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琴韵
——中国钢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四）

文/ 梁茂春

五、黄安伦和他的《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

前面四节所论述的，全部是“文革”期间的钢琴改编作品，“文革”时期是以改编的钢琴曲为主要形式的。从这一节开始，要分析几首产生于“文革”中的创作乐曲，真正创作的钢琴曲在“文革”期间数量不多，因而更显珍贵。

先要提到黄安伦创作的钢琴作品。黄安伦1949年出生于音乐世家，5岁开始随父母（黄飞立和赵方幸）学钢琴，7岁就自发地创作了一些钢琴小曲。196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后升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64年根据冯子存的笛子曲《对花》改编成同名钢琴曲，在该曲中，他吸收了一些竹笛、笙的演奏技法和小装饰音的特殊风格。这首小曲在当时颇受欢迎。黄安伦在附中读书时“文革”爆发，1968年随学校下放到张家口附近的一个军垦农场进行锻练。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黄安伦坚持自学作曲理论。1971年，他居然说服了农场的连长，花了600元从张家口买了一台星海牌钢琴，用驴车把钢琴从火车站拉到沙岭子营房。㊵从此，他“破天荒”地在军垦农场里开始了练琴和作曲。

就在这台钢琴上，黄安伦1971年创作出了《前奏曲十二首》，1972年创编了《中国畅想曲第一号——陕北民歌主题畅想曲》，1973年谱写了《塞北小曲三十首》，1974年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

《前奏曲十二首》的第一首是《C大调前奏曲》，题献给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的同学兼挚友崔世光。乐曲的结构为带动力再现的复三部曲式。崔世光从小在青岛长大，听惯了大海的波涛，黄安伦即以大海的浪涛作为背景，通过变幻无穷的海潮来抒发内心世界，借助海浪来表达内在激情。伴奏音型从A段缓慢的四分音符发展到三连音，又发展到B段的十六分音符，到A段再现时变化成快速奔腾的六连音，旋律也由舒缓的歌唱发展到激情澎湃，乐曲刻画了热血青年的朝气、激情和幻想。

第二首《c小调前奏曲》是黄安伦写给当时的女友，亦是他钢琴专业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音乐温柔，充满了歌唱性的真挚情感，亦有热烈奔放的激情表达。

这两首前奏曲，一首描写青年人的友情，另一首表达年轻人的爱情，都是非常个性化的私密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与“文革”时期绝大多数钢琴作品所表达的“集体化”情感和内容截然不同，属于“文革”音乐中的异类，因而显得特殊而珍贵。这类题材和情感表达，在当时是因“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受到批判与抵制的，所以这应该和当时流传的“手抄本文学”一样，属于 “地下音乐创作”，是人文精神在“文革”钢琴中的可贵的闪光。这两首作品的钢琴织体相当丰富，非常的“钢琴化”，显露出这位青年钢琴学生的非凡创作才能。

1973年，黄安伦在农场又创作出了《塞北小曲三十首》，实际上这是一套钢琴的初级教材。这一创作事出有因，当年的八月，北京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新招收的学生每人都要学习钢琴，但是当时不能采用外国钢琴曲作教材。黄安伦的钢琴老师邵元信就在“五七艺大”音乐学院教钢琴，他写信给黄安伦，请他帮助编写一套适合学生学习钢琴的初级教材，于是就产生了这套《塞北小曲三十首》。

塞北即长城以北。黄安伦曾写道：“当时我在塞北乡下研究当地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我就将这套教材的写作和我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为一次重要的尝试——即把中国民间音乐的音调和西洋的作曲技术、曲式等结合起来进行写作。”㊶这些小曲从曲式上来说，包括了从单乐段到多乐段，再到变奏曲、小奏鸣曲等多种结构；从作曲技巧来看，包括了单声部到多声部，再到单对位、复对位；同时，每首乐曲又对钢琴技术有明确的要求。重要的是：每首小曲都有具体的标题，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并且都有民族风格和塞北特色。作曲家、理论家李西安曾对这些小曲作出过高度的评价，他写道：“我看，这三十首塞北小曲，不正是那个年代在石缝里绽开的一簇簇小花吗？”㊷

