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的国际传播策略

2018-08-06 08:59尹仑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年6期
关键词:周恩来国际传播策略

尹仑

[摘 要]皖南事变发生期间,周恩来采取了正确的国际传播策略,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欧美主要国家外交官的报告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让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给予国民党政府巨大的国际外交和舆论压力,促成了皖南事变的最终解决。周恩来在应对皖南事变中运用的国际传播策略,对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开展“亲诚惠容”的外交有着重要的启示,为今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皖南事变;国际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6-0026-03

一、背景

1940年1月17日,蒋介石宣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皖南事变发生,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浪潮的高峰。

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首先,国民党在其所掌握的媒体上大造“新四军抗命叛变”的舆论,例如《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于1月18日发表了题为《抗战的纪律》《严肃军纪》的社论,妄图把这场血腥的反共内战说成是与政治无关的“纪律制裁”,以混淆视听。其次,国民党加强了对国内新闻媒体的管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局不但严禁各报登载有关揭露“新四军事件”真相的消息,而且也不准驻重庆的记者们往外发送这方面的新闻报道。[1]再次,国民党试图对国外新闻媒体进行封锁。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为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另一方面加緊反共宣传,要求各国记者按其意图撰稿发电。为此,国民党中央还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不仅限制电讯内容和发电单位,而且还严格限制采访对象和采访活动,连采访证上都严格规定了采访时间、地点、对象。因此,所有相关的媒体报道都是经过国民党审查通过的。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行动,国民党试图掌握皖南事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一开始,外国媒体对于皖南事变的报道都是国民政府提供的新四军是叛军的消息。[2]

二、周恩来的国际传播策略

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国际传播策略可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皖南事变前和皖南事变后。

(一)皖南事变前的准备。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夕,周恩来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及时与各方面取得联系,并开始同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广泛接触。1940年11月2日,周恩来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时局的发展前景进行磋商。12月23日,周恩来又在沈钧儒的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几天内同斯特朗长谈数次,以大量的确凿材料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投降阴谋,预言更大的反共事件将接踵而至。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嘱咐斯特朗:谈话的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等需要发表时将写信告知她。周恩来担心如果斯特朗立即公布这些文件资料会加剧国共之间的摩擦,不利于两党的团结抗日。

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组织力量,将有关材料,包括半年来国共双方的来往文电和国民党的反共文件汇印成册,秘密寄往八路军驻桂林和西安办事处,并托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所有这些宣传解释工作,使国外媒体记者,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外国记者了解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事件发展的真相,博得了他们的同情。这对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得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有着重大影响。

(二)皖南事变后的应对。1.对国外政府的传播策略。皖南事变后,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周恩来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人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外交官,告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周恩来本人先后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卡尔听完周恩来叙述的事变真相后,即劝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英国政府收到卡尔的报告后,也警告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周恩来在会见居里时指出: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导致中国内战,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则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随后,居里在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进展。而此时苏联也明确表态,声明进攻新四军只会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要蒋介石注意,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1月2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

在国际上给蒋介石带来巨大外交压力的同时,苏美英三国还在经济方面抓住蒋介石依赖外援的致命弱点对其施加压力。美国政府通知蒋介石政府:“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3]并将拟议援华的五千万美元暂缓实施。英国则以内战危险没有消除为借口,暂缓开通滇缅公路,以此作为对蒋介石的惩戒。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在会见何应钦、白崇禧时曾暗示,国民党如再进攻中共军队,挑起内战,苏联将停止对华援助,“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相互残杀”[4]。

苏、美、英等国作为中国的战时盟国,在了解了国共冲突的真相后,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力量,故对蒋介石进行联合施压。蒋介石迫于外交和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只得取消反共计划。

2.对国外媒体的传播策略。事变发生后,周恩来除配备人力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外,还亲自同各国记者联络。2月1日,周恩来和《时代》周刊的著名记者白修德作了长谈,向他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同时周恩来还致函刚刚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女士,建议她把去年12月皖南事变前的准备材料向美国报界披露,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毛泽东以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的谈话。

当时已经回到美国纽约的斯特朗发现在美国许多报纸上刊载的都是新四军叛乱而被国军“剿灭”的消息。就在这时,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上发现了老朋友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了解到事实其实是数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突袭了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于是斯特朗便把周恩来提供给她的原始资料交给了《先驱论坛报》的老朋友乔·巴恩斯,他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皖南冲突、国共冲突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冲突的真正制造者。随后,她又发表了自己的两篇评论文章《不适时之中国奋斗》和《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在文章中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国民党称日本是“癣疥之疾”、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乃是投降言论。

斯特朗的材料和斯诺的信息完全颠覆了事变爆发后公布出来的信息,突破了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在美国各个阶层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美英等许多报刊随后也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刊登此消息的同时,发表了《不适时之中國奋斗》的评论。美国《纽约报刊》电文指出:“时至今日中国欲战胜威胁国共两党之日本,急需保持密切之团结……此刻发生此种剧烈内讧,实为极大不幸”,希望“蒋介石将军能作妥善措置,以免成为中国之不幸与远东轴心同盟国之胜利”。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评论,蒋介石政府“解决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兴奋”。苏联《真理报》刊载皖南事变的消息,并在结语中指出:蒋介石此举“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惟有削弱中国而已”[5]。

外国记者和媒体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及时披露,引起国际舆论界和英、美、苏等大国的高度关注,致使国民党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为了应对外交和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1月2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强调此次事件纯粹是为了整饬军纪,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为了进一步改变不利局面,他又在3月6日的国民参政会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6]。

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南方局对皖南事变真相的及时揭露,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次事变的真相,转而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之后, 虽然江南新四军受到较大损失,但江北新四军却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后,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随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新四军与八路军协同配合,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周恩来的国际传播策略在皖南事变前后为援救皖南新四军和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历史贡献。

三、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要求做好对外宣传,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切实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今和未来一段时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按照“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周恩来在应对皖南事变中运用的国际传播策略,为今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何迪,曹建林,翟卫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J].教学与研究,1981(01):12-17,48.

[2]刘叶.外国新闻记者的报道在解决皖南事变中的作用[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02):203-204.

[3]陈枫.皖南事变始末[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4]崔可夫.在华使命(中译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5]中央文献研究室. 皖南事变资料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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