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蜜蜂

2018-08-03 02:36周天
上海文学 2018年8期
关键词:工蜂蜂箱养蜂

周天

我和蜜蜂的关系,还得从1966年开始的那场运动中我的特定经历说起。

在运动前的十年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文艺理论读物编辑组组长,在出版局副局长、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丁景唐建议和全程指导下,影印出版了与“左联”有关的文艺期刊,由于“左联”曾受到白色恐怖的残酷打击,有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两个刊物,都是国内仅存一套、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所以,这些刊物影印后,文化界一片喊好,被赞为“打开了‘左联研究的史料库”。

不料,运动一开始,“左联”突然变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批影印本,一夜之间,就成了为周扬黑帮树碑立传的弥天大罪。丁景唐在局里靠边审查、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出版局,對我社派来了工作组,宣称这是上海出版系统的“第一大案、要案”,作为影印“左联”刊物的具体操作人,我自然是被重点审查、批斗。其高潮是,由出版局局长主持,在上海艺术剧场,开了批斗丁景唐的大会,全系统科以上的干部参加。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曛、编辑室主任刘金和我站在丁景唐后面陪斗。批判发言中,重点强调了我的“罪状”,我自此臭名远扬于上海出版系统。

两个月后,我又被造反派盯上了,这次规模更大,把我押到上海杂技场“坐飞机”重点批斗。

还有第三次。工、军宣队进驻出版系统后,“解放”了我,并指令我进入“出版革命探索队”,到南京长江大桥搞“出版革命”,却又被队里的造反派打成文艺黑线回潮代表人物,回沪后在新成立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即原出版局在“文革”中重组时的“革命”名称)和出版干校来回批斗。

《纪要》点名的罪状,我当然全部认账,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只是,自以为卖力宣扬革命传统,一夜之间成为大罪,胸中终是有说不出的郁闷。此后,我受“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的派遣,到郊区接受再教育,同时辅导农民业余作者。

郁闷当中的曙光是:到工农兵当中改造自己,一直是衷心愿望;因为犯错误而歪打正着,加之躲开了造反派,应该看成是因祸得福。

我到郊区后,落脚在七一公社,属上海县委宣传部领导,所幸已近“文革”中后期,郊区干部大都恢复工作,普遍对我友好。日子过得相对平稳。

有一年春天,我与几位农村业余作者,借住在七宝中学里。一天晚上,吃罢晚饭,外出散步。农村的晚上,极为安静,人被笼罩在一片浓厚的暗色中,远处天边是淡淡的光辉,那应该是上海城市灯火在天际的投影,反而衬托出郊区有似老僧入定的寂寞来。

身边有一些虫鸣声,此唱彼和,然而也压不住寂静,倒是陪伴、凑趣了寂静,这使我忽然想起了“鸟鸣山更幽”的诗句,让我有一种寂寞到凄清程度的感觉。

眼睛死盯着脚下手电筒的光线,一步一个脚印,走了百十步路后,忽然仿佛听得路边有什么大动物的轻微呼气声,这声音我听来十分陌生,不禁毛骨悚然。虽然我理性上知道,上海近郊不可能有什么猛兽,只是,一个人在农村暗黑的环境下走路,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我立即停下脚步,用手电筒照向周围,注意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我猛地记起了,白天看到过,公路两边成排地放了许多蜂箱,声音的方向应该就是存放蜂箱之处。我的神经渐渐松弛了,有蜂箱必有养蜂人,白天好像看到过,于是继续走过去,不久就借助手电筒的光线看到,马路两边确有两排蜂箱;蜂箱尽头处有一个简陋的小窝棚,应该就是养蜂人的住所了。寂寞和紧张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在夜晚的冷寂中,只要心里觉得,周近有人,温暖与松弛马上随之而来。

我毫不迟疑地走近马路边的蜂箱,声音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用手电筒照着蜂箱,我看到,接近蜂箱底处的门全部敞开着,门口立着成百只蜜蜂,都是头朝着蜂箱里面,尾巴朝外,一股劲儿鼓着翅膀扇风;我蹲下身子,用手电筒朝蜂箱里面照进去,只见箱门内部的底板上,也是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蜜蜂,同样在扇风。一箱如此,再看几箱,仍然如此,蔚为壮观,聚蚁成雷,我听到的像是大动物的呼气,其实正是蜜蜂扇风声音。