1973年黄安伦离开军垦农场，被分配到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任乐队演奏员。此后，他在1974年谱写了《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由钢琴家刘诗昆首演， 197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题为《序曲与舞曲》的曲谱，此后该曲迅速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是一首结构较庞大的钢琴独奏曲，它由不间断演奏的两个“乐章”构成，第一乐章即“序曲”，第二乐章即“舞曲”。这种大型的钢琴作品结构沿用了欧洲的“狂想曲”（Rhapsody）体裁，结构自由，又具有民间音乐风格和炫技性特点，一般都是为音乐会演奏而作。作品的“序曲”部分是民间的多段体结构，“舞曲”部分是变奏曲式，而全曲贯穿了变奏发展的原则。“序曲”部分的情绪忧伤而深沉，始终贯穿着一个D音的持续音，类似不绝如缕的叹息和呻吟，整个“序曲”就像是一首女性的思念与期盼之歌；“舞曲”部分贯穿着一个粗犷的鼓点节奏，表现了坚定不移的抗争精神，仿佛是一段男性的奋战与希望之舞。

这是一首产生于“文革”期间的很特别的钢琴作品。其特别之处在于：1.“文革”期间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标题音乐”，而它却是罕有的“无标题作品”。2.“文革”期间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改编作品，而它却是少有的创作型作品。3.“文革”期间绝大部分作品在技法上都是很传统的，而它却探索着采用了频繁转调的手法，以及调式重叠等新的表现手法。因此显得非常的“另类”。

根据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张斌的考证，这首作品最初是有标题的：1974年黄安伦的乐谱手稿上写的标题是《中国畅想曲第二号——高山族人民要解放》，1977年刘诗昆首演时节目单上写的标题是《高山族儿女要解放》。作品的“序曲”部分最初出现的旋律，采用了台湾高山族民歌《渔歌》的旋律（见例18）。㊸

例18

“舞曲”部分的主题是采用了高山族民歌《欢乐歌》的曲调（见例19）。㊹

例19

根据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说明了钢琴曲《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有一个从“标题音乐”到“无标题音乐”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正符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钢琴作品之一，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在许多钢琴比赛中，它成为必弹曲目，也成为众多钢琴家经常演奏的作品。

六、赵晓生、倪洪进的钢琴创作

1.赵晓生的钢琴创作

在本章第三节“‘文革’中的钢琴改编曲”中，曾经介绍了赵晓生的改编曲，如他根据歌曲改编的《青松岭》、《映山红》和《挑担茶叶上北京》等钢琴曲；也介绍了他根据“样板戏”音乐改编的钢琴曲《家住安源》、《乱云飞》和《回港》。这里要提到的则是赵晓生在“文革”期间创作的钢琴曲，如《纺织工人》、《渔歌》、《降D大调叙事曲》和《D宫调叙事曲》。此外，他在1974至1975年间，还创作了《音乐会练习曲13首》。

《纺织工人》（1974）表现的是工业题材，有着革命歌曲风格的旋律；《渔歌》（1975）刻画的是渔民和大海风浪搏斗的情景，也是劳动题材，曲调具有南海渔歌的风格。这两首作品的钢琴织体对描绘机器的快速滚动和大海的汹涌波涛都十分鲜明，是典型的标题音乐作品。

《降D大调叙事曲》和《D宫调叙事曲》（均1976）却是两首无标题音乐作品。“叙事曲”这个标题和“奏鸣曲”“浪漫曲”一样，来自西方，只是作品体裁和风格的标志。这两首作品结构较大，内涵丰富，情感深沉，戏剧性强，张力很大。其中《降D大调叙事曲》更多地从肖邦等西方作曲家那里吸取创作营养，音乐中有深沉的悲郁和追缅；而《D宫调叙事曲》则更多从中国西北的吹打乐中吸取了素材，创作的旋律亦模仿西北部音乐风格，节奏中洋溢着激情和欢乐。这是两首非常值得注意和分析的钢琴作品。

