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档案保护制度与技术探析

罗吉鹏 程瑶

摘要：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上，继承前朝经验，并结合本朝实际日益完善，逐渐走向成熟。唐代统治者重视对档案的保护，制定出详细而又严密的制度，制度的完善对于维护档案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档案保护技术上也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水平，是唐人在档案保护技术上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唐代档案保护制度技术

Abstract：Tang Dynas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rosper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 ress， in the archives protection system and technolo？ gy， inherited previous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rogress of this dynasty， gradually up to ma？ ture. The rulers of the Tang Dynasty attached impor？ 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archives， formulate de？ tailed and strict system， the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archives. On archival protection tech？ nology represents the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at time， it is the crystalliza？ 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archives protection technol？ ogy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The Tang Dynasty； Archives Protec？ tion； System； Technology

我国档案保护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习古人经验可为当下档案保护工作提供借鉴。麻新纯[1][2]分别对古代档案保护科技和古代档案保护思想进行研究。严春花[3]对古代档案保护制度展开研究。宋林雅[4]对古代纸质档案保护技术展开研究。李致忠[5]研究了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和形制。上述研究均是从宏观上对古代档案保护工作的研究，并未具体到某一朝代。唐代经济发达、科技进步、制度完善，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典型代表，其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我国档案保护史的成就。

在古代，档案作为统治阶级活动的记录，是彰显封建王权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保护，延长档案寿命以流传后世。唐代，由于造纸技术发展成熟，纸质档案数量剧增，对档案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纸质档案保护是我国古代档案保护的核心，是古代档案工作的一部分，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唐代结合前代经验，并根据本朝需要，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

一、唐代档案保护制度

（一）用纸制度

唐代造纸技术普遍推广，造纸业呈鼎盛之势，不同用料、不同类型的纸张开始出现。其中，官府的公文用纸量最大，“中书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粜、春彩、税草无定法，岁为旨符，谴使一告，费纸五十余万。”[6]不同衙门、不同官员的公文用纸有著不同规定，衙门等级越高、官员品级越大公文越重要，纸张质量也越好。“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7]唐初，黄色被确立为天子的颜色，黄纸为皇室所专用，使用黄纸既可凸显皇室尊贵，又可延长文书档案的寿命，“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县并宜用黄纸。”[8]在任免官员的告身上，不同品阶的官员其告身用纸也不同，“五品以上，用大花异文绫纸，紫罗里，檀木轴；六品以下朝官，装写大花绫纸及小花绫里，檀木轴。”[9]唐代严格的公文用纸制度，保证了纸张质量，为重要文书档案的保护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代的用纸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分度和保护性，不同级别、不同人群使用纸张的材质是不同的，利于重要档案保护和延长档案纸张寿命。

（二）副本制度

副本制度是保护档案实体免遭天灾人祸的一项重要措施，唐自建朝以来，就十分重视档案副本的建立，多地保存、互为参照不仅维护了档案内容的安全、防止徇私舞弊，也降低了天灾人祸和自然力量对于档案实体破坏的风险。

唐在三省都分别设有甲历档案库，共同组成中央档案库。三库保存的档案各有侧重，互相既有联系又有分工，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尚书省吏部甲库保存各机关形成的官甲、勋封甲和考功簿书，中书省所藏的主要是王命制辞的制敕甲，门下省所藏的授官甲历，是制作官甲的原件，比较珍贵。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来冬集，申门下省，吏部有官甲，内库无本，今请依官甲例，更写一本进内收贮，纵三库断裂，即检内库本。”[10]内库是当时的禁中档案库，专收皇帝的制敕等重要的文书档案，甲历档案由原来三库保存变为现在的四份副本，可见统治者对于副本制度的重视。到德宗贞元八年，“给事中徐岱、中书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来甲敕，祗于刑部，不纳门下省甲库，如有失落，无处检覆，今请准制敕，纳一本入门下甲库，以凭检勘。”[11]将刑部的甲历保存一份至门下省，以防不测。

副本制度具有保护档案实体和档案内容安全的特点，既保证档案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也降低重复利用对档案寿命所造成的伤害。