我想,养蜂人不知已经入睡否?我下意识地朝着养蜂人的小帐篷走过去。

走近帐篷门口,养蜂人意外地走出帐篷了。夜晚的轻微脚步声,会惊动一个看守着他的蜂群的警觉者。我马上和他打招呼,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且说明我对于他的蜜蜂的好奇。他慷慨地邀请我进了他那十分狭小的帐篷。

言谈间,我听得出,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不过,他的养蜂知识,对于回答我的问题,却是绰绰有余了。

我这才知道,蜜蜂们夜晚扇风,是为了酿蜜。采来的花蜜,含有大量水分,甜度也不够,蜜蜂们需要通过扇风排除其中的水分。他说,他养的是意大利蜂(西方蜜蜂的品种之一),一群蜂有五万至十万工蜂,却只有一个蜂王;工蜂们对于蜂王是十分崇拜的,全都围着蜂王转;蜜蜂的家,即蜂箱内部的蜂巢,是工蜂自己从身体内部分泌出来的蜂蜡造成的;蜜蜂是终生不睡觉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休息着的蜜蜂,通宵都是如此;蜂王浆医治伤口,灵效如神,再大的伤口,当场就能止血,一觉睡醒,就长好了;养蜂人大都长寿,老养蜂人什么病都不生,包括感冒,还常有活到百岁的等等。

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蜜蜂的人来说,听上去不免觉得神乎其神,将信将疑。这是一位很纯朴的劳动者,他的谈话中,应该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内容;但我也猜想,或是因为职业自豪感,他有可能把事实与传说混杂在一起了,抑或是有些夸大了。

那时我还没有戒烟,抽的是“大前门”,比他的好些,于是不断敬烟,边谈边抽,大约个把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这才告辞回宿舍。睡下以后,蜜蜂们集体扇风的情景,依然在目。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动物,竟然能够形成如此融洽的分工协作。

为什么我的现实生活中,在同事、同志当中,会产生那么残酷的相互敌对呢?昨天还是同事,今天就是阶级敌人,对于根本没有查实的疑点,甚至对于根本没有问题的人,随意戴上各种帽子,动不动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原来很要好的朋友、同事,一旦靠边,对面避道而行、见面不敢点头,大字报上名字倒写、打叉叉;戴各种帽子的大字报贴到家门口,家人也受到里弄中的种种侮辱。单是我们文艺出版社,被活活打死的、不堪侮辱而自杀的或是受惊吓而高血压突然发作暴死的,就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党员,他们在创作、翻译或编辑上各有成就,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罪名乃是罗织所致,人死不能复生!

何以人而不如蜜蜂呢?面对蜜蜂,我心中久积的怨气,突然冒烟了。当然,我得控制自己,“祸从口出”,烟只能在心中冒冒而已。

此后,大约有三五天晚上,我都带着大前门,到他的小帐篷中,促膝聊天。这位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养蜂人,是我养蜂生涯中的第一个启蒙者。

回沪休假时,我看了几本有关蜜蜂的书,意外地知道,城市里也能养蜂,于是萌生了弄一群蜂养养的念头。

不久,一位业余作者告诉我,他们大队有个社员,“收养”了一群蜂,并且已经发展成三四箱了。

原来,这位社员有一次收工回家,遇见一帮小孩围着一棵大树看热闹,走近一看,原来有一群蜜蜂结成蜂团吊在树枝上。这位社员稍稍听人家讲过一些有关蜜蜂的知识,胆子也大,便脱下上衣,爬上树去,把蜂团抖进了包起来的上衣里,带回家中,临时找了个纸箱子,前面开了一个小洞,在他卧室的窗口放一张桌子,将纸箱子的洞口对着窗口,将蜂团抖进纸箱子。这群蜂竟然也就住下了,飞进飞出。主人立即寻师访友,讨教养蜂的诀窍,学做蜂箱。几年工夫,蜜蜂就发展成三五箱,买了摇蜜机,收到蜂蜜了。

我立即请这位作者带我前去拜访养蜂的主人,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带有小型蜂箱的三筐小群蜂(每筐蜂大约有二千五百只上下的工蜂,三筐蜂应是七八千只)。他还告诉我,蜂群壮大后,要改用标准蜂箱,可以到十六铺的一家蜂具商店去买,其他养蜂用具,那一家应有尽有。

这箱蜂是晚上取回家的,我把它放在阳台上,座北朝南,一宿无话。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天才蒙蒙亮,我就起床蹲在蜂箱旁边观察。嗨!可热闹了!

