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后的龙应台：与母亲最后的日子

刘玮

从龙应台在屏东住所的阳台上眺望，会看到远处电线上经常有鸟驻足，鸟来自电线吗？

不，她说，鸟来自电线后面的大武山和山后的太平洋；山很高，水很深。龙应台以此景做比喻，母亲就像电线上的小鸟，那个时代就是后面深邃的高山和波澜壮阔的大海。

从台北往南400公里，屏东县有一个五万人口的小镇叫潮州，三百年前广东潮州人移民至此。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就住在这里。美君今年93岁，自2004年父亲龙槐生过世后，龙应台14年来每两周就会回潮州哥哥家一次，探望身患失智症的母亲。2014年12月，身为台湾地区首任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部长的龙应台辞职，从公务员重新回到一名知识分子、作家的生活。

龙应台的时间看似可以自由支配了，她在台北写文章，约朋友喝咖啡。此外，依然保持着定期回屏东看母亲的规律。虽然台北距离屏东坐火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但龙应台感受到了时间在她和母亲之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此时正是她最需要你的时刻，而你却在跟朋友喝咖啡、看电影、看表演……”两周一次的探望，“像一个做给自己看的假动作”，她说。

这个内心的声音久了，她突然就做了一个决定：放下一切，搬到乡下。

2017年8月，65岁的龙应台搬到潮州镇居住，全心陪伴身患失智多年的母亲，同时开始梳理母亲动荡又顽强的一生，结集成了最新著作《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全书不仅写下对母亲美君的心里话，而且加入大量史料还原出兵荒马乱的大时代。书中以“大河图文”的形式记录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欧洲二战，一路紧扣美君的人生轨迹，展现了个体人物在大历史洪流中的命运。

《天长地久》并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她想让读者知道，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君，他们都是有“来处”的，他们和他们走过来的那段历史都不能忘记。从龙应台在屏东住所的阳台上眺望，会看到远处电线上经常有鸟驻足，鸟来自电线吗？不，她说，鸟来自电线后面的大武山和山后的太平洋；山很高，水很深。龙应台以此景做比喻，母亲就像电线上的小鸟，那个时代就是后面深邃的高山和波澜壮阔的大海。

陌生的母亲

母亲已经认不得她，也无法言语，但是龙应台每次都会提高声调，欢快地跟母亲打招呼、拉家常，“应美君，你好不好？”“应美君，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应美君，我帮你擦防晒霜好不好？”即便是龙应台工作的时候，也会让母亲坐在一边，抬头目光转动中，就可以看见母亲；要看资料时，她会把书抱在手里，依偎到美君身边，即便是美君听不懂的英文或德文书，她也会读出声来。目的有两重：一是，让美君感觉到女儿的体温；一是，让美君听见女儿的声音。

在其他时间里，龙应台享受着屏东充足的阳光和熏熏然的南风。早上五点起床，到东港溪畔河堤边晨走，回程可能在菜市場早点摊吃一碗面线，然后回家开始工作。台北的朋友问她，潮州既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剧场，你能习惯吗？龙应台说好得不得了，山中的鸟鸣是最好听的音乐，田野间各式各样的植物是最好看的剧情片，农渔产业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看都看不完。她还打听能不能跟船出海捕鱼，吓得人家问她：“龙老师，你是要跟那种航海三个月的渔船出海吗？”

在屏东，龙应台经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附近的花卉农场，亲手采摘自己最喜欢的花——文心兰。文心兰花朵娇艳嫩黄，直径细长，摇曳中柔美又坚韧。采完花，龙应台会第一时间回家帮美君插好。

美君是一个热爱生活又有趣的妈妈，70多岁时去隆鼻、文眼线、文眉，心理年龄只有18岁。当时一家人住在乡下，美君是如何会在70岁去做“美容”这件事情，对龙应台来说至今是个谜。她问兄弟们，对他们也是个谜。龙应台只能猜测，母亲不太可能一个人去，说不定是跟她的女朋友们去的，“我猜一定是有某些女朋友想做这件事，大家就一起去了”。

