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工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保护数字工作者的权利》的汉语翻译

赵冉

过去十多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按需工作的劳动力稳步发展，出现了“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新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更多人主动选择或被迫放弃全职兼职工作，而依靠少量多次的“零工”谋生。

尽管打零工比传统赚钱方式更加灵活、效益更高，但这也预示着将出现这样一批劳动群体，他们紧张焦虑、失去自由，时刻盯着手机和电脑，等待下一单的出现。

刚开始出现了Elance、oDesk（现为Upwork）、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以及99设计（99Designs）等服务市场，计算机专业人士和设计师通过这些服务市场竞争一次性或短期任务。现在这批数字平台包括，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以及澳大利亚按需提供清洁服务的初创企业“惠兹（Whizz）”等。

Human intelligence for sale

出售人类智慧

亚马逊Mechanical Turk AMT 和Crowd Flower 等众包平台孕育产生了一种更为大型的全球按需工作劳动力众包平台。在该平台上，数百万的劳动者做着业界所熟知的小零工。

这些任务包括标记图像、提取关键字、收集或检查地址数据、翻译文本的小片段等等。AMT将这些称为人工智能任务（HIT）。一项人工智能任务可以在几秒或者几分钟内完成（劳动者们因此获得几美分的收入），劳动者可以加入到多个有数百次小任务的HIT组中。

就在我撰文这会儿，AMT就提供了大约30万项人工智能任务。运气好的话，一位普通的Turker（AMT 对工作者的别称）可望每小时收入2～5美元，但是日常的工作量是没有保障的。

平台提供者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吸引服务的请求者，另一方面又吸引供应商和劳动者。尽管这些平台工资不高也没有实际的劳动权益，但是注册的劳动者人数却一直增长。通常而言，大约有400万人借助这些平台寻求工作。

许多平台所有者和创新大师们一直想把零工经济打造成人们灵活、平等、自由工作的新时代。但是，美国就业和民权律师莫什·马威特（Moshe Marvit）在《国家》杂志上的撰文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的计件工作，其核心观点似乎无可争辩。

Race to the botto

工资水平达到最低

上周网站“对话（The Conversation ）”上称，关于按需劳动者的系统性统计数据不足。2010年Turker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的Turker来自美国（47%）和印度（34%），大学学历的人数占63%，女性30%，中值年龄为30岁。

在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中，工作者几乎没法讨价还价。人们总认为他们是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

劳动者私下里做些零工并不稀奇。但是，云技术、移动终端、服务导向型计算机技术支持下的互联网平台使这些小型市场空前扩大，市场中失业人员和勉强就业大军数目庞大，让工资底线一跌再跌。

数据驱动算法可以对员工的表现和声誉进行持续监控，请求便可以挑选劳动者，此外，他们也有权单方面拒绝支付劳动者已完成的部分或所有工作，这又增加了劳动者的压力。

零工平台所有者也开始受到监管机构和税务当局的审查。最近，澳大利亚税务局发布了一项规定，将共享汽车司机的工作归为“出租车旅行服务”，要求所有优步（Uber）司机都必须登记并缴纳服务税（GST）。

司机们已向优步缴纳了20%的费用。优步表示，为了补偿澳大利亚所缴纳的服务税，乘车价格将上调约10%。尽管如此，优步预定的相对较低的乘车费用仍有可能导致司机流失。因此，优步公司对这一裁决提出了异议，并有望将此申请提交联邦法院。

New labour

新型劳动力

在很多国家，关于监管快速发展的平台公司并加速按需经济必要性的爭论愈演愈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呼吁公众对“共享经济”发表意见，商界、消费者和工会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

联邦贸易委员会收到了2000多条意见，反映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同的观点和诉求。然而，从“从共享经济的平台、参与者和监管者所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看，这场辩论下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劳动者。

然而，一些基本问题还是要公平解决，如：劳动者作为雇员或独立承包人的划分、劳动者集体争取最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权利、对双方均衡的服务水平协议的需求等等。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一扫数字无产阶级中下层人民心中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