先是,有几只蜜蜂从箱门口飞出,一翅就向外冲。我从不久前为学习养蜂而读的书中知道,这是最早出巢寻找蜜源、粉源的侦察蜂。

只不过,比书上说的情况复杂多了,它们并不是直楞楞地飞出去的,而是,每一只蜜蜂,无例外地,一冲出蜂箱后,立即折回来,围着蜂箱绕了好一阵子以后,才重新飞出去。有的蜜蜂绕得特别认真、仔细些,差不多蜂箱的每一只角都反反复复地绕遍了,所谓“反反复复”,就是说,每将一只箱角飞绕完毕后,就回到巢门口看一看,而后再飞绕另一只箱角。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将每一只箱角都飞绕完毕后,再次回到巢门口,估计是再认一次巢门。然后再从巢门口出发,围着整个箱子飞绕一两圈或三五圈后,再继续以蜂箱为中心,将飞行的圈子逐步放大、由近及远,圈子放大到整个阳台范围,再围着阳台兜圈子:凡阳台上一切类似箱角的棱角处,即一切突出的地方,都如法炮制地兜一兜。这样又兜了一阵子以后,这才渐兜渐远而去。

在所有的这类兜圈子的飞行中,只要飞近蜂箱时,蜜蜂的头部始终都是朝着蜂箱的。我以为蜜蜂会倒着飞,不过,蜜蜂的个体太小,看不很清楚,只是大致的一个印象。也有的蜜蜂要飞得马虎些,稍微绕一下,就飞走了。龙生九子,各各不同,或者蜜蜂和人一样,性格上也有粗疏与精细之别!我从书中知道,蜜蜂若是搬了家(即搬蜂箱到一个新地址),一出门觉得环境不对了,立即重新作认巢飞行,这应该就是所谓认巢飞行了。书上一句话,我看了半个多小时:知虽简易,察亦有趣。

这批侦察蜂出去之后,箱门口就归于平静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有蜜蜂回来了,有的蜜蜂肚子稍觉膨大了些,我假定它是采得花蜜回来了;另有些蜜蜂,在两只后脚上各带着一个米粒大小的花粉团,黄色、白色、蓝色,或其他色彩。这花粉团使我惊讶不止,扁圆形,或者说得准确些,是流线型的,表面平整光滑,像是用刀切削过一样。蜜蜂没有手,它是怎样把细粒的花粉,搓揉成团,又是怎样将花粉团装到后脚上的?真是奇妙之极。

在这批采蜜和采粉的侦察蜂回来以后不久,我的蜜蜂们就大举出动了,几乎是成百、甚至是成几百的蜜蜂们,挤着飞出来,狭小的箱门出口差不多要挤爆了,并且,无例外地,飞出后都要作认巢飞行,阳台上嗡嗡地响成一片。我知道,这是侦察蜂报了信以后,其他蜜蜂们跟着出动采蜜、采粉了。这是一个十分节约人(蜂)力的方法,用少数侦察蜂探明蜜粉源,而后再出动大批工作蜂。蜜蜂的小脑袋真个是极其聪明的。

等到大批采蜜、采粉的蜜蜂回来之后,我连洗脸、漱口都忘了,更不要说吃早饭了。小孩也顾不得吃早饭,在窗口远远地看着阳台上满天飞舞的蜜蜂们,看呆了。我原来担心,在市区阳台上,外边只不过是面积有限的公园,蜜蜂能生存下去吗?现在,这个担心已经一扫而空了。

蜂群在我的阳台上发展得很顺利,个把月后,三只框子就已经很拥挤了。于是,我去十六铺蜂具商店,买回来巢框、巢础,给它们扩大地盘。原来,蜜蜂们在野生时,沿着墙壁,由工蜂分泌蜂蜡,制作与地面垂直的蜂巢。蜂巢由若干张单片的巢脾平行、连接而成。巢脾乃是一块圆形或椭圆形薄蜡板,一片蜡板两面约有六七千个六角形的小孔,小孔具有贮存蜂蜜、花粉和培育幼虫的多种功能;处于蜂巢中间的蜡板大一些,两侧的蜡板逐渐变小,整个蜂巢呈圆形——一切形状中,以圆形的面积为最大。蜜蜂被家养后,西方的养蜂家们发明了蜂箱,标准蜂箱中有十个巢框,巢框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木框中网上几条细铅丝,再将以蜂蜡压成的一块薄蜡板嵌进去,薄蜡板上压有模仿野生蜂巢的小孔,蜜蜂就会分泌蜂蠟将薄蜡板加高使用。所以,这块薄蜡板就叫做巢础,即蜂巢的基础之意。

