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易主，“巴铁”仍在等待戈多

刘怡

腐化、混乱的旧体制无法存续，固然是大部分普通巴基斯坦人的共识;但重塑这个南亚人口大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重任，却很难由伊姆兰·汗和他的政党迅速完成。在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开始之前，这位巴基斯坦新总理首先需要面对两项考验：在财政上使整个国家不至于立即破产，在政治上与军队高层达成底限共识。

名不副实的“胜利”

2014年8月8日，身为国会第三大党领袖的伊姆兰·汗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2018年8月，这位异军突起的新锐政治家将成为新一任巴基斯坦总理

尽管CNN坚持在新闻评论中将伊姆兰·汗（Imran Khan）称为“巴基斯坦的特朗普”，但在伊斯兰堡，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在选民投票率已经下滑至51.77%的背景下，这位65岁的前板球明星和他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联盟（PTI）在2018年国民议会选举中仅仅拿下了31.89%的普选票，既未能赢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简单多数，在计票程序的公正性上也饱受国际观察家的质疑。如果从得票总数上看，2.14亿巴基斯坦人中其实只有区区1685万人选择了伊姆兰·汗，而特朗普至少在3.8亿人口的美国拿下了6298万张普选票。

假使再考虑到7月25日投票日之前的一系列铺垫，则伊姆兰·汗交出的成绩单，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前总理、老资格执政党穆斯林联盟（PML，以下简称穆盟）党魁纳瓦兹·谢里夫由于身陷贪腐丑闻，在2017年7月28日被最高法院剥夺了继续担任公职的资格。今年7月13日，谢里夫在拉合尔被捕，旋即被判处10年徒刑。顶替其出征选战的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沙巴兹·谢里夫（他是纳瓦兹的弟弟）公开抨击称：投票和计票过程中存在大规模舞弊现象;军队高层和情报机关为了扶植相对弱势的正义运动联盟、以便从幕后操控政局，对谢里夫家族以及穆盟候选人实施了有预谋的迫害和打压，最终使其仅仅拿下64席。至于长期以第二党身份出现、扮演着传统反对派角色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因为其基层组织依旧处在新生代党主席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的改革造成的震荡中，得票率进一步滑落至第三位，仅获43席。但即使是在传统两大党早早颓势尽显的情况下，游走于“巴铁”政坛超过20年的正义运动联盟也只拿下了272个改选席位（不含另外70个按得票率分配的妇女和少数族裔代表预留席位）中的116席，必须和多个小党派结盟才能完成组阁工作。在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俾路支斯坦省、信德省和旁遮普省腹地，伊姆兰·汗和他的追随者没能赢得哪怕一个选区，更是折射出这场大选乃至整个巴基斯坦深陷宗派斗争和分裂威胁边缘的危险程度。

2018年7月23日，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支持者在拉合尔街头举行集会，为两天后的全国大选投票做预热。该党最终以未达半数议席的较弱相对优势获得了组阁权

与此同时，弱势的新总理需要面对的却是空前严峻的经济和政治考验。由于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严重入超状态，并且国际油价的回暖令外汇在2018年的消耗陡然加快，巴基斯坦央行外汇储备的规模在过去14个月里已经缩水了45%，到7月下旬僅余91亿美元，只够维持一个多月的进口运转。严格说来，该国的国家财政已经破产：从2017年6月至今，巴方累计从东方邻国的商业银行获得50亿美元的贷款，加上本币主动采取贬值20%的策略，方才避免了大规模债务违约的出现。但在未来18个月，巴基斯坦将有超过20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到期偿付;即使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筹集超过100亿美元（悲观的分析家估算出的数字是280亿美元）的“过关”资金。而无论是呼吁东邻继续“输血”，还是在不到5年时间里第二次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政府都不得不以缩减开支和强化征税力度作为交换条件。但鉴于伊姆兰·汗的竞选政纲正是以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为核心，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程度可能从第一个星期起就被投上巨大的阴影。

更大的不确定性则来自以旁遮普人为主体的军队高层的态度。在过去30年里，巴基斯坦的民选政府只有在获得至少一个军人派别支持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运转。而军队和情报机关在核武器、陆上安全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话语权，在任何时期都不曾被削弱。正是由于来自军队的隐性支持，伊姆兰·汗才得以赢得2018年的这场选举;但一旦他把自己赖以崛起的民粹式手法用于对冲军队的影响，谢里夫曾经的命运将很快降临到他本人头上：毕竟，仅仅5年之前，穆盟也曾高调宣布巴基斯坦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在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一名五金部件加工厂工人托着半成品走出车间。旁遮普人在巴基斯坦全国总人口中占有优势，该国陆军领导层大部分来自这一族裔

