评价分值。有部分区的科技发展评价分值在0耀0.1之间，如房山区、顺义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

教育发展方面，海淀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在16区中仍然排在首位，分值高达0.901 2；位居第二的是西城区，分值为0.594 9，与第一相差0.306 3；位居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东城区和朝阳区，评价分值依次是0.563 3和0.482 1，相差无几；教育发展程度排在末位的是门头沟区，分值仅为0.085 1；海淀区的评价分值是门头沟区的10.59倍，差距显著。

文化发展方面，海淀区再一次一马当先，评价分值高达0.933 9，比位居第二的朝阳区（0.367 4）足足高出0.566 5；紧接着排名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的依次是石景山区（0.149 2）、怀柔区（0.126 8）、西城区（0.116 7）和东城区（0.102 2），其余 10个区的评价分值均小于0.1。

卫生医疗方面，评价分值排序第一的是西城区，分值高达1.002 0，比位居第二的东城区（0.852 5）高出了0.149 5；接下来，排序第三位的是朝阳区，评价分值为0.636 5。而在综合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一直位于首位的海淀区在卫生医疗发展评分中却位居第四，分值仅为0.422 0。卫生医疗发展评分排序后四位的依次是密云区（0.026 6）、怀柔区（0.058 5）、延庆区（0.074 5）和顺义区（0.097 2），分值均在 0.1以下。

表6 北京市16区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生态环境方面，从评价分值可知，位居首位的是怀柔区，分值为0.891 3；其次是平谷区，分值为0.862 2；位居第三、第四、第五的依次是密云区、延庆区、昌平区，分值依次是 0.755 4、0.753 9、0.753 6。总体上来看，排序前五的区域评价分值均大于0.7。生态环境评价分值排序后三位的分别是通州区（0.160 1）、西城区（0.179 5）和大兴区（0.187 2）。

2.3.2 居民客观幸福

从居民幸福分析结果来看，平谷区的居民幸福评分最高，分值为0.603 9；其次是门头沟区（0.559 6）；排序第三和第四的是顺义区和延庆区，评价分值为0.498 7和0.496 8。居民幸福水平处于后三位的是西城区、房山区和石景山区，分值依次是0.188 3、0.247 7和0.262 6；平谷区是西城区的3.21倍。

本文的居民幸福从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两方面衡量。物质生活方面，评价分值排序第一的是延庆区，分值为0.739 9，是唯一一个分值大于0.7的地区；排序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平谷区和密云区，分值依次是0.695 5和0.671 0，均在0.6以上；居民幸福排序后两位的分别是东城区和西城区，分值分别为0.197 8和0.182 9，均在0.2以下；最高者是最低者的4.05倍。

非物质生活方面，评价分值排序前五位的是门头沟区（0.5988）、昌平区（0.5818）、大兴区（0.5699）、平谷区（0.510 6）和海淀区（0.500 4），分值均在 0.5耀0.6之间；排序最末的是密云区，分值仅为0.087 2；门头沟区的分值是密云区的6.87倍。

从两者评分对比分析可知，物质生活得分高于非物质生活得分的区域有七个，分别是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其余9个区的物质生活得分均低于非物质生活得分，见表7。

物质生活主要从收支、住房和就业三方面反映。北京市16区对比分析可知，居民收支、住房和就业维度评分差距显著，尤其是住房情况，见表8。在收支方面，得分最高的是海淀区，分值为0.637 0，最低的是朝阳区，分值为0.228 7，最高者是最低者的2.79倍；住房方面，评价分值最高的顺义区（0.747 4）是分值最低的西城区（0.081 3）的9.19倍；就业方面，得分最高的是平谷区（0.890 2），最低的是丰台区（0.115 7），平谷区是丰台区的7.69倍。收支、住房和就业评价分值对比分析可知，收支得分高于住房和就业得分的区域有5个区，分别是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其分值依次是 0.306 7、0.390 8、0.405 9、0.422 1、0.637 0；住房得分高于收支得分和就业得分的区域有8个，依次是朝阳区（0.426 3）、房山区（0.488 4）、通州区（0.745 9）、顺义区（0.7474）、昌平区（0.5952）、大兴区（0.589 1）、门头沟区（0.737 8）和怀柔区（0.541 3）；就业得分高于收支得分和住房得分的有平谷区（0.890 2）、密云区（0.816 1）和延庆区（0.886 4）3个区。