这箱蜜蜂,就渐渐从三框发展成为五框,欣欣向荣、安居乐业。

好事多磨,就在这时候,蜜蜂的灾难来了:不是一般的灾难,而是浩劫。

夏天,有几位青年工人到我们房前荒凉的花园里喷洒治虫药水,一直喷到我的阳台上了。这好像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喷洒药水。

我正在家中读《资治通鉴》,这是我在运动中打发郁闷的方法。忽然听得邻居妇女们的吵骂声,仔细一听,似乎是在骂喷药水的工人,药水喷到她们晒在阳台上的衣物了。我一听,糟糕,蜜蜂是最怕农药的,赶紧推窗一看,完了,满地都是死蜜蜂,还有一些半死的在地面上翻飞、打滚。我赶快走到阳台上,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低头看花园里,那几位工人,在下面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全不顾一旁指责他们的女同胞们,推着打药水的车子,扬长而去。

我这才想起来,中央正在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生产加上了革命内容,那自然就是造反式的喷药水了。这两幢洋房的主要住户原是两家资本家,抄家以后,附近的工人阶级和穷人,早已自动搬进来抢房子住下了,敢于出来和他们吵骂的,大都是抢房子进来的、自称工人阶级的家庭妇女们。这其实只是“文革”中广义工人阶级内部自相残杀的一个小插曲。

可怜我的蜜蜂成了殃及的“池鱼”。我顾不及也不想去和那几位青年工人理论——事实上也无理可讲——只想挽救自己的蜜蜂。祸从天降,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没奈何,只好打了一盆水,漫无目的地洗蜂箱,水一盆又一盆,直到整个蜂箱像淋过雨一样全部湿透了为止。再开箱一看,蜜蜂们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三两百只灰白色的幼蜂。簇拥着母蜂,在蜂箱角落上缩成一团。于是,继续没精打采地清扫并洗刷阳台,死蜂、待死的蜂扫了半畚箕。

第二天,我清早起来就开箱门看蜂,情况更为凄惨,不堪入目。蜜蜂是经过幼虫、蛹的阶段而后羽化为成年蜂的。本来,幼虫都是安静地躺在巢房里等候喂养的,现在,由于失去了工蜂的喂饲,估计是饿得熬不住了,全都落在巢箱底部了。巢房与箱底是垂直的,幼虫一旦爬出巢房,就只能成批地落入箱底。有的幼虫已经饿死了,有的还在蠕动。我看着这些蠕动的小生命,心里疼得很,然而爱莫能助,只得扫出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幼虫,倒进拉圾箱。拿着扫帚,我的手直抖。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别无他法!

好在天气已经较热,化蛹的幼虫,还能陆续出房成为幼蜂,十来天后,箱中的工蜂又逐渐增加到上千只。原来,幼虫化蛹后,工蜂便用蜂蜡在巢房口加上一个盖子,以保护蛹;因为天气暖和,封在巢房中的蛹,不知世事艰险,继续成长后,陆续咬破封盖而出房成为工蜂幼蜂。

总算还有千把工蜂围着母蜂勉强维持着这个群体。元气大伤的劫后小群,终于是一落千丈,翻不了身,到了冬天,由于群势过于弱小,难以安全越冬,全部冻饿而死了。

蜂死箱空,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求那位养蜂的社员帮忙了,八千子弟,丧失一空,我还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乎!

不久,我在县委宣传部姜长祚的帮助下,到杜行公社的养蜂场以成本价格,买了两框蜜蜂和一只非常笨重的旧蜂箱。姜长祚兄帮助我把它从公社蜂场抬到公共汽车站,足足走了三刻钟时间,而后再抬上公共汽车,换乘了一次车,再抬到我三楼家中的阳台上,前后近三个小时,两人都出了一身大汗。

不过,养蜜蜂毕竟是个“技术活”,这一次,我的水平依然不过关。这群蜂到年底已经发展为五框足蜂。但是,秋末开始,就常见巢门前有死蜂,群势下降;到了第二年早春,又生了病,下痢。这新买的一群又死光了。

再次养蜂时,我有了自知之明:再经由姜长祚兄的帮助,要求杜行公社养蜂场帮我请一位养蜂的老师。工夫不负有心人,公社养蜂场的场长曾经教会过一位杜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杨克勤,他对杨克勤讲了此事,不久,杨克勤就用自行车带了一箱八框足蜂的大群,连箱子一起送到我市区的家中了。我要付给他钱,他再三不收。我知道,养蜂人之间,往往比较讲义气,于是我决定收下后再还人情。我们从此成了朋友,休息日也时有去他家看蜂。