《音乐会练习曲13首》创作于1974至1975年间，1980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先出版了其中的六首，名为《音乐会练习曲6首》。全套的《音乐会练习曲13首》发表于201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赵晓生钢琴独奏作品集》中。每一首练习曲都有独立的标题，也都有各自的技术练习目的。如《波涛滚滚》是右手五声音阶练习；《铁锤铮铮》是远距离跳动和弦及八度练习；《钢水沸腾》是重复双手和弦交替练习；《浦江春潮》是左手琶音练习；《银梭织锦》是以江南绣娘辛勤劳作为题材的，表现了苏杭地区刺绣姑娘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钢琴技法上主要练习右手快速跑动；《滇湖琴声》是轮指及远距离大跳练习，等等。每一首练习曲都有一个鲜明的音乐形象，与特殊的钢琴织体和特别技法相结合。每首乐曲都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具有民族的音阶、调式特点。有些练习曲还采用了民间音乐素材，如《苗岭笙舞》取材于“苗族飞歌”音调，练习的重点是双音奏法，四度平行的双音演奏，模仿了芦笙吹奏的音色和音响特点；《滇湖琴声》是采用云南民间器乐曲和云南民歌《数西调》的素材创编的，练习的重点是钢琴轮指及远距离大跳，“轮指”是模仿小月琴弹奏的效果；《冀北笛音》是根据笛子曲《五梆子》的素材创编的，练习的重点是民间装饰音，全曲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装饰音，来装饰河北民间音乐的“腔”和“调”，如采用极快的装饰音来模仿笛子“打音”的演奏效果。㊺

“文革”期间，学习钢琴的人都不能使用西方的钢琴练习曲，因此中国人自创钢琴练习曲就成了当务之急。赵晓生的这一套练习曲属于大型的“音乐会练习曲”，技术程度比较高深，音乐表现亦有很高要求，正适应了学习钢琴专业人员的需求。

2.倪洪进的钢琴创作

钢琴家倪洪进，1935年出身于京剧世家，父亲倪秋平是京胡名家，曾是梅兰芳的琴师。20世纪50年代初期，倪洪进在上海音乐学院随周广仁学习钢琴，1954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钢琴，1959年毕业后回国任教。1972年开始创作钢琴曲，《练习曲四首》是当时的重要作品。

《练习曲四首》又名《京剧曲牌练习曲四首》，创作于1975至1976年间。1979年以《钢琴练习曲四首》为书名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四首练习曲采用了京剧的【小开门】和【柳青娘】等四个曲牌的音乐素材发展而成。倪洪进从小就受到京剧的熏陶，对京剧音乐烂熟于心，这为她的钢琴创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一首是左手练习曲，采用京剧【小开门】曲牌为旋律素材。左手五声性音阶的快速跑动中要有力度的变化，甚至造成“鼓点”似的节奏，烘托着右手的旋律。此曲采用七个升号的升C调，所以是一首中国风格的“黑键练习曲”。

第二首是右手双音练习，采用京剧【柳青娘】曲牌。带再现的三部曲式，中段有戏剧性的发展，在再现段达到戏剧性的高潮。

第三首是“托卡塔”练习曲，采用昆曲曲牌【石榴花】为音乐素材。节奏铿锵有力，具有勇猛的战斗气息。

第四首是双手伸张练习，采用了京剧曲牌【柳摇金】的音调。快速伸张中要突出高音声部的旋律。全曲的结构是“ABAC”四段体，即民间音乐中的“合头换尾”曲式。

倪洪进的《练习曲四首》是富有中国意蕴和民族特色的钢琴练习曲，也是一组具有钢琴演奏效果的音乐会演奏曲目。

“文革”期间产生了许多根据京剧“样板戏”唱段改编的钢琴曲，即前面提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但是“样板戏”的音乐，都是经过了曲意改造过的“革命京剧”，与传统京剧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中国钢琴家中很少有像倪洪进这样能够“吃透”京剧音乐丰厚内涵的人，而懂得京剧音乐的人中又很少有能够掌握高深钢琴丰富语汇的人。倪洪进能够把这两方面的特长融汇到一处，是传统京剧音乐和钢琴的本然结合，因而更加可贵。《练习曲四首》是倪洪进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特殊贡献。

七、“文革”后期产生的钢琴初级教材

1.“五七艺大”音乐学院钢琴组编写的《钢琴初级教材》

1966年“文革”后，钢琴被彻底置于“冷库”封存起来，一直到1968年7月钢琴伴唱《红灯记》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之后，特别是钢琴协奏曲《黄河》于1970年2月正式首演之后，钢琴终于获得了“翻身”，重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许多钢琴家和钢琴教员又重新拾起旧有的钢琴技艺，开始弹奏钢琴，又有一批年轻的孩子愿意学弹钢琴。这时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从“文革”开始后，一切外国钢琴曲包括练习曲都禁止演奏，用什么材料来教、来学习，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3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包括了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戏曲学校、舞蹈学校、电影学校这“三院三校”。音乐学院根据“五七艺大”的招生办法，从“工农兵子女”中招收了一批学员，每人都要从学习钢琴开始。