在“爱美”这方面，龙应台跟母亲并不像。好友林青霞曾经送给她一条裤子，裤脚有棉绳收口，隔几天两人见面，林青霞发现龙应台一边裤腿中的绳子不见了，另一边还在。又过几天，她还是穿着同一条裤子，依然是一边有绳子一边没有，林青霞忍不住了，“你知道你裤子一条腿的绳子不见了吗？”龙应台这才注意到，两人哈哈大笑。林青霞说：“你是我所有朋友中最不爱美的一个。”她回：“青霞，你教我化妆，我教你写作。”

龙应台从小在兄弟群中长大，没有姐妹，又是乡下穷孩子，她第一次见到同龄人有保养品、化妆品，是20岁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年，龙应台被送到台北参加青年国际研习会。在此之前，她没住过女生宿舍，也没在女孩堆里生活过。龙应台早上起床洗个脸把衣服穿好，大概十分钟就够了，但她发现同寝室的一个女生，从包包里拿出起码20个瓶瓶罐罐，然后坐下来非常认真地开始处理眉毛，龙应台看呆了，一辈子难忘，因为她从没见过。“我妈可能迫于生活，太忙了，没有教过我这些女生课题。”

《天长地久》中，补上了这一课。书中有一段儿子的叙述，妈妈龙应台在潮州的五金铺中，看到按摩棒和梳子、镜子等物件摆在一起，令她难以置信，乡下谁会买这种东西？出于好奇买回家研究，两个儿子大吃一惊，“你不怕人家说你吗？”回家后龙应台真的把按摩棒拆了，想看看其中结构，不料买回去的竟然是一个坏掉的。

龙应台之所以在书中加上这一段，源自在台湾这个保守的社会，“老+女性”是最容易受到歧视的组合。而她想表达的女性“对性的权利、爱的主张、身体的自主”也都记录在书中。

“不回头”的报应

龙应台22岁大学毕业后离开家，离开美君。直到65岁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已经失智。她对美君的记忆一直停留在22岁之前。前后不在台湾的这三十多年，龙应台没有机会和母亲促膝长谈、相伴旅游。甚至在母亲失智前期她也没有意识到，和母亲已经到了诀别的开始。

龙应台少年时期住在小渔村，她记忆中美君永远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养大四个孩子，让他们都读上书。开学时家里没有钱交学费，美君会带着勉强的笑容，去借学费。平日里，美君就坐在水泥地上，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织渔网。从早织到晚，要织很多天，才可以赚到80新台币。

22岁的时候，龙应台大学毕业离开家乡到台北去工作。美君到火车站送别，上车那一刻，她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

23岁的时候，龙应台到美国留学。四十几年前的出国留学，像永别一样，就算能够回来，也得是三五年之后。龙应台走进机场，“我有没有回头再看母亲一眼呢？”她不敢确定。

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到这个问题的呢？“人生是有‘报应的喔。”她笑说。

22岁离开母亲的那一年，美君50岁。在龙应台50岁的时候，大儿子安德烈16岁，第一次离家去英国做交换学生。龙应台到机场送他出国，她看着这个16岁的男孩子，“腿那么瘦那么长，就像个长颈鹿一样”。心中全是不舍，儿子快要进闸门时，做母亲的去拥抱，觉得要洒泪机场，儿子忍受着拥抱，拎着包往前走。龙应台在后面一直等，等他在转弯口快要消失的那一刻，能回头看自己一眼。儿子没有回头。50岁的龙应台在法兰克福机场，当场崩溃。儿子逐渐长大，那个16岁不曾回头的一刻，龙应台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她开始问自己：“当年你离开美君时，有回头吗？”

如今65岁的龙应台，会和儿子单独旅行。但是倒退30年，女儿龙应台有带着美君单独旅行，让母亲得到拥有一个女朋友和闺蜜的幸福吗？没有。“因为我从没把她当做一个单独的人，我没有好好地了解她，把她当做我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我的后事

龙应台的第一堂“生死课”，是2004年父亲的过世，那一年龙应台52岁。所以，龙应台一点不觉得自己是生死课的“模范生”，因为这堂课她上得太晚。作为“战争难民”的第二代，她没有任何的“亲属网络”，没有祖父母，没有外公外婆，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只有父和母。因此老一辈逐步凋零、自然老死的过程，她从来没有参与过。第一次碰到“死亡”这件事时，就是最亲的人。

