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书评

班兆香君 杨华

【摘要】本篇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包含“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费先生在描述被迫适应全世界的脚步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

【关键词】乡土中国；转型：后乡土性

一、中国社会的乡土性

乡土中国已经经历了土地革命这一重要的制度变迁，建国后又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又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如今正经受市场化转型的冲击，其结构特征的变迁在所难免。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乡土社会的主体一农民主要靠种地谋生，他们与泥土分不开，依赖于土地，同时又受制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所以，乡村里的人基本是不流动的。因此乡土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农村里的步子是较缓慢而又闲适的，他们只需按照一年又一年相同的习惯去做某些熟习的事情，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什么时候参加某种祭拜仪式，这些都是按固有的文化传统所传下来的，而这些固有的文化传统又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政府对乡土社会的某些条件进行改造来引导农民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以使社会平衡。所以，在后面的内容里，作者依据乡土社会稳定性与独立性的特点，进一步论证得出，商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国家从宏观层面也颁布了包括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城市时代下的“后乡土中国”不仅迫切需要扭转农村地区日渐衰微的发展形势，而且还面临着如何坚守和延续“乡土中国”乡土性特征的挑战。

二、差序格局：推浪格局重复交错的人际网络

在东方传统社会下，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呈现为另一种格局，费孝通先生将之概括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是有区别的，前者界限模糊，后者界限分明；前者以自我为中心，具體的、界限分明的只有己，克己乃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后者讲求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界限分明的是团体，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团体亦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利。团体格局体现为很强的组织性，差序格局表现出很大的分散性。“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乡土社会缺乏“团体”，也就难以产生“团体”的道德；由于团体乃是超越个人的“实在”，乡土社会也就没有产生什么“超人”的道德。乡土社会运行的过程就是欲望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欲望的实现是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容。乡土社会中的欲望的已经自然和文化的筛选，契合人类客观生存条件的欲望才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得以积累。总之，乡土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推衍出的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

三、后乡土中国的理解

（一）后乡土中国的概念及特征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人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了现代性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乡土性就是结构基础是乡土的，但精神气质则是乡土与现代的混合。真可谓是同在一村住，确属两样人。这说明现代村落已经不同于乡土中国时代的村落了，村落结构虽然没变，但村落面貌和精神气质却有了巨大的变迁。

（二）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

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社会，农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越来越需要面对市场。然而，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在应对市场方面无疑处于相对劣势状态，因为市场制度的规则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现实都有着较大的背离。按照市场规则，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人，才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包括就业和收入；而劳动的回报和价值则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很显然，市场制度的这些核心规则是不利于乡村居民发展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后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有关联，例如，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市场地位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市场机会。

（三）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

鉴于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成因并非市场、政府、社区单一机制的失灵，因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就不会是简单一条路径。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部分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从而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劳动力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市场机会。但是，由于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一直在城镇非正式就业市场就业，不仅仅就业机会不确定，而且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往农民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的优势逐渐减少，相应地他们获得满意收入的机会也就渐渐减少。由此看来，农民依靠外出流动并非为解决发展问题的长久之计，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过渡方式。

参考文献：

[1]王小章.“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J].山东社会科学，2015（2）.

[2]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李迎成.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J].城市规划学报，2014（4）.

[4]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J].社会科学研究，2015（1）.

[5]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J].人文杂志，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