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被错告，找谁撑腰

“有人利用反腐败的机会对干部诬告陷害，纪委为没有问题的干部正名很有现实针对性。如果不公开正名，那些人会一直告下去，公开了，他们就发现没戏了。”

庄德水认为，被正名干部一旦被公开通报后就难有退路，以后如果查出问题，纪委就可能被动。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长沙

因为一个罕有的动作，长沙市纪委最近“火”了。

2018年8月15日，长沙市纪委发布一份文件，按惯例通报7起“典型案例”。不过，与以往通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不同，这次是专门为受到不实举报的7名干部“正名”。

通报内容颇为详尽，干部的职务、全名以及所受不实举报的大致经过、纪委调查后的认定和表态等均予以披露，文件末尾还注明“此件公开发布”。

同日，长沙市纪委官方网站“廉洁长沙”和同名微信公众号上，也刊出了文件全文。

长沙市纪委此举被认为“开创了为担当者撑腰的一种典范”。中纪委网站发表评论，肯定了长沙市纪委的做法，称其“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赢得了干部群众一片叫好”。

为何要为干部公开正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长沙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蔡亭英表示，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是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担当所在，“对有问题的干部不能放过，但对没问题的干部也不能耽误”。

低调的被“正名”者

长沙市纪委发布通报的次日，8月16日，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就在二版显要位置刊出文件全文，标题是《引导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展示新担当新作为》。

巧的是，7个典型案例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长沙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鹏飞被错告案，李鹏飞是此次被通报的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2016年，李鹏飞从长沙市网信办主任位置上调任现职。通报称，2018年4月，他被人实名举报“新官不理旧事”，违规渎职致使晚报大酒店倒闭，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举报不实”，纪委调查后给出的结果是，李鹏飞在处理相关事项中，不仅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相反“确保了国有资产收益”。纪委认为李“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持党委集体研究决策，并及时向主管部门请示汇报，没有违纪违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采访请求后，被李鹏飞以出差为由婉拒。据长沙晚报社党办负责人介绍，晚报大酒店承包纠纷是非很清楚，法院早有相关判决，但举报人非常“执著”，一直在告，即使在纪委通报之后也未罢休。

党办负责人解释，李鹏飞担心媒体就通报一事报道得过多，会导致事情复杂化，因此不想接受采访。而李本人作为新闻人，也不想因此事成为“网红”。

同样低调的当事人还有芙蓉区城管执法大队东屯渡中队中队长刘攀，他曾在完成一次执法行动后被当事人举报“野蛮执法”，区纪委调查后认为他在执法中坚持原则，没有相关违纪问题。

这是刘攀工作18年来第一次被举报。“纪委帮我们澄清事实是对我们一线执法工作的保证。”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

不过刘攀显然没有料到，就在央视节目播出的当天（8月23日），他又因一起新的举报，再次被纪委找去谈话。

8月24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东屯渡中队办公室见到了刘攀，简单聊了几句后，其身边人便提醒接受采访需经批准，刘遂以有事为由离开。离开之前，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坦承，相关举报对他造成了困扰，一度不能上常上班。

“他是一个低调的人，不喜欢被关注。”刘攀的一位同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举报事项的实际情况是，这个小区的几户居民占用消防通道装地锁用以停车，因为影响公共安全，有市民就向中队投诉。因投诉有道理，中队就组织人员拆除，现场与业主发生了冲突，中队办公室也遭到冲击。此次执法行动完成后，刘队就被举报到了纪委。

“这个事情我们蛮委屈的。”在这位同事看来，现在群众的举报意识都强了，动不动就告到纪委。刘攀作为城管中队长，在工作中既要对局里有交代，又要对纪委有交代。不过，这位同事认为，不实举报不会给刘攀造成太大打击。

“知道有组织撑腰 就不调动了”

通报的第4起案例，是关于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党工委原委员、原办事处副主任谭舟的。通报发出时，他已不再是月亮岛街道办副主任，而是平级调任望城区工会副主席——一个通常被认为不是很要害的岗位。

谭舟的被举报，缘于解决一个老上访户的拆迁安置问题。举报人指控他“派人监视阻止信访人维权，非法关押、殴打信访人”。纪委调查后认为这些问题均不存在，事实是举报人因对补偿安置不满多次进京上访，谭舟带领属下多次与其沟通，听取诉求，宣讲政策，并没有阻止其维权。

接受调查时，谭舟向纪检部门交出了一份与信访人的对话录音，以证明自己不存在举报信中所反映问题，录音长达两小时。

一位参与谭舟案调查的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不仅不存在被举报的事项，相反是“受气”的一方。至于谭舟的这次调动，他解释是因为谭在月亮岛街道分管征地拆迁工作多年，得罪人比较多，加上年龄也快50岁了，为了“轻松几天”，就找了相关领导，调到了区机关。

2018年8月2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望城区工会办见到了谭舟。他说，自己做征地拆迁工作有7个年头，一直承受着拆迁户“非访”（指非法上访）的压力，搞得比较累。他个人的底线意识比较强，不会做无原则的让步，“都这么搞怎么办？不就乱了吗？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对于长沙市纪委对自己的正名通报，谭舟非常感激，半开玩笑地说：“早知道有组织撑腰，我就不搞调动了。”他正式调动的日期是7月29日，比通报早了半个多月。