板球明星的崛起

尽管CNN将伊姆兰·汗比拟为“巴基斯坦的特朗普”未免显得夸张，但公允论之，这两人的确具有某些意味深长的共性：他们在本国都属于颇具知名度的精英人士，却又以底层代言人的形象崛起于政坛。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浪漫态度皆不为主流价值观所偏爱，又乐于发表挑战政治惯例的惊人言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胜利都代表了民生问题在诸多社会问题中的迫切性，这一点远大于“面子”，甚至大于民主程序本身。

德国移民后裔特朗普通过经营商业地产的成绩以及在电视真人秀中的表现积累了自己的大众知名度，普什图中产家庭子弟伊姆兰·汗则以板球巨星的身份为巴基斯坦人所熟知。运动天赋不仅帮助他申请到了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奖学金，还使他成为巴基斯坦众望所归的国家英雄——在1983和1987年板球世界杯上，以伊姆兰·汗为队长的巴基斯坦队两度杀入四强。1992年，这位年届四旬、在退役后响应国家征召复出的球星更是率队勇夺世界杯冠军，将他的个人传奇推向了顶峰。人们热烈地讨论他的击球速度和出场习惯，也把他的浪漫私生活和种种离经叛道行为看成是可容忍的花絮——尽管公开申明过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但伊姆兰·汗的每一段婚姻都没能维持10年以上，在英国还有一个私生女以及层出不穷的绯闻女友。1982年，他赤裸上身、仅着一条短裤出现在一家伦敦报纸的采访照上，这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永久性地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1992年3月25日，伊姆兰·汗（左）率领巴基斯坦国家队在板球世界杯决赛中击败英格兰队，奇迹般地夺得世界冠军。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正是第一次组阁的纳瓦兹·谢里夫

与此同时，随着军人总统齐亚·哈克在1988年意外空难身亡，巴基斯坦进入了民选政府首脑与军队领袖交替执政的年代。年轻的人民党女领袖、与欧美国家关系密切的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在上世纪90年代度过了两个不连续的总理任期，随后因为贪腐嫌疑被赶下台，2007年从流亡地回国后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身亡。另一位政治巨头、代表旁遮普商业集团利益的穆盟领袖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虽然一度与军人集团关系密切，并在1998年默许了由军队推动的核试验，但在一年后还是被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用一场不流血政变赶下了台。2008年穆沙拉夫被军内同僚罢黜后，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当选为总统，恢复了宪法的正常运行和以总理为核心的行政体制。谢里夫乘机得以东山再起，率领穆盟在2013年大选中获得历史性胜利。但执政仅仅4年后，这位三起三落的政治强人便不得不再度黯然下野，并最终第二次身陷囹圄。

邻国兼宿敌印度政治体制运转的稳定，使得巴基斯坦不正常的政党轮替和军人干政现象往往被欧美政治学者当作转型失败的反例加以鞭挞。近年来印度经济崛起的强劲表现，更令巴基斯坦相形见绌。但倘若以世界银行公布的GDP增长率数据作为参照，不难发现：1990年以来印巴两国国民经济的起伏趋势，走向几乎完全吻合。一旦遭遇国际性金融危机或者政策调整带来的动荡，印度经济的抗压能力并不比巴基斯坦更突出。至于为何两国GDP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会存在显著差距（印度在最近10年接近7%，巴基斯坦则为4%），用人口基数和资源禀赋规模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即便巴基斯坦政府平均5年就要遭遇一次大规模财政危机，其GDP增长率在最近50年也从未跌落到负数。真正的问题在于分配不均：完全由民选产生的贝·布托和扎尔达里政府在解决城乡贫富差距和拉动就业方面表现乏善可陈，谢里夫政府推动的私有化路线更是造成了层出不穷的暗箱操作和贪腐弊案。当失业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时，人们关心的是民生，而不是民主。

1947年9月17日，穆罕默德·阿里·真納以独立的巴基斯坦国政府领导人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他成功地使次大陆穆斯林群体不必待在一个印度教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单一国家里，却未能赋予这个新国家一种理想的治理结构

伊姆兰·汗的崛起，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1996年，他将几个中间派中产阶级政治社团合并为“巴基斯坦正义运动”联盟（以下简称正义党），公开挑战分别由布托家族和谢里夫家族控制的传统两大党，并表态称：“我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不是极端主义，而是治理失能。”但直到2002年，该党才在大选中拿下第一个国会议席。在穆沙拉夫执政的10年里，正义党致力于深耕草根阶层，在巴基斯坦中部和北部建立起了自己的基层动员系统。在2013年大选中，该党已经崛起为议会第三大党;若无伊姆兰·汗的认可，穆盟甚至无法组建稳定的中央政府。但仅仅4年之后，伊姆兰·汗就抛弃了与执政党之间同床异梦的合作：在2017年围绕巴拿马解密文件产生的风波中，正是正义党强硬地要求终止谢里夫的任职资格，最终导致后者黯然下野。

