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开皇乐议的历史意义

摘 要：隋唐开皇二年至开皇十三年间在音乐乐学乐律等方面发生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开皇乐议”事件。此事件是中国雅乐史及乐律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产生有极深的根源和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众多乐议官员和音乐家，是音乐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关键词：开皇乐议；宫廷雅乐；隋唐歌舞伎乐；西域音乐

一、隋朝的音乐历史文化背景

公元581年正月，年仅八岁的周静帝被北周大丞相杨坚废除，改元开皇，建立隋朝（581年—618年），从此，自西晋之后长达两半个世纪的华夏大地始归统一，仍以汉民族所统治。战乱平息之后，隋各地经济在复苏后不断回升，丰富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和谐、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富裕，这些都为隋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和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音乐方面把之前的魏晋南北、陈梁各国等所兴起的雅乐、清商乐、以及引进的胡夷之乐一并吸收并加以整合，“西凉伎”、“清商伎”、“安国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伎组合称“隋七部伎”。之后隋炀帝时又在“七部伎”的基础上增加了“疏勒伎”、“康国伎”，成为“隋九部伎”。无论是“七部伎”还是“九部伎”，都是华夏大地与西域领土音乐文化相兼容的一种新兴的歌舞表演形式。隋朝歌舞伎乐的产生，对后来的唐代音乐大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隋朝所用的雅乐从北周流传至今，统治者更重视的是他的政治价值而不是他的乐律成分和音调，早已失去了昔日在周朝宫廷中的辉煌，然而，雅乐作为中国音乐的一种历史文化类型，却在后来的宫廷中一直沿用。在统治者的眼中，雅乐拥有者着沟通“天”、“地”、“人”的文化属性，依旧发挥着“动天地”、“泣鬼神”、“谐邦国”的社会功能。因此，“开皇乐议”对后来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开皇乐议的实质

从表面上看，开皇乐议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确立“黄钟一宫”的问题”，但其实质是在音乐领域内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场历史性大辩论。隋初，太常寺的雅乐之中掺杂许多西域歌舞的成分，隋文帝为了在礼乐制度上恢复“华夏正统”正“华夏之正声”，便下诏命令精通音乐之士集结起来，专门讨论制定雅乐之事。然而，如同郑祖襄所说，“隋朝的开皇乐议，同北魏、北齐、北周制定的雅乐属于同一类的事情，但他所遇到的问题要比那些复杂的多。”确实，在今天来看，开皇乐议有着极其深远的渊源和文化背景，从其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无一不揭示它的复杂性。参与开皇乐议的任务主要有万宝常、牛弘、何妥、郑译、苏夔。在修正雅乐声律上，互相排斥，长期争议。从一开始的学术辩论，变成了后来的朋党之争。

三、“开皇乐议”争执的原因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今太常雅乐，并用胡生，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宗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然淪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

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开皇乐议所争执的原因：

第一，北周雅乐中掺杂着胡乐，这不符合雅乐的传统。

在西周，雅乐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礼乐制度、束缚官权的枷锁，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从民族和国家来看，它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象征；从宫廷内部来说，它代表着日常生活的礼仪；从政权统治方面来看，它又是一种加强皇权统治，宣扬统治者的丰功伟绩的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教化功能。而到了魏晋南北之后，雅乐融入了中原民间音乐、西域音乐等成分，与之前的典雅纯正的雅乐大相径庭。

第二，雅乐的内容依旧是对北周的歌功颂德，与现实政治不符。

隋文帝杨坚从北周篡权夺位，宫廷雅乐在这场变故中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这其中包含着一定政治原因和隋文帝本身的思想与文化。北朝的文化以鲜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进行改革，但归根到底是以鲜卑文化为中心，所以隋文帝从小接受的是加以改革的鲜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认识有限，“不悦诗书”“素无学术”。所以在上面对颜之推的上书反问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

第三，乐学和乐律学方面出现混乱。

作为支持一方的郑译提出 “八十四调”宫调体系方案，并且详细介绍了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而苏夔反对郑译的提议，说《春秋左传》记载有“七音六律，以奉五声”。造成音阶和宫调上的混乱的原因便是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并用。由于一国中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使得隋代初期雅乐在基本乐理和音乐文化观念上不能统一。

四、“开皇乐议”对唐朝的影响

虽然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仅存在了短短的三十七年，但是它留下的文化瑰宝，为后来的唐朝文化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隋七部伎”在隋炀帝时增到“隋九部伎”再至唐朝由“隋九部伎”中废除“礼毕”，并将“?乐”列为诸部之首的“唐九部伎”，再至加入“高昌伎”，成为“唐十部伎”，往后发展到了更为昌盛的局面，坐部伎与立部伎的出现将歌舞伎乐推向了顶峰。唐朝吸收了隋朝雅乐的教训，唐朝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与隋代有着天壤之别。反应了唐代统治者对各类音乐不抱偏见的开明作风。虽然唐代雅乐在宫廷中地位最低，但依然显示出大唐音乐的宏伟气派。

五、结语

“开皇乐议”的实质是在音乐领域如何面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场历史性的大辩论。他代表着隋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对自身传统的一次挑战。隋文帝最终决定采用了何妥的“黄钟为宫”，从这时候开始，隋朝雅乐便没了旋宫转调。这也为雅乐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并且在后来的唐朝，雅乐一直处于宫廷的最低位置。史料中所保留下来的郑译提出的七升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和西音乐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等，对后来我们对古代声律音律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与实证。音乐不仅有教化人，陶冶情操的娱乐功能，也有统一政权，稳固民心的政治功能。透过“开皇乐议”我们既能看清当时的政治风貌，也可以了解当时的风俗民情，放眼于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盲目排外，音乐失去与时俱进的鲜活力，清朝的闭关锁国便是例子；盲目崇外，则会使音乐失去民族性，丧失音乐的意义。因此，“开皇乐议”这场音乐大辩论，对于当今音乐的何去何从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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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瑞雪（1997.01-），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山东省寿光市，当前职务：学生，学历：大学本科，研究方向：音乐史。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