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何叔衡：携手革命的忘年密友

李丽

毛泽东和何叔衡相差17岁，但他们相知相交。他们的同学、朋友形容两人的友谊说：“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这对湖南第一师范的忘年密友成为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最早创始人，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在历史上谱就了一曲昂扬奋进的壮歌。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相识相知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县黄涓乡杓子冲（今宁乡县沙田乡长冲村）人。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何父对他十分看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他也十分刻苦勤奋。1909年，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被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感染。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简义科一班的学生。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来求学，何叔衡解释：世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为国为民出力。尽管人到中年，但何叔衡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上进的心。热情真诚、勤奋好学的他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此时，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一班的学生。1914年2月，四师被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何叔衡于这年7月毕业，随后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毛泽东和何叔衡同校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两人在学校结識后，很快成为挚友。何叔衡为人热忱、真挚，办事认真、能吃苦，他在教书时与学生谈话，常常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也钦佩毛泽东的聪明机智、见识超群。与何叔衡并列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回忆说：“在我还未认识毛泽东同志以前，叔衡告诉我，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两人在从事进步活动中日益志趣相投，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何叔衡虽离开了一师，但仍参加毛泽东等组织的讨论和活动，毛泽东也常到楚怡学校与何叔衡交谈，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经过长期酝酿，成立新民学会。一开始，何叔衡认为自己年纪大了，不配与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伍，提出不入会。几经毛泽东的劝说，他在1918年8月加入新民学会，并成为了骨干会员之一。何叔衡入会时已42岁，是年纪最大的会员，但他热心于会务工作。之后大半年时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上海等地奔波，何叔衡成为在长沙的会务和通讯联络的实际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湖南青年学生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何叔衡全力协助毛泽东，积极组织开展湖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9年冬，毛泽东发起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何叔衡积极参与，12月4日，何叔衡在楚怡学校主持召开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会议，按照会前与毛泽东讨论的意见，向大家说明了驱张斗争的意义和策略，提出“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斗争口号，得到代表们的赞同。会后，毛泽东、何叔衡又召集新民学会会员、省学联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毛泽东率领代表团上北京，何叔衡则于1920年3月带队到达衡阳，有条不紊地开展起驱张工作。1920年夏，驱张斗争取得胜利，何叔衡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十分赞赏何叔衡，说道：“叔翁办事，能当大局。”

风雨同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何叔衡慷慨地拿出自己勤俭节约储存起来的钱支持书社，还四处奔走，积极为书社筹集资金。当时长沙县知事姜济寰是他一个学生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明，于是何叔衡邀毛泽东一同拜访姜济寰，取得了姜对书社的支持。在姜的影响下，商会会长左学谦、教育界知名人士朱剑凡等人都资助文化书社。9月初，文化书社正式营业，何叔衡不仅在任教的楚怡学校设立贩卖部，而且在老家宁乡办了分社，为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何叔衡也开始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何叔衡等被推举为研究会的的筹备委员。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还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姜济寰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推动研究会的工作，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第一批留俄学员于9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后来，又介绍了彭述之、刘少奇等人去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的时候约50人，其中湖南学员就占了22人。

1919年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合影，三排左八为何叔衡，五排左四为毛泽东。

同年秋，何叔衡被聘任为湖南通俗书报编辑所所长，他特意邀请毛泽东参加第一次编辑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首先向与会编辑们分析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他提出办这份报纸的基本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毛泽东的主张被何叔衡等人接纳。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大量刊登宣传民众联合、妇女解放、劳工神圣、文学革命、反对军阀等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文章以白话文为主，生动通俗、短小精炼、尖锐泼辣。毛泽东隔几天就来一次通俗报馆，对编辑工作提出意见，不断提高编辑质量，通俗报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增，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课外读物。毛泽东称赞：“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从1920年底开始，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组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元旦，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开会的理由和经过后，何叔衡列出要讨论的问题。会议主要是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则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引导下，新民学会从最初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最终发展为革命团体，会员中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就有37人，很多人都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所组织领导的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毛泽东将通俗报馆作为基地，常约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毛泽东在通俗报馆的活动很快引起了赵恒惕政府的警惕，他们大骂：“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1921年6月，何叔衡被赵恒惕政府免职。《通俗报》被迫停刊。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商议重新办报，却因为随之而来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被搁置。