当时在“五七艺大”音乐学院教钢琴的老师有周广仁等多人，我曾经就当时钢琴教学的情况采访过周广仁，她的回答是：“那时我们叫‘音乐学院钢琴组’，我是钢琴组组长，李其芳是副组长，还有几位钢琴老师。校址在昌平的朱辛庄，师生都住在那里。我们招收了七十来个学生，都是要从学习钢琴开始的，我和李其芳等几位老师教他们。当时所有外国教材都不能用，我们就自己编教材。白天教学生，晚上编教材，用的是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等。也有作曲系的老师帮我们编写，像王震亚老师就帮我们编写了好多首。我们先编了一本《钢琴初级教材》，编了就教学生学。我们的教材编得是很好的，有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法。所以这套教材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用。”㊻

“五七艺大”音乐学院钢琴组编写的《钢琴初级教材》第一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在1976年1月正式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在音乐教材领域里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让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作品牢固地占领教材阵地。我们这批教材是在试教过程中编写的，主要是以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革命民歌为基础改编写成的。教材中还选用了少量兄弟单位的钢琴教材。”㊼

在这本初级教材中，以革命样板戏音乐为基础编写成的有《〈白毛女〉序曲的引子》《杨子荣上场音乐》《痛说革命家史——幕间曲》《快乐的女战士》，等等；以革命歌曲为基础编写成的有《我爱北京天安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火车向着韶山跑》《工农齐武装》，等等；以革命民歌为基础编写成的有《东方红》（四手联弹）、《军民大生产》《沂蒙民歌》《浏阳河》，等等。总之全部是清一色的革命旋律，并且所有发表的曲目都没有编曲者的署名。

197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又出版了《钢琴初级教材》第二集。

后来这两本《钢琴初级教材》又以各种形式再版多次，因此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延续了钢琴在“文革”中的生命，使钢琴技艺得到了延续，为“文革”期间学习钢琴的人们提供了练习的依据。

2.汪立三的儿童钢琴教材《童心集》

这里要提到的是汪立三在“文革”后期编写的儿童钢琴教材《童心集》。

我在前面“第二次高潮”中曾经提到汪立三在1953年创作的钢琴曲《蓝花花》和1957年谱写的《小奏鸣曲》。可惜的是，1957年汪立三被错划成“右派分子”，1959年被分配到“北大荒”劳动锻练，1965年调到哈尔滨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1970年初因“走五七道路”而下放到双城农村。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汪立三居然还借了一台钢琴带到乡下！时隔三十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农民都喜欢拥在我的小屋内听我弹琴，往往连炕上都蹲满了人。还有人从几十里外走来听我弹琴。他们纷纷对我说，‘老汪，你给我们弹琴，我们来给你做饭’。”㊽

到1972年的年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汪立三又回到了哈尔滨，1975年重新开始创作了钢琴小曲《童心集》。从1957到1975年，之间有18年时间，汪立三只改编过《我们走在大路上》（1964）和《大海航行靠舵手》（1965）等革命歌曲，而没有真正创作过钢琴曲。

“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有家长偷偷地让孩子学弹钢琴，是为了让孩子学到一技之长，可以避免“插队落户”的艰难。1975年秋，汪立三的一位亲戚的孩子暂住在他家里学习钢琴，没有教材可用，只能自己编写小曲教孩子弹奏，也可以用此教其他孩子。于是汪立三在这一年共创作了《童年》《小雨点》《嬉游》《初晴》《打电话》《哈哈镜》《船歌》《小伙伴》《梦》《牧歌》《七嘴八舌》《晨曲》等二十首儿童钢琴小曲。这些小曲，钢琴技术都很浅显，音乐形象都很鲜明生动，适合于孩子从最初学习钢琴时弹起。㊾

照片6 汪立三在整理、修改《童心集》

后来汪立三又对这些小曲进行了修改和发展，2007年发表于《汪立三钢琴作品选》中的《童心集》（17首）加强了钢琴技术的难度，增加了一些新的现代音乐技法，实际上变成了一部类似舒曼的《童年情景》——为成人而写的表现对孩提时代的回忆的钢琴曲集。㊿

这些小曲的产生，证明着汪立三又开始重拾起他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钢琴音乐创作。他在《童心集》中回到了童年，找回了童心，追寻着童趣。他智慧地避开了政治，预示着汪立三此后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即将来临。