在1996年之前，伊姆兰·汗的公众形象是一位亲西方的花花公子，一名会被虔诚穆斯林视为“背教者”的非主流人物。但在最近20多年改变政治“人设”的尝试中，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一位尊重宗教信仰和传统但反对家族政治的平民主义者，一位在左右两条经济路线之间保持平衡、承诺为底层群体提供更多保障的福利主义者，以及不加掩饰的民族主义者。最后一点在2018年的巴基斯坦尤其重要：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伊斯兰堡当局“为阿富汗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把美国领导人当作傻瓜”之后，巴国内部还兴起了质疑中巴经济合作前景的质疑。而伊姆兰·汗以一种鲜明但不偏激的立场申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他承认巴基斯坦需要对阿富汗局势承担责任，但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反恐战争”的第一责任人。巴基斯坦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蒙受了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和巨额经济损失，不应当再受道义上的谴责。在中巴关系上，伊姆兰·汗表示希望向中国学习关于扶贫和反腐败问题的经验，但也重申中巴经济走廊应当惠及除旁遮普省（穆盟大本营）以外的其他地区。在当下的巴基斯坦，这无疑是一种足够取巧的表态。

国家治理危机

穆盟和现代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穆罕默德·真纳（Muhammad Ali Jinna）在1948年因患晚期肺癌而去世，不必看到随后70年里的种种波折。实际上，相较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甘地和尼赫鲁，真纳甚至很难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作为英属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律师出身的真纳既不懂乌尔都语（今天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也更乐于和殖民当局达成妥协。对他而言，创建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完全是一种防御性动作：在上世纪30年代英属印度筹备自治之时，真纳仅仅希望建立完全由本地人选出的行政机构，并由穆盟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西北五邦掌握地方政权。但国大党在1936年第一届邦议会选举中的激进姿态使他感到了恐慌，认为一旦英属印度作为一个整体获得独立，印度教徒凭借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其数量是穆斯林的2.5倍以上），一定会成为新的压迫者，穆斯林则将沦为彻底的牺牲品。有鉴于此，他在1947年最终决定支持“两国方案”，在英属印度西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便是在此种背景下仓促诞生。

2017年3月30日，白沙瓦一家枪械制造厂的业务员展示当地组装的AK-47型突击步枪的样品。自1979年以来，白沙瓦已经成为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最主要的军火交易中心

换言之，不同于现代印度继承了南亚次大陆固有的经济体系、地理禀赋和人口分布特征，“防御性”的巴基斯坦除去统一的宗教信仰特质外，几乎不具备其他历史、种族身份或者地理认同。在英治时期，西北五邦就是边境冲突和部落起义的高发地;殖民地当局从未能在当地建立起统一的法律秩序和文官制度。这种困境也被巴基斯坦所继承：它的6個主要省份和自治邦每一个都有独立的主体民族，几乎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发展出了依附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经济网络，使用20种以上的不同语言和文字。只有同时具备充足的财力、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三项条件，才能将这个仓促拼凑起来的防御同盟整合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过去71年里都不具备：直到今天，巴基斯坦依然只是一个“形式国家”。

真纳和他的继承者们殚精竭虑，为这个新国家建造了一个全新的首都伊斯兰堡，也建立起了看似统一的法律、财政体系和中央军队，然而各省的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特征并未因此而有所消弭。头号商业中心卡拉奇所在的信德省（Sindh）在经济上更靠近孟买和波斯湾国家;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由一个仅有40万人口的小港口发展为拥有15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靠的完全是阿拉伯海转口贸易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富裕国家的援助。掌握全国军队大权的旁遮普人以及从西北内陆涌入的普什图人（伊姆兰·汗本人即属于这一族裔）在这里一概被视为国内殖民者，20世纪末席卷欧亚大陆的激进穆斯林运动也曾以这里为辐射源。以军人集团挑战者身份出现的布托家族，便是信德省本地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2018年大选中，由贝·布托30岁的儿子比拉瓦尔领衔的人民党依旧在信德省取得大胜，根基之稳固可见一斑。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天然气、石油和矿产资源富集的俾路支斯坦省（Balochistan）。800万俾路支人仅占巴基斯坦全国人口总数的3.6%，无论是旁遮普政商集团还是外国投资者都被他们视为敌人。上世纪60年代以来，俾路支分离主义者曾4次发动反对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暴动，其间累积的平民伤亡，更使这个边境省份与伊斯兰堡之间的离心力变得与日俱增。与阿富汗邻接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Khyber Pakhtunkhwa）则成为普什图人的无政府乐园：1893年，入侵阿富汗未果的英国政府通过划定“杜兰德线”，将普什图人聚居区分别留在了阿富汗王国和英属印度这两个政治实体内。但随着整个阿富汗在1979年之后陷入延续至今的动荡，国界的意义变得荡然无存。巴基斯坦一侧的白沙瓦变成了普什图人聚居区仅次于喀布尔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一切为文明国家法律所禁止的生意——毒品、军火、走私和人口贩卖，都在这里红红火火地进行。从反苏“圣战者”、本·拉登到塔利班分子，形形色色的不安分势力在这条边境线两侧自由流动，近乎不受限制。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恰恰是此次大选中伊姆兰·汗得票率最高的地区：显然是基于族群认同，而非国家利益。

