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在中外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分析及发展探索

李栋敏

摘要：孔子学院作为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官方媒介，在中外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分析孔子学院近年来办学状况，对比歌德学院，借用传播学理论对孔子学院在中外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定性分析，同时探索孔子学院未来发展新策略。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孔子学院仍在发展中存在质与量不匹配、官方背景过于浓厚导致受到异国文化排斥等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媒体浪潮的发展背景下，如何把握新机遇，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是孔子学院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键词：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 发展探索

一、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与窗口

孔子学院是我国为适应各国（地区）人民学习汉语的需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多元发展在海外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13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孔子学院，其中亚洲32国（地区）115所，非洲33国48所，欧洲41国170所，美洲21国161所，大洋洲3国18所。孔子课堂74国（地区）共1073个，其中，亚洲20国100个，非洲15国27个，欧洲29国293个，美洲8国554个，大洋洲4国99个（孔子学院官网）。借助开展汉语教育、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汉语教学资源等中外教育、文化方面的合作，孔子学院成为各国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桥梁。

在这个文化与政治捆绑的时代，弘扬传统文化，打开国门让文化走出去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和博弈的一手好牌，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内在需求。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语言作为沟通思想的媒介虽具有“价值中立”与“无国界性”，但亦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王永亮，2017）语言“塑造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文化中的信仰、价值取向和规范（董璐，2011）。”故通过语言学习，使更多国家的人民了解本国文化内涵与价值规范，成为各国推广本国文化的方式之一。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孔子学院规模迅速扩大。单纯从数量层面上看，孔子学院的全球规模已经大大超越了已有近 60 年历史的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马丁、歌德学院主席雷曼等说，“孔子学院模式”仅用短短几年时间，走完了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语言推广机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路，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堪称世界奇迹（张德瑞，2016）。

作为中西方交流的窗口，孔子学院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跨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借用传播学中的“5W”模式，即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就是传播的主体，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为传播对象，孔子学院则是二者就汉语学习内容搭建的传播媒介，达到了一定程度促进了文化交流的效果。这样的传播模式看似简单，但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各自的特性决定了孔子学院发展道路的复杂性。

迄今为止，孔子学院仍以教授汉语为己任，同时为了促进异质文化融合，改善枯燥单一授课模式，开展了“孔子学院开放日”“汉语桥”等大型活动，制定“孔子新汉学计划”欢迎世界各地学生来华访问学习，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增进交往，促进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同时，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环境与文化，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活动，如在奥地利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之夜”活动，在亚美尼亚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武术节”，以活动为纽带，两国人民加强了沟通与交流。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艺术、科技等文化传播的桥梁，是中国文化蓬勃发展的烫金名片。

二、关注文化互动性，实现跨文化传播软着陆

孔子学院数量上在全球的强势发展有目共睹，但数量与质量的增长并非正相关关系。语言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地域面的扩展，更是文化推广的广度和深度，主要体现在孔子学院在其他国家发展的接受度。从一定程度上讲，孔子学院数量的增长对质量的提升起到了抑制作用，没有达到深层次文化传播的效果。歌德学院与孔子学院同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其发展的对比可为我们提供借鉴之处。

战后，世界文学的倡导者歌德于是成为经过精心再发掘的新的德国文化的象征，象征着超越国家、政治的纯粹的人性价值探索，象征着超越本民族文化界限的自由开放的文化融合（董璐，2011）。借“歌德”之名，德国在各国成立了“歌德学院”作为德语教学机构。歌德学院在语言教学、翻译、介绍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长足的努力，采用了稳健的逐步渗透的发展模式，以谦逊的姿态面对多元文化环境，以开放、尊重的心态赢得了国际认可。60多年来，歌德学院已经成为语言教学传播界的标杆，充分担当起了跨文化交流的重任。

目前，孔子学院迅速扩张，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是地区分布与数量不够合理科学，申请条件过于简单。孔子学院在某些地区数量众多，如在加拿大共设立了12所孔子学院，35个孔子课堂，在德国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4个孔子课堂。现阶段，我国孔子学院申请条件仍较为宽泛：（1）申办机构所在地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需求；（2）有符合办学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 （3）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孔子学院官网）。低门槛的办学条件促进了孔子学院量的增长，但仅仅有这三项申办条件无法对孔子学院办学的质量有所保证。数量增长的同时，孔子学院教材不够系统，阶段性差，教材水平层次不齐，不能够彰显地域特色，忽视了文化背景和学习者的年龄分布。近年来虽有针对不同国别的教材开发，但同质性较高，对文化特征与受众心理需求研究仍旧不足，难以达到有针对性的文化对接（孙宇心，2015）。在语言传播方面过于浅显，只是初级语言教学，难以培养专业的语言翻译人才。

