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窑洞的老人

易笙

延安，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黄土地，被世人称为圣地。

走进延安，名字带“圣”字的学校、公司、宾馆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圣”字牌的小米、大枣、小吃和矿泉水，一种崇高而又伟大的情愫在灵魂的深处油然而生。听课、参观、逛街，在延安好几天了，我仿佛一直是驾着红色的彩云在飞翔，热烈之余却对那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对那八百里秦川的窑洞有了一种焦渴的向往。

傍晚，老胡、小何几个学员在我的怂恿下出了校门。穿过光洁的水泥路、繁华的店铺、热闹的街市、整齐的居民住宅和那一块块燥热的红色标语牌，我们来到了枣园村。过了村委会的旧楼就开始上坡，踏着那山间小道上的尘土，我们就仿佛从那现代的喧嚣回到了那厚重的史册里。小路从山脚蜿蜒而上，中间有一段较为平整，铺着一些不规整的石块，两边是茅草，和那种带着刺的酸枣树，到了半山腰，拐了一个弯，我惊喜地叫起来：“啊！窑洞！”

眼前是一块垂直的土壁，在山窝子里，土壁上没有一根杂草，光洁得像是用涂料刷过一样。在土壁的中间有一扇门，门的旁边有一扇玻璃窗，门和窗的上面有一个半圆形大拱，使门和窗浑然一体，看上去像是地上升起一轮太阳。门上挑着一块白色的布帘子，布帘上满是油和土的污迹。窑洞一侧有一个露天的灶台，灶台上垒着一口锅，从灶台边黑色的炭沫子看，灶台一定是存在了多年。灶台上放着几十个啤酒瓶，灶台旁边蹲着一位老人，他头上扎着一条黄不黄、灰不灰的白羊肚手巾，上身穿着一件对襟的布褂子。老人的面前有一个塑料盆，盆里盛着一些切碎的番茄、芹菜、茄子和豆角，他正用漏斗把盆子里的混合物往啤酒瓶里塞，手上、地上、盆里盆外沾满了红红的番茄汁。

“老伯，您好。”我们有意上前攀谈。“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浓浓的陕北口音，有热情，有淳朴，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官腔。“老伯，这是干啥呢？”“做番茄酱，这些酱装瓶子盖好放锅里蒸熟，能保存两年，冬天下大雪了可以当菜吃。”老人说着把满是番茄汁的手在身上擦了一把，抱着好几个瓶子放进锅里。

“我们可以进屋看看吗？”“可以可以。”窑洞宽不足三米，长不过四米，上面是粉了石灰的圆拱，顶头有一张土炕，炕上放着十分陈旧的被子、毯子和床单，黑黑的，好像从来都没有洗过。炕沿的一侧有一个锅台，那是冬天烧炕做饭用的。炕沿前的右边有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后是一口大水缸，水缸上有一个水龙头，拧开也没有水，水缸过来就是窗了。左边的灶台前摆着一只木箱和一张单人沙发，正对着门，沙发上放着零乱的蔬菜和杂物。这就是老伯全部的家什和生活空间了。

窑洞里低矮窄小，我感到有些压抑，只站了几分钟，就迫不及待想出来。在窗棂上，我看到了一帧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20世纪50年代的军装，透着西北汉子的刚毅和五官棱角分明的帅气。“这是我。”老汉指着照片得意地笑着，露着一口黄黄的大板牙。“您当过兵？”“是的，我曾经援过藏，参加过中印边境保卫战，现在每个月民政局给我90块钱补贴。这是我的儿女，一个在部队，一个在打石油，一个在地区当干部。”老伯指着另外一张全家福，笑容里溢满了幸福。“老伯，平时都干啥？”“玩、浇树、种菜，这是八路军种过的菜地。”老人指着窑洞面前一畦菜地说。几条垄整得齐齐崭崭，就像军人的被子，菜地不足两分，却种了十多种菜，都长得绿油油的，与旁边那些茅草、白杨树饥渴干涸的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临走，老胡掏了一百元钱塞给老人，我不知老胡是出于對老伯的尊敬，还是出于对贫困的怜惜。“我不苦。”老伯推辞一下还是接了。离开窑洞，我们上到山顶，可以看到延安全景。脚下有一条几十年前挖的战壕，旁边一大片四季长青的松柏树，有碗口粗，一定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种下的。松柏树面对着宝塔山、延水河，格外耀眼地挺立在方圆几十里的延安山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