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暑假： 活在手机链接的世界里

韩茹雪 容与

回乡女孩，在手机里梦回大城市

13岁的女孩欣宜总觉得自己和老家的小朋友不一样。她相信自己离明星就差一点点。

来北京过暑假的欣宜，皮肤有些黑，长长的头发梳成马尾绑在脑后，尖尖的瓜子脸，闪亮的瞳仁配上有些狭长的眼尾，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欣宜的老家在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县的一个村庄，1000多户的村庄，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比如欣宜的父母。

她的妈妈马婷是霍村“新市民生活馆”的负责人。这是一家为打工子弟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通过高校学生做志愿者的形式在周末和假期给孩子们开设戏剧、英语、影视等课程。马婷的工资是每月2900元——这已经是最好的时候，另一位老师只有每天50元的补助。此前，马婷在这里做过一年的志愿老师，没有一分钱收入。

爸爸做防水工，一个月能有7000元左右的收入，还算不错，但工作要在“日头最毒的时候”，阴雨天做不了防水。

他们住着的霍村，是另一个北京。

沿着地铁4号线直到南端的黄村西大街站，打车还需要10分钟，才能拐进这座位于南六环的村子。水泥外壳的二层小楼有些正在拆，剩下的正等着被拆，路边的垃圾桶没有盖子，三个一排挤在一起，溢出不少脏污的塑料袋、包装纸和烂掉的水果。

常住居民一万多人的村子里，流动人口占到大半，大多数以做防水、建筑、摊贩谋生。每年七八月份，这里的孩子就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跟着打工的爸爸妈妈漂在北京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也趁着暑假过来和久别的父母团聚。

小学四年级之前，欣宜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去年，由于她属非京籍学生，无法提供在北京上学需要的证件，拿不到学籍，不得不回了老家。

马婷和弟弟在县城租了一个三居室，请孩子姥姥照顾欣宜、10岁的二女儿和另外两个孩子。只有3岁多的儿子还跟在身边。

在老家的日子，欣宜觉得“没别的可玩”。

一台五成新的vivo y66成了姥姥照看欣宜的最好工具。屏幕已经被摔得开了花，按下开关键，粉嫩的背景瞬间亮起，快手、抖音、qq和qq音乐都在第一屏的主页上。

和妈妈管束欣宜玩手機不同，姥姥拿这个孩子没办法。姥姥每晚9点多临睡前会“查房”，看到欣宜屋里亮着灯就会催她睡。但欣宜早就摸透了，关了灯窝在被子里玩手机，姥姥几乎都发现不了。

欣宜自称有强迫症，“一定要把手机里的红点都点完”。在快手上，她关注了200多人，每天所有视频的红点消失，是她玩手机结束的信号，怎么也要花上三四个小时。平时上学，玩儿到9点就睡觉，放了假，有时玩儿到夜里一两点钟。

回老家后，欣宜的学习成绩也直线下滑。在北京念书时，班上58个人，欣宜能考前十名；回了老家，125个人的班上，欣宜连前六十名都进不去。

在北京上学时，欣宜班上的三位老师只教一个班级，回了老家，班容量翻了倍，但老师同时教很多班。“我们英语老师教3个班，200多个人根本顾不过来，老师不够用。”欣宜说。

她曾试图摆脱手机。在A4纸上写下每天的计划，贴在书桌显眼处督促自己。但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就又回到手机里的世界。

在北京时，欣宜经常在妈妈工作的“新市民生活馆”里待着，每天能接触到新鲜东西。她爱唱歌、爱跳舞，最喜欢TFBOYS里的易烊千玺。但在老家，没有绘画课，没有舞蹈课，也没有戏剧课。

欣宜在北京还学了拉丁舞。从2013年到2015年，每周日上午她都在“新公民生活馆”上拉丁舞课。志愿者老师统一给订衣服和鞋子，妈妈还给欣宜另买过一套黄色带流苏的舞服，配有黄色边的黑鞋子，欣宜自己选的。

离开北京前，欣宜参加了拉丁舞考级。她记得深刻，很大的练舞厅里，每人发一个号码，她的是“43号”，音乐一响，所有人自己开始跳，专业评审老师在一旁打分，她很轻松就过了关，拿到了一枚“铜牌”。

但该考银牌时，她已回了老家。

跳舞的衣服都留在了北京，唯独背了一双舞鞋回家。没人时，欣宜就在老家的客厅跳。手机连上蓝牙音箱，放一曲《baby是我》或者《Cry On My shoulder》，声音不敢开太大，她换上舞鞋，开始自己的表演。

