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对面打成了‘哑巴’”

朱余福 郑心仪

“你往我右边来坐。”采访前，84岁的朱余福指了指身侧，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左耳听力不太好。”这并非是年岁增长带来的自然衰退，而是60年前在金门炮战中留下的伤病。朱余福青年时参加了3个月的金门炮战，后曾任第二炮兵发射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至今，有关那段炮战的记忆，也如伤病般，历经岁月而未泯。

出发，“好样的，跟我上”

金门炮战打响时，我即将从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毕业。按照规定，我们毕业前要参加一个实习项目，带着枪炮去校外体验实弹发射。照常说，所谓的校外就是靶场。但那时金门前线正好要人，机会难得，学校党委决定让我们中队的全体干部和学员百余人，到福建前线参加炮击金门的战斗。

那时候，报纸上、广播里，关于金门炮战的报道有很多，指导员也对大家详细讲解了当时的两岸形势、国际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动员。现在总有人问，大家怕不怕？担不担心牺牲？那都是后来人的想法。其实根本没这回事，我们一个个都高兴、激动得不行，就怕自己去不了，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还有人写血书呢！

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出发，一路南下，经过上海，进入福建省后又改坐汽车。一路听着咣当的撞击声、滴滴的鸣笛声，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彼此胳膊挤着胳膊，条件比现在差远了，但那种兴奋的心情，我到今天都忘不了。

还记得有一片广袤数里的沙滩，杂草丛生，远处的相思树格外葱绿，离海滩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山梁，而我们实习的炮兵第三师就驻守在这座山下。在学校我读的是炮兵指挥专业，目标是为炮兵部队培养初级指挥员，学习以射击指挥、兵器（机械）、战术、侦察、政治、军事体育和军事地形等课程为主。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一般会被授予少尉军衔，又被称作“排长队”。

来到第三师后，我就被分配到炮一连当见习排长。为了迎接战斗，连队正忙着构筑工事。山上的泥黏土硬，加上阴雨连绵，我们每挖一锹土，都要用很大的劲儿，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工程十分艰巨，但大家斗志昂扬，没人叫累偷懒。

谁知道战斗打响前，连长决定让我留守在连部。我急了：“连长，既然让我代职锻炼，就必须让我到阵地去！”连长见我态度坚决，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說道：“好样的，跟我上！”

战斗，“花前月下不是将军的摇篮”

自“八二三”炮击以来，阵地上每天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做好准备，等待上级开炮的命令。

一天下午6时20分，战斗打响了。我军阵地炮声隆隆，敌炮也向我阵地疯狂射击。爆炸声和炮声混成一片，密集得就像春节时的鞭炮声，但炮弹声比鞭炮声大许多倍，震耳欲聋。到处是火光、硝烟、尘土，金门上空一片火红。

一般情况下，一座大炮会配备四五个炮手，有人瞄准，有人装填炮弹，有人拉火，还有人负责运弹，分工很细。我们到前线后，每个环节都要实践。那天我负责运弹，背上四五十斤一箱的炮弹，来回在坑道间快速奔跑，弹片就在身边飞过，发出“呼呼”的尖叫声。工事里战友们埋头装弹拉火，也是一刻不停，炮膛都烧红了，人也打得眼红了，但谁都不甘示弱。

记得临战前首长对我们讲话：“花前月下不是将军的摇篮。一个有理想的军人，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那一天我和战友们真的是在枪林弹雨、在最艰苦的地方战斗。一排战友刘鑫源被弹片击中了右手，鲜血淋漓，但他一声不吭，继续战斗。在一阵剧烈的炮声后，我的左耳轰隆一下，突然鸣叫起来，鼓膜似乎被震破了，但战斗紧张，压根顾不上在意。对于我们军人来说，轻伤不下火线，并不是一句空话。最终，我们直到压制了对方火力才停止射击。

这样的炮战发生了很多次，最激烈的一次，两个小时就打了数万发炮弹。

游击，“打一发？”“打一发！”

