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脑

塞萨尔·埃拉 杨柳川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大概四五岁。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家乡普林格莱斯上校城，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去酒店用餐。我们不常在外边吃饭，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穷，而是因为父亲节俭，母亲又对任何不经她手做的食物心怀戒备。那晚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来到酒店奢华的餐厅，拘谨不安地围坐在餐桌旁。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陈列着银质餐具、高脚杯和镶金边的碟子。我们和其他前来就餐的人一样，身着盛装。那时候，人们对特殊场合的着装要求还相当严格。

我记得，不断有人来来往往，他们起身把装满书的盒子拿到餐厅另一端——一张圣坛模样的小桌上。盒子多是硬纸盒，当然也有木盒。有些盒子还画了画、上了漆。桌后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士，她身穿闪亮的蓝色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脸上略施粉黛，白发挽成个髻。她就是舒博。我记得，我在家乡那段时间，她一直是高中校长。她接过盒子，查看盒中的书，并记录在笔记本上。我仔细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一些盒里书装得很满，盒子都盖不拢；一些则只装了半盒，仅有的几本书在里面碰来撞去，听上去就知道不会有好彩头。当然，盒子里书的种类比数量更有价值。不过，数量也重要。理想的盒子应该装满不同的书，最次的盒子只装几本相同的书，而大多数盒子都是这样。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这条规则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吧。那时，我一般都这么做：对那些我不懂的事，我总是想象个故事或找出些奇怪的想法来解释。事实上，那时候我几乎什么也不懂。但是，那些解释到底从何而来？我父母不常和我们沟通，我还不会看书，没有电视，邻里那一群小孩也和我一样无知。

现在来看，那场景犹如梦幻：一盒盒书堆放在那里，我们装扮得像要去照相一般。但我肯定，一切确如我描述的那样发生过。过去这些年，那场景一次次在我眼前重现。最终，我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时一定是在筹建普林格莱斯公共图书馆，有人组织捐书活动，酒店经营者们赞助了这次活动——“一位客人一本书”，诸如此类。这样解释，至少听上去合理。图书馆也确实是在那段时间建起来的，这一点，我最近一次，也就是几个月之前，去普林格莱斯时得到了印证。而且，舒博是第一任图书馆馆长。我年少时，是图书馆的常客之一，也许是所有人中去得最勤的，一天要借一两本书，一直是舒博给我填借书卡。上高中时我发现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她是我们的高中校长。她说，尽管我还年幼，却是普林格莱斯最勤勉好学的读者，这使我获得天才的美名，也极大简化了我的生活：我根本没怎么学习，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最近一次去普林格莱斯时，我想证实我的记忆，就问母亲舒博是否还在世。她大笑起来。

“她多年以前就去世了！”母亲说。“你出生前她就去世了。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已经很老了。”

“不可能！”我叫道。“我很清楚地记得她。在图书馆，在学校里……”

“对，她在图书馆和学校工作过，但都是我结婚以前的事。你一定是弄混了，记得的是我给你说过的事。”

我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些。她那么肯定，我都有点儿拿不准了——她不像我，她的记忆向来准确。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争议，结果她总是对的。但在这件事上她怎么可能对呢？也许我记得的是舒博的女儿，一个和她母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的女儿，继承了她母亲的事业。但这不可能。舒博从未结过婚，是典型的老处女：她的着装、头型、化妆总是一丝不苟；她淡漠清高的样子，就是未生育过的形象。这点我很肯定。

还是回到那天的酒店里吧。餐桌和堆放盒子的小桌之间人很多，移动缓慢。大家相互熟识——在普林格莱斯，人们相互都认识。所以，人们起身把盒子拿到屋子另一端，途中会停在其他餐桌旁互相问候寒暄。对普林格莱斯人来说，这种交流很平常，这些小小的交流往往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常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们就是这样得知“音乐之脑”在隔壁的西班牙大剧院休息厅展出的。一听说这消息我们立刻结束了用餐，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次晚餐实在乏味。