欣宜想回北京上学，但心里也知道不可能，和妈妈提了一下，两个人就默契地翻了篇。

手机成了她和外界联结的唯一通道。

她跟着音乐视频学跳舞，在QQ音乐里学歌，再去全民K歌里唱。在全民K歌里，她的签名是“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质朴更能打动我”。

她还喜欢快手和抖音，“唱歌好的、跳舞好的、会编头发的”，是她最爱看的三类视频。

大城市的艺术熏陶给了这个小姑娘一个明星梦。她想去中央音乐学院学唱歌，或是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她想出道，永远留在像北京一样的大城市。

她甚至曾有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前年，她和舅妈、表姐在黄村乐购购物商场，碰到两个自称编导、摄像师的人，对她说，她条件不错，邀请她去三里屯参加艺人选拔。

第二天一早7点多，马婷就带着欣宜专门找了会编头发的阿姨，化了妆、盘起头发，坐上了去三里屯的地铁。

“一个自我介绍，两首无伴奏音乐表演，每五个人一组，我们那一组选上了三个。”提到两年前那场面试，欣宜的眼睛闪着光，“但要交38000元的培训费，太贵了”，她的眼神又一点点暗淡下去。

“每周就上一节培训课，上一年，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样，”马婷在一旁连连解释，“要是三五千元，我也就让她去了，但真是太贵了，何况家里又不是她一个（孩子）。”说这话时，二女儿在一边看手机，小儿子抢过马婷的手机，熟练地打开一个气球游戏。

另一种假期团圆

2018年7月14日，“四环游戏小组”的小院里迎来一年一度最热闹的时刻——为该上小学的孩子们举办毕业典礼。每个孩子得到的毕业礼物是志愿者妈妈和老师共同用纸折出来的各色百合花，一束10只，还有一本厚厚的成长档案。

已创立14周年的“四环游戏小组”，最初主要服务于四环市场的摊贩，随父母来到北京的流动儿童在这里得到照看，家长以志愿者老师的身份参与到育儿过程，这成为北京打工家长的互助育儿试验田。

相比于价格高昂的私立幼儿园，四环游戏小组为打工族家长和孩子们的团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6岁的刘晨曦是今年的一名毕业生。

他在北京出生，有个大他7岁的姐姐。爸爸妈妈从老家河北邯郸来北京10多年了，原先在四环市场卖菜，2014年市场关闭后，爸爸买了汽车，妈妈每天去医院找行动不便要出院的病人，拉活儿让爸爸把病人送回家，妈妈有时候也跟车一起去。

好多时候，一开车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比卖菜赚钱多一些，但也很辛苦，爸爸妈妈都想趁着年轻多赚钱。

爸爸妈妈都出车时，就让姐姐带着弟弟，给他俩点钱，饿了，姐姐就去附近买点包子、大饼，哄着弟弟，等爸爸妈妈回来。

爸爸妈妈不放心姐弟俩，在家里装了监控，能看到他俩，也能对话。

姐弟俩不能出去玩，就在家看电视、玩手机，爸爸还专门给买了一台苹果电脑。

刚到“四环游戏小组”时，刘晨曦每天都抱着电脑，可以不吃饭，不能不玩电脑。老师告诉他，“你不能玩手机了，但你可以玩手指游戏”。想不到小家伙立刻回答，“我可以跟爸爸练武功”。在北京的家里，如果爸爸没有出车，父子俩笑闹着，时间悄悄溜走。

让小朋友学会一点点放下手机，参与游戏，成为“四环游戏小组”老师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博客天下》采访当天，北京下了一场雨，小院地面积了浅浅的水洼，小朋友们在院里踩水花儿，“啪唧啪唧”的，乐疯了。

毕业典礼结束当晚，爸爸就开车把儿子送回老家上小学。担心孩子玩手机再上瘾，郝爸爸没有给孩子买手机，爷爷的手机成为联系纽带。

大女儿上完四年级后，也被送回老家读书。妈妈吴玲玲本想把女儿送到北京的私立学校，每学期4000多元学费，夫妻俩努努力，也能挣出来。但现在“学籍要求越来越严，在北京没学籍，以后不知道有什么麻烦”，权衡许久，还是送回老家读书了。

几乎每天晚上，妈妈都会和女儿视频或电话，有时候女儿也会把不会的题拍下来，微信发给妈妈。一周前，女儿给妈妈打电话报喜，她的期末成绩考进班级前列。

借助手机，在老家的一双儿女和在北京的父母，实现了另一种团圆。

“现在的乡镇儿童被手机毁了”