原来，6月底，毛泽东接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来信，要湖南推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们行色匆匆，行踪隐蔽。仅有的几个知情人之一谢觉哉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即‘共产主义者）之召。”何叔衡往日蓄着胡须，所以大家又称他“何胡子”。这次为了隐蔽，特意把胡须剃了，头戴遮阳帽，他和毛泽东趁着暮色登上了小火轮。

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的何叔衡继续协助毛泽东开展各项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是成员，在他们的努力下，湖南党组织迅速发展，谢觉哉、姜梦周等人由何叔衡介绍入党。不久，衡阳、岳州、常德等地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党员人数也极大增加。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担任组织委员。

这期间，在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在国内外各重要大学和学术昌明地方以及湖南省内中等以上学校、学术团体设通信员以进行联络和交流学术。该校是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培养，“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方法学习。9月，自修大学设补习学校，何叔衡任主事，主持招收学生120余人。自修大学在1923年被政府封闭后，何叔衡又和毛泽东一起组织筹办湘江学校，他在罗宗翰、易礼容后还曾担任该校校长。自修大学和湘江大学是培养湖南革命干部的摇篮，被誉为“湖南革命的总汇处”。1921年夏秋间，毛泽东还推荐何叔衡接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主事职务。

从四师开始，在多年的学习生涯和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和何叔衡彼此高度信任、互相支持，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当时在新民学会中早已闻名。毛泽东对何叔衡的信任从1921年9月28日他给萧子升的信中也可见一斑，他在信中谈到为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治病问题时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和叔衡三人担任为度。

坚守信仰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何叔衡也是如此，他为信仰奋斗，直到流血牺牲。1928年6月，何叔衡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早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何叔衡就有赴法的想法，毛泽东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何叔衡深以为然，放弃了留法的机会，后来湖南又组织留俄时，远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为学会发展计，给毛泽东写信说“叔衡似永不可离湘，去俄不如留湘之重要”。何叔衡又一次放弃了留俄的想法，而是组织其他青年赴俄国留学。直到这一次因为组织需要，何叔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赴莫斯科之路。在途中，他吟诗：“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忘家客”三字表达了何叔衡舍家为国的崇高品质，这和毛泽东教育弟妹们 “舍小家为大家”又是完全的一致。

何叔衡在莫斯科学校十分刻苦认真地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着复杂激烈的斗争，何叔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而且行动果断，同在莫斯科学习的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等几位老同志在政治上都是跟着何叔衡走。何叔衡常向他们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1931年秋，他到达中央苏区。此时，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他对何叔衡的到来十分高兴，力荐何叔衡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每天随身带著“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记事簿，起早贪黑，走村串户，亲自调查核实苏维埃机关、企业和合作社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等情况。

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到中央工农检察部检查工作，表扬何叔衡等人的出色工作，并一再强调检察部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苏维埃政府机关里仍有一些不顾党和根据地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有的手中有了点权就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毫不心痛，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要求，要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2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由何叔衡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身兼数职，检察、民政、司法等工作都由他主持，任务繁重，但他严肃认真，不畏危险，对干部一视同仁，坚决进行反腐肃贪。在他的带领下，工农检察部查获并严肃处理了很多腐败贪污案件，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强占公田，利用手中权力，贩卖水牛获利，强占民妇，恶迹斑斑，调查人员全面掌握了谢步升贪色贪财的罪证后，何叔衡决定逮捕谢步升。没想到，案件审理遇到巨大阻力，谢步升刚被关押，苏区中央局一些领导攻击检察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通知释放谢步升。何叔衡决亲自到苏区中央局讲清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他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无法举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指示，为检察部处理谢步升案件增添了勇气和决心。1932 年 5 月，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一时间，苏区上下反响强烈，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在何叔衡的斗争下，苏区还还严肃惩处了蓝景勋、徐景魁、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在这些案件的处理中，何叔衡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何叔衡当时是在一种极端严峻的环境中工作，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开始，毛泽东遭到王明等人的排挤。何叔衡也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的批判，1933年年底职务被撤销，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无奈。红军长征时，控制中央的博古、李德等人本来不想带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后来迫于毛泽东的威望将他临时加进随军名单，而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就这样，这对携手共进，奋斗多年的忘年密友被迫分离，这一次成了永别。

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派人护送何叔衡、瞿秋白等人去上海工作，2月24日在途经福建上杭县时，被敌军包围。何叔衡实践了他生前说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1937年，党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牺牲的真实消息，在纪念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悲伤沉痛地宣布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