前些时候，“音乐之脑”就在镇上出现了，由一个非正式的居民协会保管。最初的计划是仿照出借圣母画像的程序，轮流借给各个家庭。但是，要借圣母画像的往往都是病人或问题家庭，而要借“音乐之脑”这个神奇的新装置的人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可能还有点儿迷信吧）。居民协会没有宗教机构那样的出借物品体制，也没有权威管理的轮流程序，所以，不太可能按一个时间表来进行。一方面，有些人在第一夜之后就要摆脱“音乐之脑”，说那音乐让人无法安睡；另一方面，有些人专门为此搭建了精致的壁龛和基座，然后以耗资巨大为理由无限期延长借用时间。很快，“音乐之脑”便不知所终，像我们一样还没见过它的人开始怀疑那是場骗局。所以，当我们发现它就在隔壁展出时，再也耐不住性子坐在酒店里了。

父亲叫服务员过来买单。他伸手到口袋里把皮夹拿出来，这皮夹对我来说，是世上最迷人的东西。皮夹很大，绿色皮革质地，不可思议的是，皮夹上还刻着复杂的阿拉伯式图饰。皮夹正面和背面装饰有彩色图案的玻璃珠子。这皮夹原来是普希金的，据传他被杀死那天，皮夹就在他口袋里。我父亲的一个叔叔本世纪初在俄国任大使，在那里买了很多艺术品、古董和珍奇物品。他去世后，他的遗孀把这些东西分给侄儿侄女，因为这对夫妇没有子嗣。

西班牙大剧院与酒店毗邻，是西班牙互助会大楼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没有直接去剧院，而是穿过大街去我们停车的地方，在那儿走一圈再绕回来。这样做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她不想被酒店里用餐的人看到（虽然不太可能），免得他们误认为她要去剧院。

我们走进剧院休息厅，“音乐之脑”就放在一个盒子上，是个普通的木盒。剧院经理用白色包装纸带把盒子装饰了一番，这样展览显然很有效果：“音乐之脑”就像一个有双重暗示的大鸟巢，鸟蛋般易碎，古董般不可轻易触碰。这个著名的“音乐之脑”有树干大小，用纸板做成。形状像大脑，但颜色不像，涂着发磷光的粉色，上面有纵横交错的蓝色血管状条纹。

我们站成半圈，静默无言。“音乐之脑”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它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多余。还是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凝思。

“音乐呢？”她问道。

“哦，当然！”父亲说，“音乐……”他皱起眉头，探身向前。

“可能关了吧？”

“不会，音乐从不会关掉，这就是它的奇妙之处……”

他又把身子向前倾了倾，我觉得他都要倒在“音乐之脑”上了，他却突然直起身子，转向我们，意味深长地咧嘴一笑。

妹妹和我也往前靠去，母亲叫道：“别碰它！”

我突然冒出一股不可抑制的愿望：非要碰一下不可，哪怕只用指尖碰一下。我一定可以做到，休息厅里只有我们，售票员和门房一定都在剧院里看演出，演出似乎快到尾声了。

“这里这么吵，你怎么能听到呢？”母亲说。

“只是耳语一般，竟然有人因为这声音吵而把它退回去！真丢人！”

母亲点点头，但她想的是另一件丢脸的事。雷鸣般的笑声从剧院里传来，整座建筑似乎都在震动。剧院肯定满座了。里那尔迪、西马里和他们的剧团正在上演粗俗喜剧，人们似乎为之热情高涨。他们过去常年到各省巡回演出。那神秘颤动的音乐声应该是从“音乐之脑”发出来的，根本无法与那些哄笑声和跺脚声匹敌。

我母亲继承了那些高雅音乐爱好者、诗歌朗诵者和悲剧演员的秉性，并引以自傲。她对里那尔迪为代表的大众作品不屑一顾，事实上，她正积极开展反对运动。剧院对于她来说是争夺之地、是战场，在这里，普林格莱斯各阶层上演着文化战役。她兄弟管理着一个名为“两张面具”的业余戏剧社团，致力于发展严肃戏剧。镇上另一所戏剧社由玛莉安妮管理，专门演出世态喜剧。玛莉安妮的所有仰慕者那晚一定都坐在剧场前排专心学习，欣赏着里那尔迪的演出技巧和舞台艺术，像喝健神补脑糖浆似的吸收着她那矫揉造作的演技。