长沙市纪委通报的7个案例中，还有一起“连环举报”：长沙县住保局干部王芳因为调处一起物业公司纠纷，被人举报到长沙县纪委，称其“态度恶劣”。长沙县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陈卓负责调查该起举报案时，因认为王芳不存在“态度恶劣”问题，其本人也被举报。长沙县纪委认为，陈卓在调查举报事项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认真负责，不实举报及时予以澄清。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此次通报仅仅是为陈卓正名，王芳被举报事项则还在处理中，纪委尚未为其“正名”。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通报的7起典型案例中，被正名的干部大都因为工作中坚持原则，而遭到利益攸关方的举报。“为他们澄清事实、还之以清白，体现了各级党委和纪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长沙市纪委在上述通报中称。

纪委也承担风险

这已不是长沙第一次为受到不实举报者正名。2017年10月，长沙市纪委就通报了16起“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典型案例，为干部正名。

不同的是，那次并没有公开文件全文，也没有提及通报对象的全名，名称都以“×某”的形式出现，他们所在的单位也一律被隐去。

长沙这么做，早在2017年初就已作好了准备工作。当年1月，长沙市委出台了一份文件——《关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诽谤诬告干部行为查处机制”和“落实澄清关怀机制”，要求尊重保护干部权利，及时消除信访、举报、负面舆论的影响。

“上级为下级担当，一级为一级负责”。文件还明确了对“组织不作为”的罚则：对符合相关情形，而所在党组织不主动为干部担当的，严肃追究该党组织及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长沙市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蔡亭英说，长沙就“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市纪委发出通报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公开澄清正名，是这套“组合拳”中的一项具体举措，在体现监督管理力度、违纪约束硬度的同时，也体现了组织关怀的温度。

除了公开通报，长沙还有召开澄清会、出具书面说明等各种为干部正名的方式。截至目前，长沙市已为三百余名干部澄清不实举报。

“公开通报这种方式，在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的同时，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实际行动，对我们自身形成一种倒逼，促使我们工作更加严谨，用权更加规范。”蔡亭英说。

“为担当者担当”，这是中央一直所强调的。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16年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

长沙此次公开通报之前，一些地方纪检机关也曾发布诬告陷害典型案例，为陷入不实举报风波的官员澄清。

但通报针对的主体一般都是诬告方，公开曝光的也都是诬告行为。2017年，宁夏中卫市纪委通报了村民诬告村干部的案例，湖南省株洲县龙门镇纪委通报了一个村的党员诬告村两委选举不符合程序的。2018年6月，山东省潍坊市纪委通报的3起诬告陷害诽谤党员干部案例，也都是村民诬告村干部，通报中提及了对诬告者的处理情况。

上述案例涉及的干部层级普遍较低，人数也较少。相比之下，长沙市纪委批量通报不实举报案例且最高级别涉及正处级，确实罕见。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原副主任陆群认为长沙市纪委的做法很有意义。在他看来，虽然一直在讲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但真正落到实处很难。长沙市纪委为干部公开通报正名的做法，本身就是担当和负责的表现。

“有人利用反腐败的机会对干部诬告陷害，纪委为没有问题的干部正名很有现实针对性。”陆群认为，“如果不公开正名，那些人会一直告下去，公开了，他们就发现没戏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肯定了长沙市纪委的做法：“这个还是有力度，一般组织为干部澄清，就是到被举报人所在单位通报一下，让他身边人和上级领导知道他没有问题。通过媒体公开，我还没有听到哪个地方敢这么做的。”

“长沙市纪委的这种做法也让其承担了一定风险。”庄德水认为，因为被正名干部一旦被公开通报后就难有退路，以后如果查出问题，纪委就可能被动。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长沙市纪委的此次通报中，主要是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而较少涉及对不实举报人的处理，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点。陆群认为，这反映出长沙市纪委作出这个大胆决定时谨慎的一面：“万一搞错了，就会犯另外一个错误，挫伤举报人的积极性。”

被网络举报公开澄清更有意义

长沙市纪委通报的7起典型案例中，至少有两起属于“网络举报”——举报人不是或不只是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而是诉诸网络媒体。谭舟所面临的举报就是这样，举报人将针对他的举报信发布到某知名论坛上，上级纪委发现后转到了下级纪检部门，谭由此被调查。

另一个案例与谭舟的情况类似，被举报人刘科是浏阳市（隶属长沙）永和镇人大主席，从2017年开始，网上便开始出现针对他的举报帖。

“网上举报对我本人和家庭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刘科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即使被通报“正名”之后，湖南省一家知名网站上针对刘科的举报帖仍然存在。

陆群的看法是，当前一些人已经很娴熟利用网络平台对干部进行举报，都是指名道姓，有真也有假。而干部遭到不实举报之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普通公民还可以起诉，但公务员会被要求‘经得住批评，他百口莫辩。”

“人无完人，一个干部如果100件事99件干好了，有一件没干好，组织就应该为这样的干部担当。”陆群说，“不能因为有人抓住点小问题到网上一搞，上级就马上追责。”

陆群认为，对遭到通过网络公开举报的干部来说，公开澄清更有意义，“（如果仅仅内部澄清），了解我的领导调走了，网上的东西还在，我面临提拔时，又有人拿这个说事，就很恶心，很麻烦”。

网上发帖成为举报利器，庄德水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政治生态有关，“纪委也重视舆情，有舆情就要应对。”他认为，由于网络不实举报的存在，使纪委为干部公开通报正名的做法更有必要。

长沙市纪委公开通报的做法，陆群认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一种新探索。“对一个干部要看主流，即使存在问题，处理也要与问题的性质、大小相匹配，否则谁还干事？”

“没有料到长沙市纪委会做这样一个通报。”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长沙出这个通报时他“一点也不知道”。事实上在这次通报之前，浏阳市纪委已组织多个部门调查，之后开了公开答复会，在浏阳这一层级为其作出了澄清。

“组织这次为我正名，我真正心存感激。”刘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