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中国文学亟待拓展的新空间

所谓“成长”，英文为growingup，具有“生长而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之意。在文学书写的诸多主题中，“成长”与“爱”等一样，不但常写弥新，且具经典性和永恒性。文学诸体不约而同对“成长”主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从文体优势、开掘深度、取得的成就来看，“小说”无疑最具叙说“成长”的资质。由是，小说家族中便诞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长小说”的叙说样式。“成长小说”是什么？作为词语，它源自德语Bildungsroman、Entwicklungsroman和Künstlerroman等，意为“塑造”“修养”“发展”和“成长”。作为文学概念，“成长小说”出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

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无外乎有以下两种标准：

其一，成长小说的广义/狭义之别。所谓广义的成长小说，是指但凡涉及成长主题，展现了人之成长的历史性脉络的小说。按照此种界定，绝大多数小说都可归入成长小说范畴。这种界定过于宽泛，指称功能过度膨胀，导致本性迷失，成长小说有被淹没或自我放逐之虞。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长就是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对于某些人来说，一生都处于成长之中。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长的高峰时段无疑发生在青春期。人生观和世界观一经定型，很难再发生颠覆性变化，顶多会进行微调。而且，任何概念关注的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如期形成稳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长大成人，是绝大多数成长者在青春期前后就基本解决的问题。而长大成人的时节被无限期延迟的成长者毕竟是少数。

因此，广义的成长小说界说显然是对成长小说的一种庸俗化理解，其导致成长小说失去了自己的文体规范，几乎将所有的小说样式都可装进成长小说这个大口袋里，从而导致成长小说无法给自己以准确命名，无法形成属于自己的稳定的诗学体系。所谓狭义的成长小说，乃指对青春期所发生的故事的摹写，或者说展现了处于青春期的成长者芜杂的心路历程。显而易见，广义/狭义的成长小说分野，文本中所着力表现的成长主人公的年龄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但是，狭义的成长小说观念视域过于狭窄，指称功能几无所指，导致自我囚禁，面临僵死之窘。如同世界上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绿叶一样，形形色色的成长者成长的景观无疑各个不同，因此，生硬地将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年龄限制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无疑太过武断，有失公允，同样忽略了成长者各个不同的成长状态。当然，相比较而言，狭义的成长小说更为切近成长小说本体，其抓住了成长小说理应关注的核心人物和事件，把被广义成长小说所普泛化、抽象化、公共化的成长命题具象化、个性化。从表象上看，其外延被缩小了，实则拓展了内涵，捕捉到了成长鼎盛时段化蛹为蝶般的巨变，从而把握住了成长历程中的黄金季节。笔者认为，具有诗学意义的成长小说概念的生长，应该建构在狭义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吸纳广义成长小说概念中的某些合理元素。

其二，成长小说的经典/现代之别。在所谓经典的成长小说概念中，不成熟的主人公在经历各种磨难之后，个性、人格日臻成熟，人生观和世界观得以完善，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从而长大成人。这无疑是对成长者成长的美好祝愿，甚至无异于对长大成人的乌托邦想象。这与成长小说原初的启蒙意识相吻合，寄望于通过成长小说塑造的典型、楷模，督导成长者克服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挫折、磨难，最终长大成人。但是，经典的成长小说概念显然忽略了成长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所有的成长者并非都能幸运地如期长大。这样的叙说模式显然将那些未能按时长大的成长者屏蔽，无疑是歧视。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概念，回避了经典成长小说概念所存在的瑕疵，充分考虑到了成长语境和成长主人公成长结果具有的多元性、芜杂性。笔者认为，成长者的成长结果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态：或如期长大成人；或有可能长大成人；或成长夭折。