3.2 由主成分分析可知，不同地区板鸭分布较为分散，主成分分析法将不同地区板鸭区分较好。醛类、肌苷酸和酯类在PC1上贡献最大，是板鸭制品的主体风味物质。2-正戊基呋喃是沙县竹炭板鸭特有的风味物质，是与其他板鸭之间形成风味差异的主要成分。聚类分析表明南京板鸭、扬州板鸭和雷官板鸭距离较近，归为一类；重庆白市驿板鸭和南安板鸭距离较近，归为一类；白市驿板鸭为一类。将距离放大各板鸭聚为一类，表明板鸭的起源可能相同，因地域、环境、鸭肉品种和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变化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板鸭。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为板鸭风味评价、工艺改良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八、中国钢琴创作第三次高潮的小结

“文革”时期的钢琴发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话题。1966至1976年这十年间，中国钢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初期，是钢琴史上最低潮的时期，而从1968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47周年”的文艺晚会上，当殷承宗和刘长瑜、浩亮等在人民大会堂首演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后（这部作品很快就获得了“样板戏”的特殊地位），钢琴又一步登天，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竟然成了文艺舞台的主角之一。历史上，钢琴还从来没有这样风光、辉煌、特殊过。

当1970年初，钢琴协奏曲《黄河》首演之后，钢琴更显活跃。一时产生了众多的钢琴改编曲，即根据“样板戏”唱段改编的钢琴曲和根据革命歌曲、革命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标题钢琴曲，标题或取自“样板戏”，或取自革命歌曲，全部都带有鲜明的革命性。甚至可以说，“革命化”的标题是 “文革”钢琴曲的“生死之门，存亡之道”。

我在上面的介绍文字中曾经提到过几首以“畅想曲”“练习曲”“叙事曲”等为标题的“无标题”钢琴作品，它们全部都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演奏和出版的。实际上它们在“文革”中都有点儿“地下创作”的意味。

“文革”期间钢琴曲的曲式结构基本上是“ABA”式再现三段体和变奏曲，很少用到其他曲式。但是在“样板戏”唱段改编曲中，却都是戏曲的“板腔体”结构。实际上“板腔体”也是一种民间的“变奏”形式，它对改变中国钢琴曲的曲式结构的单一性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特别难得的钢琴曲收获，是“文革”期间产生的一批根据古曲改编的钢琴曲，如钢琴曲《梅花三弄》、《百鸟朝凤》和《夕阳箫鼓》等，今天已经成为在海内外广受欢迎的中国钢琴曲了。这些作品在曲式上都采用民族音乐的多段体结构，讲究“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作曲家们采用了丰富多彩的装饰音手法来模仿琵琶、古筝、唢呐、箫等民族乐器音色，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文革”期间的钢琴作品，音量以响为美，节奏以硬为美，速度以快为美，而像《梅花三弄》和《夕阳箫鼓》这类钢琴曲却一反常态，以清静悠远的古风神韵来打动人心，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收获。钢琴在“文革”中竟然获得了意外的历史拓展。但“文革”中的“高、快、硬、响”音乐美学观，以及“文革”的音乐思维方式，对我们还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革”后期，有的家长指定孩子专学一件乐器，以免到社会上去闯祸，有的家长则看到会乐器的孩子比较容易在县、市文工团或宣传队里找到一份工作，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艰苦，也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习一门乐器。后来中国浩浩荡荡的“琴童大军”，就是由此开始诞生的。学习钢琴的孩子逐渐增多，这是中国钢琴发展的基础条件。而“文革”期间产生的众多钢琴曲，也成为琴童学习的教材。琴童郎朗在幼年时参加“全国少年儿童钢琴大赛”获得第一名，当时所弹的曲目就是由储望华改编的《红星闪闪放光彩》，后来他在参加“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音乐家比赛”获得金奖，所弹的中国乐曲也是黄安伦创作的《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文革”期间产生的这些作品，陪伴着中国琴童迅速成长。（待续）

注 释：

㊵ 关于把一台钢琴运到军垦农场的有趣故事，参看黄安伦文，《钢琴的故事》，载《钢琴艺术》，2002年第9期。

㊶ 黄安伦文，《写在前面的话》，载《塞北小曲三十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出版。

㊷ 李西安文，《岩石缝里绽开的一簇簇小花——黄安伦〈塞北小曲三十首〉》，载《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20页。