母亲对此反感到极点。有几次，那些大众剧团来镇上时，她让我们早早吃过晚餐，然后开车去剧院，在演出快开始时，把车停在入口附近（也不是太近，选了个隐蔽点儿的地方），这样便于她监视观众。一般不会有什么意外：观众都是来自远郊的穷人，母亲称他们为“下层民众”。每每这时，她都会说：“那等无知傻瓜，你能指望他们什么？”

但他们中偶尔也会有个“可尊敬的”人，这时她会很激动，觉得她的监视很值，此后再和这些伪君子打交道，她就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了。有一次，她很过分，竟走出车子去指责一位有教养的牙医。当时，那牙医和他女儿正走在剧院的台阶上。“支持那样的恶俗东西，他难道不感到羞愧吗？还带女儿来！这就是他所谓的教育？”幸好，牙医没太当真。他面带微笑答道：“于我而言，即使戏剧以最卑下的形式呈现，也是神圣的。我主要是想让女儿见识一下纯粹的通俗文化，这样她们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欣赏通俗文化。”不用说，他的辩解没能说服母亲。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与“音乐之脑”邂逅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吧。我们上了车，开走了。我们有一辆黄色艾卡敞篷小货车，虽然前面可以坐下我们四人，但我通常坐到车厢后面，因为我喜欢坐在后面，而且，这样有利于维持和平——我总会和妹妹吵闹——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和好朋友杰尼奥尔待在一起。杰尼奥尔是我家的宠物狗，它体形很大，白色，品种不明。它长了个大脑袋，像杰尼奥尔广告中那个人，所以我们叫它杰尼奥尔。不能把它单独留在家，因为它会咆哮，吵得邻居常常抱怨。但在后车厢它通常表现很好。

出去玩时我喜欢坐后车厢，还有一个更神秘的原因：我听不到他们在前面说什么，意味着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这样一来，行程就带着一点儿不可预知的冒险意味。其实稍微留心一点儿，我们出发时我就该知道目的地。不过，一上车，母亲就突然好奇得不得了，要父亲绕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就为了她可以看到房子、商店、树木甚至是标语。父亲总是迁就母亲，这就意味着我们常常不走几百米的直线距离，而要绕上五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路绕来绕去的，像走迷宫一般。对于从未离开过普林格莱斯的母亲而言，这也算是增加阅历的一种方式吧。

那天晚上，本来我们只需转过街角，过三个街区就可以到家。但我们走了另一条路，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天气很冷，但没有风。十字路口的街灯悬挂在连接街角电线杆的四根对角交叉的钢缆上，纹丝不动。头顶上空，群星闪烁，银河生辉。我把杰尼奥尔放在腿上抱着，它没有抗拒。它的毛反射着闪闪星光。我们继续前行，一直开到广场，然后开上大街。背靠着驾驶室，可以看到市政厅的方塔楼正在向远处退去，我想我们正开往火车站，这又是要满足母亲的兴致吧。火车站也渐渐远去，就这样猜着要去哪儿，我有点儿昏昏欲睡了。过了几个街区，建筑物开始变得越来越少，视野里出现了长满锦葵和蓟属植物的大片空地。那些神秘的土地没有主人。我的眼皮开始慢慢合拢……

突然，杰尼奥尔晃晃身子，从我膝上跳下去，跑到卡车的一边，咆哮起来。我被它兴奋的叫声惊醒，还有点儿迷糊。我从困倦中挣扎起来，向四周看了看，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绕道，为什么父親车开得很慢，像要停下来似的，因为我们正在路过马戏团。妹妹身子探出前座窗外，咿咿呀呀地叫：“塞萨尔，马戏团！马戏团！”我当然知道有个马戏团来镇上。我在街上看到过马戏团的队伍，父母答应第二天带我们去看。我迷迷糊糊地看着，无数光线透过帆布帐篷泛射出来，在我看来，帐篷大得就像座山，里面正在演出，我们听得到混杂的音乐声和观众的叫喊声。动物的气味使杰尼奥尔躁动不安，我隐约看到帐篷后面的黑暗里，有大象、骆驼在四轮马车里移动的身影。