（三）贴黄制度

贴黄制度为唐代首创的公文改错制度。由于皇帝颁布的制敕多用黄纸，故对于制敕的修改也用黄纸以贴之，“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黄亦黄纸也。”[12]制敕具有权威性，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文书官员在转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刮擦制敕不仅是对皇权的不敬，而且也会损坏纸张，不利于文书档案实体的保护。同时，使用的黄纸含有黄柏汁又有防蠹的功能，可延长制敕的寿命。

贴黄制度体现唐人尊重档案原件的思想，对档案实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也防止随意篡改档案内容，维护了内容的安全，这一制度为后朝所沿用。

（四）安全保密制度

古代档案管理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缺陷，致使档案丢失、泄漏、篡改等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维护档案内容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不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切身利益。为弥补这些缺陷，唐代制定了系列安全保密制度。首先，在文书草拟阶段，唐朝的文书分为“内制”和“外制”。以“外制”为例，“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13]因中书舍人职掌重要文书的起草，故对其有“四禁”，“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14]对于文书的准度、时间、精度都有严格要求，违者将受到重罚。其次，在文书工作的交接阶段，规定“其主典替代者，文案皆立正案，分付后人，违者，杖一百。”[15]文书主管人员的交替必须要有明确的交接程序，核对文案数量，防止任内徇私舞弊，以维护档案实体与内容安全。最后，唐代通过严格律法以约束文书档案泄密、偷盗、丢失等行为，“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16]

唐代安全保密制度具有法律性、严苛性的特点，把档案内容的安全保密上升到法律高度，对维护档案内容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有一定积极作用，弥补了唐代档案管理制度的缺失。

（五）修缮制度

档案修缮对于破损档案的复原以及延长档案利用的生命周期具有再生性的作用。唐宪宗元和八年，吏部侍郎杨于陵奏：“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逾滥，难于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若据见在数卷，一时修写，计其功直，烦费甚多。窃以大历以前，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二十一年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纵须伦理，请待他时。臣今商量，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17]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典籍档案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选官用人的甲历档案。为满足官宦对甲历档案的检覆利用，杨于陵建议对大历十年（776）至贞元二十年（804）的档案进行修缮。

修缮制度延长破损档案的寿命，使其价值可以延续，唐代的修缮具有定期性和官方性的特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维护了唐代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二、唐代档案保护技术

（一）染纸防蠹

染纸最早记载于三国时孟康注释：“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记载，“《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云：‘浸蘖汁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染则年久色暗，盖染黄也……写讫入潢，辟蠹也。”唐代的文书用纸多为黄纸，“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避蠹”，[18]“黄纸是用黄蘖（黄柏）树皮的汁液做染料，浸染而成，其皮黄味苦无毒，含有小蘖碱、少量棕榈、黄柏酮、黄柏内酯等多种生物碱，这些生物碱是具有碱性的含氯有机物”，[19]溶于水后既可染色又可防虫。

染纸防蠹在唐代广泛使用，在档案保护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从纸张自身的特性进行防蠹值得现代档案保护的借鉴。

（二）药剂防霉

唐代在纸、墨和糨糊中早已添加防霉剂来避免纸质档案的霉变。在纸的制作过程中，唐人將白矾溶于水中，刷涂在纸张表面，白矾可使微生物脱水致死，最后晾干即可。唐代文书的书写材料仍然是墨，墨的主要成分有炭黑、动物胶、防腐剂。动物胶中的蛋白质可成为蠹虫的营养物质，需要加入一定的防腐剂，不仅可以除臭，而且可以保持墨色不退变，常用的防腐剂有麝香、樟脑等。唐代多为手工纸，纸的篇幅较小，需要用糨糊将其首尾相连。糨糊又以面粉为制成材料，含有的蛋白质易腐烂生霉，张彦远提出“凡煮糊，必去筋。稀缓所得，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20]因此，唐代常在糨糊中添加白芨汁、川椒末、明胶、皂角、藿香等原料，既保持一定黏度，又可除湿防腐。

药剂防霉体现唐人档案保护的智慧，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把中医药学知识应用到档案保护中，通过对药剂成分的改善来达到防霉变的效果。