这堂生死课的震撼和教育效果也不一样。

龙应台的两个儿子都是混血，从小在欧洲长大。2004 年龙应台父亲的告别仪式，在高雄举行。那个时候小儿子飞力普才十三四岁，跟龙应台一起住在香港，他也飞到台湾，参加了整个告别过程。“我有心让他认识到什么叫做‘死 亡。”

父亲这堂“生死课”让龙应台想到她在生飞力普时的一件事。她在医院里做体检，肚子很大，要躺在那里做内镜，她让四岁的大儿子安德烈在一边等她。这个时候，德国医生说，你不要安德烈一起来看吗？于是，安德烈站在医生的旁边，在同一个视角，看着医生是如何用他戴着塑胶手套的手，去检查母亲的子宫。

在龙应台看来，这也是生死课的一环。“不需要告诉孩子，他们是被天使抱来送给我的，是伴着蓬松羽毛飞下来的。生课和死课可以从小开始。”

因此，关于“生死课”，儿子看起来比龙应台来得自如。

从两个儿子十多岁开始，龙应台每年都会和孩子一对一旅行。去年，龙应台和31岁的安德烈一起去缅甸。晚上，两个人各自待在自己的蚊帐里，边看书边聊天。龙应台突然问儿子，“我的骨灰你要怎么处理？”她半戏谑地说：“要不把我的骨灰分放两罐，你是老大就给你个大的，飞力普是老二，给他个小的。你们就把我的骨灰放在书房里，这不是挺好的吗？”安德烈没有理龙应台。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觉得你应该有个坟。”

龙应台很惊讶，这个时代的主流是消失于无形比较环保，而两个儿子又都是进步青年，“你怎么这么落后呢，认为你妈应该有个坟？”

安德烈起初开着玩笑，“你有个坟在台湾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收文青的门票，会有很多文青想要看你的坟。”最后他又认真地说了一句，“妈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坟的话，我跟弟弟和台湾的关系，就会从此断了。”龙应台很震惊，她在儿子这个年龄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父母，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但是儿子显然想过，想过她的死亡。

儿子以后的人生可以想见：结婚、生子，为家庭和工作各自忙碌，各有各的生活轨道，即使兄弟俩很亲，也不见得会有再相处的机会。“如果有一块‘石板留在台湾，就等于给了两兄弟非常好的理由，以后可以跟他们的妻子请假，说我们两兄弟要到台湾去了。”龙应台发现，她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可以在身后留给孩子。“一年一次兄弟俩单独的旅行，这不是天上的妈妈留下的最好礼物吗？”

对话

恐惧的是“不得好死”

● 记者：《天长地久》中你涉及了一个中国人会比较忌讳的话题“死亡”。看你的描述感觉不到你對死亡的恐惧，甚至你还提前替儿子想好万一你发生意外，要怎么处理你的银行账务。对死亡的不忌讳来源于不恐惧吗？

● 龙应台：比较恐惧的会是，不得好死，而不是死亡。

● 记者：所以也会有人主张要“有尊严地死”，但是看书里你写苏黎世安乐死那一段，觉得你也并没有确定这件事。你对死亡和安乐死之间的关联是怎么看的？

● 龙应台：这本文学书不是一个讨论安乐死的场域。安乐死，牵涉我个人，我或许会赞成，但是把它当一个政策要来讨论，就是另一件事了。一旦做成政策，要非常细腻、周全，具备所有的配套措施，譬如你如何判断给不给人这个（安乐死）权利，实际的执行要怎么做？所有其他的法律也必须包含在内，这个政策才不会被滥用、错用。就我对于台湾的了解，我觉得所谓非常细腻周全的配套措施这个前提现在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会贸然地说，做。

● 记者：你觉得，死亡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吗？

● 龙应台：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死亡更个人吗？

● 记者：比如家人会觉得，即便你是躺在医院，但只要“你在那儿”对于我来说就是精神支柱。

● 龙应台：这个家人太残忍了吧？家人有什么权利？一个人到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是你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没有反思，爱会变成勒索

● 记者：你也想问母亲，和父亲之间五十年的爱情需要用什么暗号来让对方知道“无尽的爱”。在你看来，母亲和父亲之间的爱是一种怎样的交流方式？

● 龙应台：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我说不清楚。但他们绝对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中文的 “亲爱”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们很 “亲”，也许，就人与人的一生相处而言，“亲”比“爱”更重要呢。