在阵地的生活，也不总是这么危险、紧张，特别是后期“单打双停”后，我们有了闲暇开展其他活动：每个人都自带针线包，可以缝缝补补；排里有节约箱、拾金不昧箱等“五件宝”；连队开展了节约一滴水、一滴油的“六个一”活动；我们提出不抽烟、不喝酒等“七个不”的口号……

福建靠海，天气很好。在休战间隙，我们还会用钢钎、铁镐，甚至是用手挖，一点一滴地开出了大大小小几十块不同形状的菜地、花圃。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谈人生、谈理想、谈家乡的风土人情、谈祖国的大好河山。有时我们会用捡来的贝壳、海螺、海石花拼一些小图案。不同阵地之间，还会互相观摩，开展竞赛。等开战后，这些“作品”被打掉了，我们就再做，打掉了又做。

最有意思的还是打游动火炮。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不过我们，就打起了宣传战。除了散发传单和利用广播进行煽动外，还在金门岛的海边石头上刷上了一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白色标语。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就根据火炮的高低、方向等因素，设计好“回击”的行进路线和发射地点。然后白天把对敌宣传单卷成一束束的，装入炮弹，做成“宣传弹”，天黑以后，就两三个人一组拉着炮行动起来。等拉到了地方，大家笑着说：“打一发？”“打一发！”就停下来，打一炮。一打完，大家马上又说：“走，走，快走！”赶紧收拾好大炮，换个地方继续打。有一次，我们的游动火炮射击完刚刚撤离，对方的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刚才的炮位旁。就这样不停地发射、不停地转移，我们和敌人捉迷藏。

宣传弹在金门上空“开花”，宣传品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飘落下来。我清楚地记得，宣传弹的内容有国防部长的《告台湾同胞书》，还有给台湾亲属的信件和对我军政策的宣讲等。这些宣传品印制精良，就算掉到水里也不会破。

前观，“保证完成射击指挥任务”

我们在金门实习了3个月，大部分人都是待在阵地上，离金门最远的有10多公里。事实上，最危险的地方不在阵地，而是在“前观”，就是前沿观察所。这里是最靠近金门的地方，指挥员在这里才能发现目标，确定火炮射击的技术参数，然后给火炮手下达射击命令，因此“前观”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常遭到炮火袭击。

学习炮兵指挥专业的学员，多次向领导请求：“我们是实习排长，实习就是在实战中全面锻炼，让我们上指挥所去吧！我们保证完成射击指挥任务！”然而，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实习学员，一般不让学员上“前观”去。

但我和同学刘岳雄成了例外。因为读书时，我和他合作编写了一个讲述军校生活的电影剧本《红肩章》。初稿完成后，中队十分重视，打印了上报给各级领导，经学校政治部初审认为很有修改使用价值。来前线前，领导还建议我们利用前线实习的机会，深入体会一下炮兵部队的战地生活，以便对剧本进行加工。我俩就以这个理由不断申请，终于获得了上“前观”的许可。

“前观”和国民党军队隔海相见。在那里，我们眺望着蔚蓝色的海面，看到不足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黛青色的小岛，就是金门岛。通过炮队镜，我们能清楚地掌握对方的各种活动，吃饭、上厕所、吵架、打闹，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们重点要观察寻找的是他们的机关、工事、宣传喇叭以及大炮的方位。

有几次，敌人疯狂袭击“前观”，在大约几百平方米的山头上，打过来几百发炮弹，整个山头被炸得硝烟滚滚。我们没有慌张，迅速记录下目标坐标，然后给后方阵地下达口令。阵地立刻狠狠回击，打得对面的炮兵成了“哑巴”。

待过阵地，上过“前观”，遛过游击炮，也种过花草，虽然只有3个月，但这段经历深刻地留驻在我的军旅生涯之中。

2008年，我曾重返当年炮战的地方。原来的工事、坑道，变成了旅游景点；在我拉着火炮轧过的山坡，立起了一座座别墅；曾经近在咫尺，又似远在天涯的金门，已经可以搭乘游船抵达。但我最难忘的场景，是在海风中伫立了50年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对岸，立起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政策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