有了杨克勤兄的指导,我养蜂,就渐入佳境了。初春的八框大群,进展的速度就如发酵一般,到了六七月份冬青开花流蜜期间,已经增加了两个中等群了;巢中的存蜜,也不少了;巢脾上方和两角也逐渐装满了蜜。

于是,一个星期日,杨克勤兄从郊区用自行车运来了他的摇蜜机,以及一些必要的辅助工具,例如面罩之类,帮我收蜜。

初学养蜂的人,对于收蜜,既跃跃欲试又胆战心惊,怕挨蜜蜂刺!

我们俩在阳台上,关上门窗,关照小孩,绝对不许开窗,只能隔着门窗看。杨克勤和我都戴上防刺面罩。

终于收蜜了。

收蜜之前,先要将护在巢脾上的工蜂抖掉。这是一个技术活:在蜂箱内的空隙处,运用手腕的力量,将攀附着大量工蜂的巢框突然抖动,使工蜂们落入蜂箱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嵌有巢脾的巢框,本来就是根据蜂箱的尺寸定制的,只是略小于蜂箱,而一张巢脾上却附有两千多工蜂,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用力抖动,巢框必需完全不碰及蜂箱,如果在剧烈的抖动中,稍一触及蜂箱,就會碰死一两只蜜蜂,惊动其他同伴,群起刺人。

老杨对我说,抖蜂的腕力,是长期练习而得,一般需要三五个月的锻炼,而且经常练习才能熟练。我难得摇一次蜜,缺乏锻炼机会,所以至今也没有学会抖蜂。只能东施效颦,把附有大量工蜂的巢脾,提到蜂箱上空,避开了箱壁的限制,悬空抖蜂。那是老养蜂人笑掉大牙的蠢动作。

还是说回老杨,巢脾剧烈抖动后,其上还剩有少量工蜂,这就要用蜂刷将它们刷入蜂箱。露出来的空巢脾上,部分蜜房已经因着蜂蜜的高度成熟被工蜂们用蜡密封起来了,称做封盖蜜,需要用刀割开,而后再将巢脾放进摇蜜机中。

尽管老杨如此熟练,还是惊动了少许工蜂,我脸上虽然戴了面罩,两手却总是裸露着的,整个收蜜过程中,手上、腕上被刺了好几下。好在我在养蜂的过程中,已经常挨刺,并且从书上读到过,蜂刺对身体是颇有益处的,能够治疗关节炎,还对心脏有益等等,所以只顾着收蜜的兴奋,顺其自然了。顺便说一下,我的一位老同事的关节炎,就是每天中午休息时,来我家用蜜蜂刺三五次,一个夏天,就治好了,至今没有复发过。

摇蜜,是在特制的摇蜜机中,手摇机械,使巢框迅速转动,利用离心力,将蜜蜂贮在巢脾小孔里的蜜甩出来。蜜脾中的蜜流入摇蜜机后,满阳台蜜香四溢。这一次,总共摇得了十二斤蜜,产量极低。不过,那时候还是用糖票的日子,十二斤蜜,是何等的奢侈品!所以,全家欢天喜地,我则扬眉吐气,收蜜至少是养蜂成功的一个标志。

蜜蜂也闯过一两次祸,刺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孩,收到蜜就好办了,一闯祸就送去一斤蜜,矛盾也能迅速冰释。

正在我的养蜂“事业”渐入佳境之际,却又遇到了困难:张公养鸟,越养越小。请老杨帮我诊断,原来是一种寄生虫蜂螨作怪。螨虫产卵于蜜蜂培育后代的巢房中,吸食蜜蜂幼虫的体液,使其幼虫或死或伤,是群势下降的主要原因。他主张,立即把我的蜜蜂搬到郊区去,把蜂王关在小笼子里,使其不能产卵(养蜂的术语叫做“关王断子”),然后喷药杀螨。

“文革”结束后,我因着此前的疲惫,就找了分管组织工作的出版局副局长,提出请创作假。他答应在党组会上讨论一下。个把月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局领导已经讨论同意了,要我立即写个报告,报告中要寫明创作内容和出差费用。

我本来的计划是写点研究白居易的文章,一听还能出差,散散心,喜出望外,立即想到了蜜蜂的题目,马上说:“我就写关于蜜蜂的散文或者报告文学吧!”只十来分钟,请创作假的事情就办成了。