㊸ 张斌文，《黄安伦〈序曲与舞曲〉的创作经过与命名前后》，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㊹ 刘刈文，《浅析黄安伦钢琴作品〈序曲与舞曲〉中民歌主题的体现与演奏》，载《音乐时空》，2015年第2期。

㊺ 赵晓生文，《钢琴演奏之道》（新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53页。

㊻ 梁茂春文，2016年3月21日《采访周广仁记录》（未刊稿）。

㊼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出版说明》，写于1975年1月。

㊽ 引自梁茂春文，《采访汪立三记录》（2003年11月27日于上海，未刊稿）。

㊾ 汪立三《童心集》的完整曲谱，见《汪立三钢琴作品选》，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出版。

㊿ 张奕明文，《汪立三评传》（未刊稿）。

“天籁弥远 臻音韶华”——施坦威亚太区总部大楼落成典礼奏响施坦威165周年庆典亚太区首站乐章

2018年3月31日，是施坦威钢琴（Stein way & Sons）成立165周年，与此同时，全球最重要战略市场之一的亚太区总部大楼在中国上海落成。施坦威全球首席执行官罗恩·罗斯彼（Ron Losby）先生，全球首席财务官及运营官本杰明·斯坦纳（Benjam in Steiner）先生，亚太区荣誉主席维尔纳·胡斯曼（Werner Husmann）先生，以及亚太区总裁位炜女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潭森（Sean B.Stein）先生、施坦威艺术家郎朗先生亲临施坦威亚太区总部大楼，共同见证施坦威全球发展中又一里程碑式的时刻。

施坦威于2017年6月在北京开设了音乐殿堂“施坦威之家北京”，为京城的音乐爱好者、钢琴艺术家提供了专业的交流空间。如今，施坦威亚太区总部落户上海，再次印证了中国市场对于施坦威全球发展的重要性。施坦威亚太区总部是继纽约和汉堡之后的第三大全球运营中心。总部新大楼位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筑面积六千三百多平方米。外观沿袭施坦威D型号音乐会三角钢琴的琴身曲线，不仅展示了施坦威钢琴在手工艺上的艺术之美，更彰显了施坦威的优雅古典格调。大楼内部，一层分布了施坦威钢琴展示区、技师工作区和钢琴仓储区。二层则拥有施坦威选琴厅及办公区域，这个全亚太区最大的选琴厅为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和艺术家提供优质和专业的选琴服务。同时，选琴厅还可举办各类音乐会和大师班，为音乐教育事业提供优质的硬件后盾。

施坦威在本次活动上揭幕了两款珍藏版的传世之作以致敬施坦威165周年庆典——施坦威165周年珍藏版钢琴和施坦威165周年特别珍藏版皇冠珠宝系列之墨西哥黄金檀钢琴。

活动当天，受邀嘉宾们齐集在音乐艺术气息浓厚的施坦威亚太区总部大楼前，共同欣赏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龙狮送福”表演。随后，罗恩·罗斯彼先生、本杰明·斯坦纳先生、维尔纳·胡斯曼先生、位炜女士以及郎朗先生共同为“施坦威亚太区总部大楼”剪彩，见证施坦威全球发展中这一重要的时刻。

活动上，施坦威邀请了施坦威艺术家郎朗与三位琴童进行演奏表演。三位琴童先后进行独奏表演，彰显了中国音乐艺术教育的硕果。之后，郎朗与琴童合奏，完美展现了中国音乐艺术的传承。最后，郎朗与施坦威·SPIR IO新悦钢琴共同合奏肖邦的《小狗圆舞曲》，郎朗精湛的琴艺与SPIR IO新悦钢琴至臻的演绎，一曲艺术与科技的表演杰作，拉开施坦威165周年亚太区庆典首站的序幕，为施坦威165周年献上美妙乐章。继上海首发后，施坦威165周年系列活动将在全亚洲40大重要城市进行巡回庆祝，用音乐聚集各方名人雅士，共赴音乐艺术的盛宴。

活动上，罗恩·罗斯彼先生表示：“中国是施坦威全球版图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将施坦威亚太区总部落户于上海，并将上海定为施坦威165周年庆典亚太区的首站，彰显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中国音乐艺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视。我们坚信，在这片神秘且具有魅力的东方国度，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爱好者、鉴赏家、艺术家，将与施坦威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无与伦比的魅力，施坦威也将把最重要的创新产品和最美妙的艺术乐章带给中国的音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