总的说来，成长小说这一概念如同成长主人公的成长一样一直处于成长之中，不断发展、完善，其外延和内涵有不断增殖的趋势。对成长小说的认知当辩证，既不能割断其历史渊源，亦不能受困于所谓经典、大师的定论，否则，这种小说样式势必成为一种八股文式的文体。既不能展现成长景观的多样性，亦无法为这一文体样式谋求新的增长点。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古今中外大量文本的研读，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成长小说定义为：成长小说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导引，得以顿悟，如期长大成人；或若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迷茫依旧，拒绝成长，成长夭折。其美学特征可概略如下：①成长主人公通常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主要为13—20岁），个别成长者的成长可能提前或延后；②叙说的事件大多具有亲历性；③大致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頓悟→长大成人”的叙述结构；④成长主人公或拒绝成长，成长夭折；或若有所悟，具有长大成人之质；或顿悟，长大成人，主体生成。

作为舶来品的成长小说这一文学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前被所谓的教育小说所取代。经过意识形态的干预、改造之后，它得以迈进当代中国本土。清末民初，为“救亡图存”，唤醒愚钝的国民，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将成长小说这一小说样式引入中国。此种情状与18世纪德国成长小说的兴起异曲同工。很明显，实现“教育”功利，是中国成长小说的发生动因。五四时期，崇尚“民主”“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空前膨胀，彰显个性而“自省”式成长是此时期成长小说的新面貌。随着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的全面爆发，“革命文学”空前繁盛。“危巢之下，岂有完卵”，个人在时代的激流面前已无足重轻，成为大时代急流中的一朵浪花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由是，成长小说重返“教育”之道，意在教育成长者抛弃“小我”，塑造“大我”，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庞大、神圣、庄严的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二十七年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恢宏的公共命题的指引下，所有的成长者被视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又红又专地成长，必须彻底清除“小我”而张扬“大我”，所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如果说清末民初成长小说强调的是“知道”，那么“革命时期”的成长小说强调的则是“行动”。由“知”到“行”，乃成长小说实现教育功利的飞跃。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新时期，西学再度席卷中国。“人性”“自我”等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关键词，而中国成长小说真正迎来了黄金时期。或控诉一度被扭曲、被放逐、被扼杀的青春，或张扬卓尔不群、与成人社会规约格格不入的个性，但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叙事目的———摆脱政治权力话语的干扰，表现作为生命个体独特的成长风景，尤其是将“性的成长”这一敏感的核心事情作为成长书写的重中之重，是此时期成长小说产生裂变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成长小说中展现的大多是芜杂的成长景观，“拒绝成长”等反成长叙事将这一小说样式推向了风口浪尖。于是，当成长小说不再担当“启蒙”“教化”等宏大使命，一些论者认为其日益个人化、私密化的叙事趋向可能导致这一文体样式的消亡。笔者认为，成长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成长小说面临新的成长问题，不得不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新的叙事策略，此乃适者生存抑或大势所趋，亦是成长小说获得新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成长小说在内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这种因文化语境不同而生发出的成长小说的主体性差异景观，客观上导致了中/西方成长小说在审美等功能层面上的差距。难怪有论者认为，具有本体意义的成长小说至今还未在中国诞生。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社会体制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型，以成长为书写主题的成长小说从本质上发生了裂变，作为主体的成长者表现出了与林道静等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但是，他们的成长仍旧是迷茫、混沌的，精神的超越仍旧亟待完成。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风光无限的棉棉、卫慧，她们歇斯底里地张扬“身体写作”，她们那些以宣泄“残酷的青春”而惊世骇俗的文本，无疑都在讲述有关“我”、有关青春的成长故事。“我”的言、行、思都烙印着绝对生猛的个性（或自我），所有惊世骇俗的反常之举，都是为了对“自我的寻找和确证”。为了实现自我而不惜以对自我的伤害为代价，把生活的表象当作人生的本质，从而与平庸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妥协，身不由己便沉陷于感官功能的刺激和享受之中。而一度热销的“青春文学”，写作者大多是被媒体爆炒的所谓“天才少年”“新新人类”。尽管他们的作品中不乏才气、灵气，也确有不少令人震惊之作。但他们对成长的理性认知的贫乏，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震撼性。这些所谓的成长故事多了些“欲赋新词强说愁”的况味，少了些冷静的沉潜，肤浅、浮浅之气暴露无遗；多了些“自恋、自虐”式的孤芳自赏，少了些与社会生活情境和谐共生的气度，自大、自负、自卑、偏执情绪顿显；多了些刻意离经叛道式（所谓另类）的表演，少了些心灵的体验和平心静气的内省，在莫名的骚动和虚妄的叫嚣中迷失了方向。

