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先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

张瑞雪

摘要：梁思永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受过专门考古训练的考古学者，是在中国田野考古中第一个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的考古学者，他对遗址遗物的科学分类、整理，他对昂昂溪文化的确立，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推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事业大踏步发展。

关键词：梁思永；现代考古学；奠基人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兴起。这之前由于中国考古学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某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时代，中华民族所承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使得一大批人仁志士转向西方，寻求新知识，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梁思永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梁思永先生系广东新会人，1904年11月13日出生于澳门。1954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梁启超的第三个儿子，童年时代在日本生活了8年，1913年随家人从日本回国。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在清华学习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文体、社会活动。1923年，梁思永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留美时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在美国哈弗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位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学者。昂昂溪五福遗址，成为了梁思永先生在国内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发掘的第一地点及考古学标杆。使昂昂溪文化之名著称于世。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对于了解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钥匙的作用。

一、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

梁思永先生在美国学习先进的考古发掘技术就是为了填补中国缺乏专门考古学的人才，他受父親文化救国思想的影响，在校期间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于东亚考古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为了解国内考古的具体情况，曾一度返国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并且整理清华所藏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写成英文专刊。他在1929年定稿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一篇卓有远见的文章，他把亚洲东部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动物化石、文化面貌和地址堆积上分析，并提出“在研究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完全按照西方的型式学和年代学来发掘不科学，将来的研究中可能会出现该地区特有的文化顺序”的科学预测。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就恰好证实了这一点。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商代文化三种文化类型的发展顺序强调了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对中国史前时期文化类型和分期分布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思永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中，对李济发掘的10000多件陶片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统计的研究分析方法，和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器物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实践中具有示范意义。

二、田野考古的科学化

现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重要区别之一，是注重田野发掘，有人称之为“锄头考古学”。

在二十年代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工作者自1931年以后在发掘技术尤其在地层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个突破是同梁思永分不开的。梁思永自1930年春学成回国后，梁思永怀揣着爱国之心，克服自然环境与战乱的危险，只身来到黑龙江省昂昂溪五福遗址进行发掘。当年秋季即对黑龙江昂昂溪含细石器的沙丘进行了发掘。在第三岗，他发掘了八个探沟，发现黑沙层叠压在黄沙层之上，文化遗物全都出在黑沙层里。我们不知道梁思永是否采取了水平层位发掘方法，但这次发掘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采用科学发掘方法对细石器文化遗存的发掘，对于了解北方细石器的埋藏及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由梁思永主持的安阳后岗发掘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及小屯商文化的叠压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钥匙的作用。纠正了当时缺乏地层学依据所提出的“夷夏东西”的说法。安志敏先生曾说过“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阶段的标杆，是梁思永先生对中国现代考古的重大贡献。”

三、昂昂溪文化的确立

1930年9月28日至10月6日，梁思永仅带着一名助手在昂昂溪五福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几天内共发掘了四处沙岗和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器与陶器，俄国人卢卡什金采集约700件，共1000件。

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册发表了44页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报告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为嫩江流域古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东三省自古以来为中国的一部分，无可辩驳。他的考古发现成为傅斯年论战的一把利刃。在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把热河的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和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的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称为“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四、秉承治学严谨的学风

梁思永先生非常关心学术研究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伊始，一些青年同志由于初次参加考古工作，并面临着如何编写考古报告的问题，先生始终给予指导和关注，1952年考古所青年要编写《辉县发掘报告》，为了辅导他们写作，先生在病榻上用钢笔在便条纸上写成了两篇文章的草稿作为发掘报告的参考提纲。第一篇《殷代陶器》是以考古学家李济编辑的《殷墟陶器图像》为基础，对商代陶器的质料、器形、制法、纹饰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剔去了图像中所收的龙山陶器，提纲挈领，易于了解，是研究商代陶器的一篇重要论文，此文已在1988年第2期《考古》上发表。第二篇《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对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调查发掘，人员组织，遗址、遗物的描述以及结语和附录的要求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对编写考古报告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原想整理成考古方法的论著发表，遗憾未能实现。但当时青年们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

五、培养考古人才 薪火相传

1949年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梁思永先生怀着欣喜的心情放弃了八年多的蛰居休养生活，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当时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先生躺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扶掖后进，培养青年一代，为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积极努力。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宝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先生的熏陶和培育，并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目前留在台湾的石璋如、高去寻等人，也是殷墟发掘的参加者。梁思永先生当年的研究生安志敏，如今已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梁思永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无论是1930年确认的昂昂溪文化和1931年主持城子崖发掘后确认的龙山文化及后岗三叠层的发现，都是梁思永将西方考古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的中国考古学自己的文化。他是中国考古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安志敏。梁思永先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北方天地》1990年第1期

[2]梁柏有《思文永在》故宫出版社2016年

[3]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