（三）定期晾晒

唐代每年会举行定期的曝书会，将档案库房中的所有档案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晾晒，时间选在夏季三伏高温少雨之时，按照档案排放顺序依次晾晒，“用大板摊晒，下置高凳，晒后连板抬到风口凉透方可入柜。”[21]定期的晾晒制度不仅可杀死档案中的幼虫、虫卵等，而且可防潮，避免霉变。从现代档案保护技术来看，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纸张中的纤维素，使纸张发脆发黄，不利于纸质档案的长久保存，这一方法具有明显时代的局限性，但在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古代，定期晾晒也不失为一种防虫防潮的有效措施。

（四）档案装订技术

古代档案装订的技术是随着档案载体材料的变化而发展的。档案装订技术的蓬勃发展是在纸张成为书写工具以后，汉朝和魏晋南北朝时仍处于萌芽阶段，隋唐时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类装订技术层出不穷。

卷轴装由前代的帛书卷子装发展而来，是唐代档案主要的装订形式，欧阳修曾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经折装得名于折叠佛经，是将长卷的佛经依照一定的宽度或行数从头至尾左右折叠，直至成为长方形，折件的首尾用纸或纸板、绫、绢作封皮，装订成本。梵夹装起源于古印度，是在贝多树叶上撰写梵文佛经的一种装订形式。“将写好的贝叶经视段落和贝叶多少依顺序排好，用两块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经叶上下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梵夹装就算装订完成。”[22]

唐代档案装订技术以方便利用、保护档案原件为原则，又兼顾方法创新、时代审美，在唐代的档案保护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唐代档案保护的不足及启示

（一）不足

唐代虽在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受时代所限，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

唐朝中后期的胥吏之害破坏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以唐代甲历档案的管理为例，其主管官员为三省的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但因他们“缘官望清高，兼外有职事，不得躬亲”，[23]故胥吏是三省掌管甲历档案的实际人员，包括甲库令史、书令史、掌固等。他们熟悉甲历档案管理的流程，“诸司甲库，以令史值曹，刓脱为奸”，[24]各低级胥吏借工作之便监守自盗、擅自篡改档案。甲历档案是唐朝铨选官员的主要依据，其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选拔到优秀人才，胥吏之害使甲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受到挑战，不利于档案内容的保护。

唐代在档案库房的建设上存在不足。中国古代的档案库房建筑不仅可体现文化特色，而且也凝结了古人档案保护的高度智慧，“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格水火，使不为患。”[25]唐代甲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档案库房，但其建筑结构、用料、风格等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相反，“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勋大火，甲历并烬矣。”[26]司勋司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其所藏档案是甲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防火措施的匮乏是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

（二）启示

“研究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史，不在于研究问题的本身，而在于继承和发扬。社会的进步是文化的不断积累和继承发展的结果。”[27]在研究唐代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基础之上，更应学习唐人档案保护的精神，学习其对档案的敬畏之情。如唐代首次将档案保护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运用国家强制力来保护档案实体和内容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我国近年来频繁出现篡改干部人事档案的事件，法律对于篡改或破坏档案惩处的相对宽松，让心怀不轨者频频触碰法律的底线，如能像唐代，制定严苛的法律条款来保护档案的神圣性，则篡改档案的乱象将会得到一定抑制。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现在的档案保护是建立在过去的档案保护之上，未来的档案保护也必将以现在的档案保护为基础。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历史悠久，唐代的档案保护制度与技术只是历史长河的一块缩影，对其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理论上，可完善我国档案保护的体系，向着科学化、系统化、全面化的方向发展。实践上，可指导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为日后的档案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19]麻新纯.中国古代档案保护科技探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2）：108-112.

[2][25]麻新纯.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思想探析[J].北京档案， 2005（11）：12-15.

[3]严春花，龙梦晴.中国古代档案保护制度概览[J].兰台世界，2010（07）：15-16.

[4][21]宋林雅.中国古代纸质档案保护技术探微[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05）：29-30.

[5][22]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与形制[J].文献， 2008（03）：3-17.

[6][24]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0：1345，1456.

[7][13][14]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274，276，276.

[8]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10][11][17][23][26]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364，1513，1514，1514，1513，1008.

[12]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8：37.

[15][16]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16，195.

[18]赵希鹄.洞天清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0]唐彦远.历代名画记：卷2[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27]王良城，杨继波.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史略说[J].档案工作，1988（04）：46-47.

作者單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