此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蔡蜂正在筹划拍一个关于蜜蜂的科教片,他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来找我,请我帮他写一个文学本,并且明确提出,写文学本过程中的一切出差费用,都由科影厂报销。

一事两勾当,何乐而不为。就这样,我进入了一个从学会养活蜜蜂到真正为了写作而了解蜜蜂的阶段。

我先到上海图书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中午啃面包,阅读有关蜜蜂的一切书籍,包括植物学、昆虫学、物候学等类著作。这一读,才知道,原来我对蜜蜂的了解,还真的只是处于一个很低级的阶段。

蜜蜂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学问的世界。

举例来说,蜂群的整体,其分工合作,简直就和人体一样:母蜂,即通常所说的蜂王,加上雄蜂,相当于人类的雌雄两性的生殖器官;工蜂则相当于劳动器官和哺育后代的器官。说得再细一点,工蜂腿上有一个被人们称为花粉篮的东西,乃是蜜蜂在千百万年与植物共生过程中形成的采集花粉的工具,蜜蜂没有使用工具的智慧,但是,它的腿上却自带工具,它的脚和口器也已灵活到,能够将一粒粒细小的花粉搓成扁平的花粉团而后放进自己身上的花粉篮中;甚至,一般昆虫只能随环境而适当变温,随着气候变化,冬天假死越冬、春天苏醒和繁育后代,但是蜜蜂通过群体的活动,却能在抚育圈内保持三十四五度的恒温,以利于母蜂产卵和幼虫的成长;冬天前存足蜂蜜以群体力量顺利过冬等等。

再举例来说,蜜蜂繁殖,大致在花蜜丰富的春末夏初期间,即我国各地油菜开花流蜜期间,通过培育新母蜂,而后由老母蜂(以及部分新母蜂)分批各自带领部分工蜂与雄蜂,从原巢中飞离出去,寻找新住处来完成的。分蜂的过程十分壮观,蜜蜂们先是蜂拥出巢,满天飞舞,而后围着母蜂结团在一个高处,树枝或者屋角,然后派出侦察蜂,寻找新家。各个侦察蜂找到的新家不止一处,还有一个多数侦察蜂们共同比较、评判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束并且确定了新居后,才散开蜂团,蜂涌飞入新居。再说,蜜蜂是以舞蹈动作为语言的,侦察蜂可以用舞蹈动作,明确地指示同伴们花蜜或花粉的方向、距离,以便同伴们群出采集。诸如此类群体内部的高度协调的动作,乃是蜜蜂们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形成的本能,又经研究蜜蜂的西方学者们逐步发现,甚至,蜜蜂和植物(花朵)的共生、依赖与互相发展、促进的关系,西方都出版了若干专著,并且由此说明,蜜蜂对于人类的帮助,并不仅在花蜜上,果树、瓜类等农业作物的结果,以及现代化的大棚种植中,都需要蜜蜂授粉。

读书的第二步,是了解我国蜜蜂养殖、科研的现状。当时,中国养蜂研究所在“文革”中已经下放到江西省,成为江西省养蜂研究所,尚未还京。我又不得不赶往江西南昌附近的一个小县城里,访问那里的科技人员。

我在江西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和所里的科研人员海阔天空地聊天,同时还看了他们“文革”前出版的养蜂刊物,译出的有关国外养蜂动向的全部资料,对世界和中国养蜂的现状,算是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这才知道,中国地域广大,蜂农的活动地区广阔。举例而言,油菜花在我国南方,早春二月就开花了,而后依次从南到北,三、四、五、六月不断有各地的油菜陆续开花,所以,蜂农可以用汽车搬运蜜蜂连续采集油菜花蜜三四个月。能够大量流蜜的植物还有杨槐、椴树等等,成片的果园、瓜地也常常有蜜可采(精明的果园种植者,还会在果园周近种上流蜜丰富的植物,以吸引蜂农),这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的“追花夺蜜”的高产的采蜜方式。这是西方许多地域狭小的国家所不可能有的优势。

由此,中国的蜂蜜对外的出口量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也正因为中国特色的粗放的采蜜方法,没有现代化的大蜂场,中国蜂蜜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是很低的。蜂农们习惯于用低价的铝制摇蜜机,使一部分国产蜂蜜含铝量过高,不符合国际标准,有时甚至成批遭到退货。农林部、养蜂研究所已因运动而停摆,这类事也没有人管。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中华蜜蜂与西方蜜蜂是两个不同的品系,目前中蜂十分需要加强研究,提纯品种。

