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漂”岁月

王梆

自从27岁离开报业，选择了自由写作之路，我就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刚到伦敦的第一年，更是穷得樵苏不爨。别人在Soho饮酒猜马玩失踪，我在Canning Town的一个贫民区，和五六个素不相识的人合挤一套巴西蚁窝。我的房间是一只玻璃窗加三块隔板拼贴起来的水晶棺，一张中间凹陷得不成样子的单人弹簧床即是它的容积。

那是2010年，和狄更斯笔下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露宿者和万圣节的恶鬼，街上已见不到半丝褴褛，连我们这些生活疾苦的伦敦漂，也会想方设法在慈善店淘几套返工的行头。尽管如此，吃饭时不小心偷窥到对方的碟子，还是一眼便能探出窘相来：我吃3.25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20碗面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对面两位长得像双胞胎的俄罗斯女郎吃吐司刮黄油，或者黄油刮吐司；巴西房东则吃1英镑一大罐的酸奶。他还不时向我请教如何做中国菜：“我的儿子在学跆拳道。”仔细揣摩中国菜和跆拳道之间的关系之后，我慷慨地向他传授了我的素面谱。

后来，我的朋友、英籍印裔独立电影导演Manjit Kaur在光临了我那只有一张单人弹簧床的寒舍之后，便发扬英国左派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我从Canning Town弄到了West Hounslow。

新房东是一位穿着纱丽，满脸愁容的印裔阿姨，我的新房间在一套50年代中叶修建的政府福利房里，离希思罗机场半步之遥。外墙微裂，内墙发霉，马桶的蓄水声也十分恼人，幸好经常被飞机的螺旋桨声盖住。房租每周80镑，不包水电网费，比Canning Town的65镑全包贵一点，却是真砖实瓦，且间间阔亮。

我的室友是Black小姐，她租的那间房稍大且尚未长斑，所以比较昂贵，要110镑一周。尽管如此，比起伦敦市内动辄两三百镑一周的单间价，她已算“踩到了狗屎”。

从一位来自格拉斯哥郊区的美少女，到伦敦某大学电影理论系的翩翩学子，再到某流行疾病防治中心朝九晚五的病例管理员，Black小姐已孑然一身在伦敦漂了20多年，不但摆脱了让人求死不得的苏格兰口音，还将身体的占地扩宽了一圈，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伦敦文职人员。

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Black小姐就出门了，赶早班巴士到West Hounslow地铁站（或暴走四站路），然后坐地铁到伦敦二区，再转巴士到办公室，交通月卡120镑。那还是2011年，当时伦敦五区内高峰时段的单程地铁票是3.60镑，7年后涨到了5.10镑，所以当年Black小姐过得虽然不太豪华，但也说不上绝望。下班后她会时不时到中产阶级大爱的Waitrose超市游荡，买些准过期牛排或一瓶放血价红酒，然后满腹心事地拧开门锁，拎着大袋小袋，疲惫地走进厨房。

Black小姐对黑白爱情片，或所有简·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满怀爱意，她还爱听古典音乐，只要她在，厨房里就会飘满仙女洗衣液和BBC古典音乐台的芳香，尽管她那台古董调频收音机，总是要挨一顿劈头盖脸的抽打才能勉强恢复正常。

百无聊赖的周末，Black小姐便会拉上我去逛Richmond。这里不但拥有罩在玻璃宫里的稀珍热带植物，还有查理一世没来得及打死的各种猎物以及近630只野鹿。顶级名牌时装店配百年手工精衣坊，V领花格羊毛衫配老年高尔夫爱好者，情侣们深情地依偎在刻着“吾爱某年某月”的榉木长椅上，细数着满池天鹅……“岁月静好”都不足以形容Richmond的美，只有全英最贵的房屋税（撒切尔推出的一种按房产价值上缴的户头税）才攀得上它。

Richmond虽美，我和Black小姐却什么也买不起，顶多在一间叫Paul的法国咖啡馆里喝上一杯热巧克力，再在河边听流浪歌手和乌鸦合唱几曲情歌，就差不多得坐上返程的公交车了。

一番舟车晕浪，直到又看见路标上的“Hounslow”，我才总算活过来。比起Richmond， 我更爱Hounslow，因为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Hounslow的露天市集上有很多“Pound-a-Bowl”——就是1英镑一脸盘的果蔬。

刚开始发现Pound-a-bowl时，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脸盘有八只红椒或三把香菜，七只柠檬或一把大白菜，四根黄瓜或十二根香蕉……通通都只要1英镑！世上怎会有这么便宜的菜呢？当我幾乎要信耶稣时，才猛然发现这些都是批发市场的准过期菜，拎进厨房的一刻就开始速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Pound-a-Bowl，它让我深深领会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真谛。

● 摘自《单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