● 记者：大家好像很难跟亲人说得出“我爱你”这三个字。

● 龙应台：我可不错过。我经常坐飞机，每一次飞机起飞前要关手机的时候，我一定发一个简讯给我的儿子，“机舱要关门了，我爱你。”这是我一定做的，做到我死。

● 记者：你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跟母亲有什么差别吗？

● 龙应台：差别太大了。美君那一代人从战争年代存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小时候会嫌我妈怎么那么的不整齐，家里乱七八糟的，我对她挺批评的。长大了之后会明白，我们连交学费的钱，她都没有。她必须要想各种方法存活，哪里还有余力去做这些呢？了解到美君那一代人当时的状况，会有很深的同情跟体恤，这种同情跟体恤，不存在于安德烈跟飞力普对我的态度，他们对我的是“爱”，不是“同情体恤”，因为状况太不一样了。

● 记者：你反而挺能同情体恤儿子一些，还专门写了“母兽十诫”——对儿子的女朋友或者媳妇绝对不要做的事。

● 龙应台：爱和放手，真是太难了。儿子的女朋友真的抢走了你的所爱，但是你还要假作宽阔呢。我出公差到欧洲去，想跟儿子独处，我儿子说一定要带女朋友。有时候觉得，爱儿子的女朋友，好像比爱敌人还要难呢。但这是非做不可的功课。我有进步啦。

● 记者：如果儿子好大了，没有女朋友你会着急吗？

● 龙应台：那又要着急了。很矛盾吧？两个儿子常用这个弱点嘲笑 我。

● 记者：所以爱很容易变成一种绑架和勒索？

● 龙应台：很容易。如果没有反思的能力，你的爱很容易就变成了勒索。我是很相信，“儿女的独立宣言”是很重要的。

这一年，是我六年来最快乐的日子

● 记者：对于你来说，写作和从政到底哪一个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 龙应台：不一样。写作是一种影响，公权力在手让你可以实践，是另外一种影响。两种的影响都很大，但关键不在于哪一个影响力更大，而在于你这个人做什么最适合。比如虽然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要到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去受很不堪的人折磨，为了得到做事的预算，要忍气吞声，你做不做得了？

我对这两个位置都很尊敬。很多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去受屈辱的，但是政治本身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负责的人所能够承担的。如果我们认为任何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官，那是把做官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

● 记者：所以我能这么理解，比较起来身为作家的龙应台更开心快 乐？

● 龍应台：那当然，快乐指数高太多了。像我这样的人去做官，百分之百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社会服务。除了服务之外，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了。

● 记者：但是在外界大家看来，当时你处在出台一个政策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位置，现在你回到屏东，过一些浇浇花种种菜的乡下生活，需要适应吗？

● 龙应台：适应？我倒觉得写这本书的重要性，不亚于我在做官的时候做的事情。你用一个博物馆法、电影法政策来改变社会，跟你用一本书来帮助这个社会的人认知生死，你说哪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 记者：现在生活在屏东陪母亲，是特别快乐的乡村生活。作为一个看过全世界、去过无数地方的人，如今回到乡村，依然会有归属感吗？

● 龙应台：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念大城市。从2017年8月1号开 始在这儿快一年，这一年应该说是我这六年来快乐指数最高的时候。但我不能很轻率地一概而论说，乡村比城市好。我在乡村生活快乐，有多少比例是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以回到大城市去呢？我是台北人，拥有一个繁华都会作为个人的“后花园”，然后到乡下来过过日子，你说这个乡村太美好，这是绝对的事吗？如果乡村生活就是你唯一的世界，繁华都会完全遥不可及，那么结论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我能说的是，是的，我这个五十年来全世界走遍的人，现在回到乡村生活，发现乡村是一个巨大的、丰美的博物馆，同时也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都市，都市的视角是狭窄、偏颇而自以为是的。

● 记者：现在回台北的频率如何？

● 龙应台：不太高。回台北就是开会，或者见远道来的朋友。现在美君在乡下，就以她为核心，能够陪伴多久就多久。天长地久，也不过片刻。

● 摘自《新京报》2018年7月1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