于是，对占据巴基斯坦总人口44.7%的旁遮普人来说，避免国家因宗派主义而解体变成了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和许多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后发国家一样，这项工作是由军事精英来完成的。每当信德省商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布托家族为首）表现出坐大的趋势，军人集团便走上前台，以超党派的仲裁者身份终止选举制度，并利用与印度之间周期性的安全紧张实施全国动员。和南美国家一样，军人集团内部也存在一套隐性的领导权竞争和自我更新机制，使得一人独裁较少出现，而让位于周期性的领导层更新。在上世纪90年代，军人集团还与旁遮普本省商业利益的代言人谢里夫家族结成同盟，以形成一种更间接的政治干预模式。

然而在一个弥漫着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气息的国家里，这注定是一场徒劳无功的尝试。由谢里夫在其三个总理任期内主导的经济改革固然使巴基斯坦勉强挤入了全球经济循环，但最大的受益者依旧是旁遮普商业巨子及其盟友。在卡拉奇这座超级城市，常住居民的总数在最近20年里膨胀了59.8%，供电、供水设施和廉租住房的数量却几乎不曾增长，失业率一度高达25%，帮派犯罪和毒品交易横行。前财政部长穆巴希尔·哈桑哀叹：“今天的卡拉奇就像一个乱哄哄的菜市场，合法的国家结构在这里已经近乎崩溃：警察变成了私人保镖，法官依据贿赂的多少来断案，绑架犯、杀人犯、银行劫匪和毒枭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谢里夫政府主导的农村扶贫计划和电信业发展计划在过去5年里一度取得了漂亮的统计进账，但直到2016年总理家族的私人财务状况被披露，人们才能看出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谢里夫兄弟及其子女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有至少4家离岸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在伦敦海德公园周边购置了6处高档房产，在苏格兰则是76套公寓的房主和承销商，并持续参与欧洲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商业开发。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本国的外汇储备却正濒临枯竭。

而依然由旁遮普人控制的军队高层和情报机关却远未打算从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退场。出于对印度的安全恐惧，全力发展核武器以及在周边地区输出影响力始终是巴基斯坦陆军和三军情报局（ISI）坚持的长期方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偏执尚可争取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一旦巴方在1979年之后全面介入阿富汗，创造安全冗余的努力反而变成了扩大内乱的根源。在巴基斯坦军方的支持下，反苏“圣战者”以及塔利班长期以白沙瓦周边作为后方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和治安问题。而在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中，巴方虽则不得不接受华盛顿方面的施压，内里仍不愿放弃通过普什图人武装和政治力量介入阿富汗局势的欲望。于是，漫长的准战争状态开始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蔓延：美国无人机和特种部队频繁越过巴阿两国边境线，执行形形色色的“斩首”行动，带来可观的经济破坏和平民伤亡。而巴基斯坦军方虽然一再否认在阿富汗采取的干预措施，却长期为此投入财政和人力资源，使得全国安全和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下去。

在与穆盟以及人民党以外的多个小党派达成基本一致之后，伊姆兰·汗将在2018年8月初正式就任巴基斯坦政府总理。与特朗普自诩代表了美国大部分平民阶层的意志不同，这位少数族裔背景的新领导人依然是宗派政治的产物，也依旧需要通过和军人集团的磨合来推行自己挽救国家的计划。但在伊斯兰堡密布着掣肘力量的政治环境中，他不可能是最后的救世主——在21世纪即将进入第二个10年之际，巴基斯坦这个中国重要的邻邦、在中文网络上被亲切地昵称为“巴铁”的全球人口第五大国家，依然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