总体说来，中国成长小说书写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缺乏顿悟与主体生成。欧美的成长小说经典在叙说成长主人公历经磨难，尤其是在遭逢了标志性事件（比如“死亡”“再生”等）之后，实现了顿悟，从而长大成人，主体性得以生成。在成长主人公的成长之旅中，尽管时常会出现导师的身影，但导师们并非充当成长主人公的救世主，并不承担为迷茫的成长主人公指引成长方向的角色，顶多成为他们成长的见证人。也就是说，成长不过是成长者自个儿的事，主要需要成长者自己去完成。然而，中国作家笔下的成长主人公在成长之旅中大多离不开精神导师的导引。否则，他们的成长就无法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映衬了写作主体“成长观”的陈旧：以成年人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面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忽略了成长者成长的自主性和主导性。与其说是成长者在成长，毋宁说成長者不过是充当了成长的傀儡。这样的成长者，其主体性显然难以生成。

其二，缺少长大成人的结局。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程式化”结尾，所有经历了磨难的美丽的公主，最终都能和英俊的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欧美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人公最终都能长大成人，完成成长。而中国作家笔下的成长主人公们的成长，一般有三种结果：完成成长，长大成人；仍旧处于成长之中；成长夭折。前面述及，成长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无法回避教育功能，必须实现文学性和教育性的互动。若成长主人公未能实现顿悟，长大成人，主体生成，也就无从实现启迪读者的教育功效。

其三，忽视对非常或反常的“成长之性”的关注。欧美的成长小说书写不设防，尤其是对“成长之性”的书写没有禁区。常态下的“成长之性”自然成为成长书写的永恒主题，亦不忽略诸如同性恋、性心理畸形等非常态或反常态的“成长之性”的书写。而中国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常态下的“成长之性”时“犹抱琵琶半遮面”（70、80后作家例外），不敢轻易进行反常或异常的“成长之性”叙说。此种情状对于写作题材的丰富性，以及表现成长的全面性、完整性来说是一种缺憾。作为成长之“核心”的“性”，自然是“成长小说”书写的一种公共资源。“性的成长”，是“成长主题”不可回避，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叙事视域。然而，“性的成长”，一度成为书写的禁区和盲区。笔者认为，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成长乃“无性成长”，成长书写乃“无性书写”。“无性成长”不是完整、完美的成长，“无性书写”是成长书写的一种缺憾。突破“成长”的书写禁忌，无疑有益于复归完整的人性。书写“性”的成长，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对“性”抱以的神秘感和羞耻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性的放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灾难深重。因为对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的消解，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就荡然无存。为性而性，从而降低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品格。比如，棉棉、卫慧们张扬的“身体写作”，不惜以对自我的伤害为代价，把生活的表象当作人生的本质，从而与平庸的日常生活达成了妥协，身不由己便沉陷于感官功能的刺激、享受之中。如果表述情态是严肃的、探讨的、反思的、诗意的、启迪的，力避性场景的原生态裸露，力避对自然情欲的煽动、夸饰，力避只求生活真实而忽略艺术剪裁，就必然能有效督导成长者的成长，从而实现“文学”与“教育”的双赢。

本期解读了两部中国式成长小说，分别是《寻找鱼王》（张炜）和《拐弯的十字街》（张国龙），以飨读者。两部作品都聚焦“成长”，但展现了不同的成长景观，大体能体现中国当下成长小说的书写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