回沪后,我写出了科教片《蜜蜂王国》的文学本,并且建议拍摄时专用中华蜜蜂,为推动我国的中蜂研究出点力。

蔡锋马上表示赞同。于是,我随摄制组参加了从购买蜜蜂到具体拍摄的部分过程。导演蔡蜂、科学顾问杨冠煌、摄影严鑫达等,都是十分敬业的同事,风餐露宿,在上海郊区以及福建万亩荔枝林地等,随蜂转移。后来此片得到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和1982年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这是“文革”后“上海科影厂”第一次得到金鸡奖,厂领导与摄制组皆大欢喜。我向出版局领导汇报写作成果时,也比较心安了。

科教片开拍后不久,养蜂研究所迁回北京。此时,我对中华蜜蜂已经发生了兴趣,常与中蜂研究室的朋友们联系。不久,传来了好消息,农林部批准了建立湖南沅陵中蜂种蜂场的方案。

我还随着中蜂研究室的杨冠煌、肖洪良两位主任,到沅陵种蜂场去,并且写了一条建场的新闻稿。同时,我也在全国范围内访问了若干知名的公社蜂场,包括到宁夏固原访问了一些因养蜂而脱贫的生产队,以及跋山涉水帮助农民脱贫的养蜂科技人员。

作为创作假的另一成果,我写了二十六万字的散文《蜜蜂王国见闻》,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我在阳台上养蜜蜂的经历,随着“文革”后落实政策、搬家进统一封闭阳台的高层建筑而结束。

不过,最近几年,具体讲是在八十岁以后,有一次,老杨来我家做客时,我偶然透露了对养蜂的怀念,他说:“这有何难!养在我那里好了,平时我帮你照看。”原来,他的养蜂爱好基本上没有断过,退休以后,索性办了个小型蜂场,养了三四十箱意蜂。他说:“反正多几箱也是一样管。再说,我全家都住进高层建筑了,我自己却是丢不掉养蜂的爱好,大部分时间都还在杜行镇老家的平房里,就近照看蜜蜂,有时也不免冷清。你常来,我反而热闹些。”这一来,我又在他的劝说下,养了五箱意蜂。

另外,我还养了五六箱中华蜜蜂。养中蜂却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从买蜂起,就走了弯路。我打听到无锡有个中蜂场,不问青红皂白,就叫了一部车去了。

我一直记着,拍电影《蜜蜂王国》时,我们请的一位养蜂员,是养蜂界知名的先进人物,路路通,由他带我们到一家国营中蜂场买蜂,去后谈了要求,蜂场场长马上请我们吃午饭,午饭后,需要的蜜蜂已经在车上装好了,我们点了数,付了钱,马上装走。到拍摄地,第二天蜜蜂安定了,开箱检查,每群都是群强蜜足,箱体结实完好,十分满意。

这回,我遇到的是个私营蜂场,场长姓杨,开价五百元一箱两框群。我仍是老办法,没有讨价还价,一千五百元买了三群蜂,三个破旧箱子,加上少量他推荐的蜂药等,近两千元,三箱蜂中,只看了老板开给我看的一箱,付了钱,就匆匆回上海了。回来等蜜蜂安定后,开箱一看,只有看过的一箱,是正常的,其余两箱,一箱明显是老蜂王,不出一个月就死了,一箱全是雄蜂,只有少量工蜂。出三箱钱其实只买了一群。再电话交涉时,已经出门不认货了。加上租车费用,差不多四千元只买了一箱中蜂,做足了冤大头。经验主义害死人!这以后,才学会了在网上买蜂,装在蜂笼快递过来,一群连蜂王带两框足蜂,每群二百八十元,也十分安全。

中蜂是未经驯化的野蜂,产蜜量很少,易分蜂,又爱飞逃。拍电影时有专职的养蜂员,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动手,捉襟见肘。老杨也从未养过中蜂,两三年间,也养垮过二三十群中蜂,垮了再买,总算近两年稳住阵脚。