造了16年的梦，林非墨准备醒了。

2002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他致力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建设。现在，他是北京市智泉學校校长。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如今只剩下50多个孩子，分为7个年级。学生最多的2008年，智泉学校总共有2000多名在读学生，2014年，这个数字减为700，一年后，500人。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数据显示，2006年时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另据新公民计划的统计，2014年时，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减少到127所。也就是说，8年间，这类学校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相应地，非京籍学生数也在减少。如今，智泉学校里的非京籍流动儿童只占了一半，家庭条件也比之前要好，他们的父母往往在京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暑假也会给孩子报个班，舞蹈、绘画、钢琴或者夏令营，丰富多彩的选择让孩子们度过两个月的缤纷夏日。

但流动儿童回到老家之后会怎么样？

林非墨回答不了，“有时候，北京让我很难过。”

期末考试完将放暑假，有学生在操场上碰到他会打个招呼，“老师，我要回老家读书，下学期不来了”。林非墨见惯了，笑着鼓励孩子，“在家也要好好读书啊”，但他心里“堵得慌”。

也有学生不适应在老家念书，吵着要回来的，“最后还真有回来的”。但林非墨有时候也能听到老师们议论，哪个孩子“回到老家成绩下滑”，哪个孩子“回去之后没人管束”。

“有些NGO直接把留守儿童称为问题儿童，隔代教育满足不了教育的需求。”林非墨说，但他能做的也只有笑着跟孩子说一句，“回去也要好好读书啊”。

“四环小组”的志愿者龙飞对此也感受深刻。他是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研一的学生，穿一件黄色文化衫，背后印着“传递正能量”。

1993年，龙飞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市下面的一个小村子。父母常年在苏州打工。小学三年级之前，他是由爷爷奶奶照看的“留守儿童”，之后，他跟随父母到苏州，成了“流动儿童”。

龙飞对《博客天下》回忆，他的童年是属于田野、属于河流的。村子旁边有个水库，雨水大时，龙飞就和小伙伴们拿着小网，去水库缺口抓鱼虾。

据说有孩子被冲走过，但爷爷奶奶管束不严，他们照样去玩儿。小鲫鱼很鲜嫩，抓上来回家用油炸了，他至今都记得那个香味。

但他暑假的主业是放牛。吃过早饭，朝阳还带着露气，龙飞和小伙伴们牵着牛来到后山，碰上草好，一上午就能放完，草不好，牛得吃到傍晚才差不多。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带上扑克、象棋、军旗，躲在泡桐树的阴凉下嬉闹，肩上偶尔挂一两朵淡紫色的小花。

那是一个没有触屏按键的童年。

因为做过留守儿童，龙飞长大后本能地关注留守儿童，经常参加支教活动。他清楚地看到了变化。支教时，孩子们上课念着《短歌行》《虞美人》，一下课，就三三两两地端起手机，在网络上重聚。

在秦皇岛青龙县支教时，学校旁小卖部里，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天天缠着龙飞教她用QQ，还加了龙飞的QQ，说以后要来北京找他玩。

“现在的乡镇儿童被手机毁了，土也嫌脏，猪也嫌脏，不愿意接触乡村生活”，多位从事留守儿童研究的老师对《博客天下》提到这个现象。生活条件改善后，乡村孩子必须承担的劳作变少了，喂猪、砍柴、放牛、拔草这样的农活儿，既不是他们假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于是，空余的时间和精力，便全部投入到了手机上。手机是他们和父母联系的纽带，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伙伴，也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玩伴。

欣宜正准备报名参加《音乐新生力》，一档在长沙录制的棕艺节目，被选上后，只交4980元就能到电视台参加录制。这是她从手机上看来的。

7月中旬的这一天傍晚，霍村下了一场大雨，路面泥水能溅到大腿，强风带起了雨伞。让人避无可避。马婷抱着三岁的儿子，欣宜和妹妹跟在身后，快步拐进一间民房。

只容两人通过的走廊一侧，推开门是一屋香味，欣宜爸爸在做扁豆焖面。25平米的房子里，靠墙的一张大床是马婷和三个孩子住，一边的另一张小床爸爸住，桌上摆满了各种日用品。屋外大雨如注，家里的日子热气腾腾。

过了暑假，欣宜和二妹就要返回河南老家，弟弟也该到上学的年纪了，马婷在考虑索性全家一起走，“反正以后在北京也上不了学”。

3岁的小儿子抢过妈妈的手机，点了几下，很快传来“bingo”的声音，他又通关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