深究孔子学院能够迅速发展并能够以成为以国家形象进行语言教学传播的文化机构，离不开我国政府官方强有力的支持。即使是作为文化公益机构，孔子学院也被许多西方民众打上了代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烙印。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的强大背景，一方面为孔子学院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金等方面支持，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撑使其作为语言推广机构迅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使西方媒体质疑孔子学院的办学动机。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孔子学院的发展。2017年，习近平主席特使陈宝生访问开罗大学并考察孔子学院；刘延东副总理为匈中独立孔子课堂揭牌；张高丽副总理与苏丹副总统巴克里接见“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年度总冠军……原国家主席胡锦涛曾16次到孔子学院考察工作和看望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习近平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时曾亲自参与3个孔子学院的挂牌仪式（张德瑞，2016）。我国国家高层领导人频繁参与孔子学院活动也招致了许多非议。这种接待中国官员来访的活动过多使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更加浓重，加重了其他国家对孔子学院是“文化入侵”的掩护者的怀疑。相较之下，歌德学院作为一家民间媒介组织在对外文化中就淡化了官方色彩，且并不存在大规模扩张的态势。即使是在幅員辽阔的中国，也只是在北京、香港和台湾设立了一所歌德学院，在上海设置了一所办事处而已。

美方自2010年开始，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孔子学院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查，包括对教材、信件的审查（张德瑞，2016）。2015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关闭了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称在2014年合约期满后将不再续约，将于6月30日正式关闭。有美国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全球彰显“软实力”和推进中国文化的平台。2014年，美国两所大学也关闭了孔子学院，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曾呼吁美国近百所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或进行重新谈判。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有违学术自由（观察者网，2015）。这种在文化上高度戒备与怀疑，甚至叫嚣“中国威胁论”，其实是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误解”“误读”。这与部分人带着有色眼镜放大了我国在语言教学中对文化背景的介绍有关。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反思，是否可以积极改变，在传播中考虑受众的感受，以谦逊的姿态更加全面、客观的输出文化产品，构建良性文化交流环境。以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拟之于个人，则正如施拉姆所指出的 ：“传受双方是在个人经驗背景下创造和理解信息的。因此，传受双方所拥有的共同经验越多——双方的经验领域越能重合，他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对方（董璐，2011）。”孔子学院应在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利用对中国友好的外国友人，以更加温和充满民间色彩的活动吸引关注，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软着陆”。

三、新时代背景下，孔子学院发展探索

历史早就证明，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绝不逊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缺少强势文化的跟进，耀眼一时的物质文明走不了更远。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不该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附加物”、“搭卖品”（陈刚华，2008）。面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的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吸取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养和提升文化自信，肯定中华文化的价值，积极推动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从根本提高文化传播的驱动力。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新生态（李宝贵&刘家宁，2017）。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持续关注与强劲的政策支持为孔子学院的发展保驾护航。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 2020 年）提出，要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方式，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新华网，2016）。

在我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文化多元化发展背景下，孔子学院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铁路、公路、能源、信息、产业园区等多个方面，工程规模达万亿。没有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储备，很难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李宝贵&刘家宁，2017）。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语言与技术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而孔子学院可以为企业提供外语翻译人才，积极开展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如重走丝绸之路的旅行观光活动等。

此外，新媒体和网络成为文化传播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有学者认为在网络成为社会主流媒介的“脱域”场景下，文化传播失去了对与其内容相适宜的场域的选择，这也对文化传播的活动载体形成了限制（邓新&刘伟乾，2017）。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文化“在场”传播，互联网确实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更胜一筹。“慕课”这一数字化信息化的教学方式也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和肯定，这也为孔子学院的授课方式打开了新的大门。在2013年12年月举行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刘延东副总理谈到今后孔子学院的工作时指出：“要借助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快教学法改革创新……要大力提倡和推动育革孔子学院引入‘慕课教学模式，为各国民众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汉语教学服务”（雷莉，2014）。学院可以邀请优秀教师为全球有志于学习中文学习的学生开设相关课程，以此来解决孔子学院师资力量不足以及数量上地区分布不均衡，不科学的问题。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借助传播学的理论概述了孔子学院发展现状，突出了其传播的复杂性，强调了孔子学院对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巨大作用。同时，通过与歌德学院的比较，在研究中认识到了孔子学院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政治色彩过于强烈，文化传播缺乏双向互动性这一突出问题。在实践层面，针对学院发展存在的痼疾以一带一路、新媒体时代等新形势，提出了学院发展的新方向，可为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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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雪菲，曲翔宇.瑞典将关闭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 称这样的合作多余 观察者网2015.1.12 http：//news.ubetween.com/html/2015/jrrd_0112/18909.html

[3] 邓新，刘伟乾. “在场”理论视角下的孔子学院文化传播方式及其价值意蕴 [J]. 民族教育研究， 2017，28（03）：101-106

[4] 董璐.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 [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04）：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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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宝贵，刘家宁.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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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永亮. 跨文化传播的症结及其消解——基于我国五套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配置之检视 [J]. 英语广场， 2017（09）

[9] 张德瑞. 对孔子学院国际传播战略的思考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