养中蜂和“文革”中养意蜂,对我而言,心境不同。那时是全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残暴如云,只能到蜂巢中寻找幻想的和谐。每当开箱看蜂时,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得到了短暂的安详和宁静,也不失为一个调整自己心情的良好手段。现在社会逐渐走向正常化,生活较为安定,看蜜蜂也少了与现实对比的成分。对中蜂的兴趣,一是因为,我曾在阳台上养过一群,飞逃了,总想转失败为成功;二是,近年来,在蜜蜂的研究上,有些学者甚为忧虑,由于意蜂产蜜量高,我国蜂农养意蜂甚为普及,而意蜂群势强,可达十万左右工蜂,中蜂群势则较弱,强群一般只能达两万余工蜂,意蜂养到哪里,中蜂蜂场就被挤垮了,所以,在意蜂与中蜂的全局关系上,他们担心,我国土生土长的中蜂或可能有灭种的危机。这就要说到蜜蜂们的一个弱点了:蜜蜂在群体内部是和谐的,但是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却是有盗蜜的严重争斗的。出于前述原因,在盗蜜争斗中,中蜂常会一群群地垮掉。学者们忧虑,这种局部性的全军覆没或将转化为全局性的问题。

我近年来养中蜂的过程,也证实了学者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最初,我把中蜂养在意蜂周近,每到外界缺乏蜜源的时候,各群蜜蜂之间就互相盗蜜了,严重时,因相抱打斗而死的蜜蜂,满地皆是。几天不注意,养在意蜂周近的几群中蜂就陆续完蛋了。而且,这类情况还重复出现。我养垮掉的中蜂,半数都死于盗蜜时意蜂的侵害。于是,我和老杨商量,将中蜂搬到远离意蜂两三里的地方去。有时,新搬地的周近,还或有其他的养意蜂者,防不胜防。不过,搬了几次,终于,天无绝人之路,找到了两处安全的场地。至少,最近两年,我的中蜂们,未见盗蜂了。特别是,我在上海也常能看到野生的中蜂,郊区和市区都有。毕竟,中蜂眼下还是野蜂,善于飞逃,随处安家,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我的初步结论是,中蜂离灭种还遥远得很,不必过于担心。

我每次去杜行时,早上出门,换两次公交车,下车后,老杨开摩托车来接我,我就坐在他车后面,在他家中稍加休息后,再去看蜂,两人一起研究蜂群的状况、发展趋势、问题和措施,看完了,也差不多下午两三点钟,需要赶快回市区了。这几年间,我倒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还能经常独自一人,去郊区走动。老伴开始时不放心,陪我走过几次,后来看我在郊区来去很自在,也就听任我独来独往了。养蜂至少使我增加了活动量,也许蜂刺、吃蜜和蜂王浆,或亦对健康有些益处。

我和老杨收的蜜,全是蜜蜂自己酿熟的,比起一般蜂农,同样数量的蜂,收蜜量要少得多。事实上也只能如此,我们没有浓缩蜂蜜中水分的设备,如果不收蜜蜂自己反复酿制成的充分成熟的蜜,就难以长期储存了。

顺便说点关于蜂蜜的常识。能够长时期保存的高度成熟蜜,含水量应该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一般含水量在百分之二十三四以下的蜂蜜,听说也能保存相当长时期,也可以称为熟蜜了。含水量与蜂蜜的重量有关。

蜂蜜有自动从空气中吸收水分的功能,所以,高度成熟的蜂蜜保存于密封的条件下,可以存放十年八年直至千百年而不坏。埃及季捷金字塔中发现了一罐已经保存了三千余年的蜂蜜,依然清甜如初。由于蜜蜂在酿造过程中,分泌了杀菌的成分(有学者研究说是过氧化氢,似尚无确切定论),高度成熟蜜中是无菌的。

市面上出售的蜂蜜,厂家从蜂农处收购来时,含水量往往超过标准,所以需要用专门的设备,在真空的环境中,以不高于摄氏六十度的温度加热,脱去多余的水分,才能達到成熟蜜的标准。这一脱水的过程,只加热到摄氏六十度,就是防止破坏蜂蜜中原有的营养,只不过,加热对于蜂蜜中各种维生素与酶,总是会有些影响的。其影响,人们说法不一,好像至今还没有科学的定论。

所以,养蜂的行家们往往只食用蜜蜂自己酿的成熟蜜,亦称原蜜。市面上从国外进口的高价蜂蜜,如果货真价实的话,也不过就是国外现代化大蜂场所提供的、完全由蜜蜂自己酿出的成熟蜜。我们的市场诚信不足,又缺乏能够提供蜜蜂自己酿造的成熟蜜的现代化大蜂场,小蜂农所卖的蜜,是真是假,顾客缺乏信任,所以会出现出口低价蜂蜜而进口高价蜂蜜的怪现象。说起来,也让人不免有些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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