表7 北京市16区居民幸福水平测度结果

非物质生活方面，比较健康、家庭和休闲得分可知，健康得分大于家庭和休闲得分的区域个数占16区的31.25%，如丰台区、房山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得分依次是 0.593 3、0.228 2、0.553 6、0.309 2、0.384 8；家庭得分高于健康和休闲得分的区域有4个，分别是东城区（0.400 9）、通州区（0.512 4）、昌平区（0.704 9）、平谷区（1.000 0）；休闲得分高于家庭得分和健康得分的区域是西城区、朝阳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顺义区、大兴区、门头沟区，得分依次是 0.282 6、0.773 1、0.511 0、0.844 8、0.613 2、0.971 3、0.782 5。16 区对比分析可知，健康得分最高的是大兴区，得分为0.726 7，最低的是平谷区，分值仅为0.129 9；家庭得分最高的是平谷区，分值为1.000 0，最低是朝阳区，分值为0.004 9；休闲得分最高的是大兴区，分值为0.971 3，最低是密云区（0.042 4），见表 8。

表8 北京市16区收支、住房和就业得分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区域发展水平位于前五的区域是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区，其中东城区和西城区隶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海淀区、朝阳区和丰台区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而发展水平位于后五位的分别是密云区、顺义区、大兴区、延庆区和房山区，其中顺义区、大兴区和房山区属于城市发展新区，延庆区和密云区则属于生态涵养发展区；从区域发展水平分析，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区域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与现实发展情况相符，见表9。

居民幸福水平位于前五的区域是平谷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延庆区和昌平区，其中顺义区和昌平区属于城市发展新区，平谷区、门头沟区和延庆区属于生态涵养发展区；而居民幸福水平位于后五位的分别是西城区、房山区、石景山区、东城区和丰台区，东城区和西城区隶属首都功能核心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为城市功能拓展区，房山区则属于城市发展新区；从居民幸福水平分析，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部分区域居民幸福水平高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居民幸福水平，见表9。

两者对比分析可知，区域发展处于首位的海淀区居民幸福却处于中等水平，区域发展排序第二、第三和第四的朝阳区、西城区和东城区居民幸福排序为第十一、第十六和第十三；而居民幸福水平位于前五的平谷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延庆区和昌平区发展水平却排序为第八、第十一、第十五、第十三和第七。总体上来看，区域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幸福水平却不一定高；而居民幸福水平高的地区，区域发展水平也不一定高；说明区域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水平之间存在着相悖的关系，即“发展—幸福”悖论。此外，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也存在着相悖的关系，本文不再赘述。仅仅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水平相一致，说明生态环境发展越好，居民幸福水平则会越高。

表9 区域发展与居民幸福水平排序

3 结论及启示

3.1 结论

本文首先根据地区综合发展指数（CDI）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CHDI），从省级层面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比分析，发现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却不一定高，甚至是处于较低水平，发展指数较低的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却不一定低，有的地区甚至处于较高水平，可见“发展—幸福”悖论是存在的。再次，本文以北京市16区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了常规区域发展和居民客观幸福的测度体系，利用区域发展和居民幸福测度的指标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利用加权求和测度区域发展和居民幸福程度，并验证了“发展—幸福”悖论。验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16区居民幸福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与现实发展情况相符，发展水平位于前五位的分别是海淀区、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区；而居民幸福水平位居前五位的是平谷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延庆区和昌平区。说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居民幸福水平不一定高；居民幸福水平高的区域，区域发展水平也不一定高；两者之间存在相悖的关系，验证了“发展—幸福”悖论。

3.2 启 示

发展的本质是让人们获取幸福，然而按照常规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其居民幸福水平却不一定高，说明以追求常规发展规模与速度等的观念不够全面，理应多关注发展的质量——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在本次研究中，从居民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发现了“发展—幸福”悖论是存在的。再从居民客观幸福角度进行测度，除生态环境发展与居民幸福水平变化趋势同步外，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的发展与居民幸福仍然存在相悖的关系，这一结论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如果采用回归计量方法进行分析，是否仍然存在“发展—幸福”悖论还需进一步验证。此外，生态环境发展对居民幸福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