多年以前，我离开了普林格莱斯。爱好艺术或文学的年轻人通常会离开小镇，到大都市去，那里有年轻人渴求的文化。移居他乡多年以后，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只是被那海市蜃楼般的幻象所吸引而远走他乡。因为童年时期在普林格莱斯度过的夜晚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每个夜晚都如此生动、如此多彩。我不禁想，自己是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正在凭记忆复原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么多姿多彩：捐书活动、剧院演出和马戏团演出，都出现在同一个晚上。人们面临诸多选择时，是必须作决定的。然而，到处都挤满人，看马戏也不例外。车开过入口时，我们瞥到包厢里挤满一家家人，看台在观众的重压之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圈子中间，小丑们搭起的人形金字塔轰然倒塌，激起阵阵哄笑。几乎全镇人都来看马戏，那时，普林格莱斯的人一定认为，这儿是最安全之地。

这里需要作点儿解释。马戏团三天前来到镇上，立刻就爆出一个大丑闻。流言的中心人物是三个侏儒。两个男人是双胞胎兄弟，一个女侏儒嫁给了双胞胎中的一个。这特殊的三人组合显然有些缺陷，没法牢靠，所以导致了普林格莱斯的一场危机。那女人和小叔子是一对情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选中我们镇子作为他们私奔之地，还拿走了“绿帽子”丈夫的积蓄。要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起怪异的私通事件：这对情人消失几小时后，那个丈夫也消失了，还带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和马戏团老板的一盒子弹。他的动机再明显不过，我们立刻通知警察，希望能消除一场悲剧。小丑、高空秋千艺人、驯兽师及所有目击者都一致认为，那位丈夫发现奸情后非常愤怒，坚定地要进行血腥报复。大家对他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个子虽然不高，脾气却很暴躁，尤其是盛怒之下，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警方出动了所有可动用的警力。尽管马戏团方面强烈要求不得泄露消息，却于事無补。因为出逃者的行踪，就是那对情人和他们的追踪者，只有靠公众帮助才可能找到。起初，这事似乎很简单：镇子小，嫌疑人也很容易描述清楚，用“侏儒”一词即可。警察驻守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小镇两端的环路出口，这些措施能确保不让侏儒逃出普林格莱斯。

他们自然成为人们聊天的热门话题。人们拿来开玩笑、打赌，集体到空地和空房子里搜寻他们的踪影。起初，大家都带着点儿悬念，兴致勃勃。可二十四小时后，情况变了。有两种恐惧开始滋生，一种是含糊而迷信的恐惧，另一种恐惧则非常真实。第一种恐惧来自于案子的扑朔迷离、悬而未决。普林格莱斯这个镇子，在社交和地理方面都处于透明状态，就像个小玻璃盒子。三个侏儒这般明显的事物在这小玻璃盒子里怎么可能没法被人发现呢？这个段子开始带上一抹超自然色彩。侏儒的尺寸也有疑问，至少在大家充满不安的想象中是个问题。也许他们该翻开石头看看，检查一下树叶背面，或窥视一下虫茧里？母亲们开始查看自家孩子的床下，孩子们把玩具拆开，检查里面有没有藏着侏儒。

另外，还有一种更为真实的恐惧。或者说，并非完全真实，至少显得真实，听起来更合理，那是一种无名恐惧——某处，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手里拿着把上满子弹的枪。倒是没人关心他是否会杀了另外两个侏儒。不用指责普林格莱斯的居民特别偏颇，这可以解释为：陷入普遍恐慌的人们认为，侏儒是分离出去的人种，他们的生死由他们自己解决，和镇子毫不相干。但子弹并非总能命中目标，在特定时刻，任何人都可能碰巧出现在子弹射程内。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被误杀。因为没人知道侏儒在哪儿，更不知道会在哪儿和他们相遇。这种猜想使人们越发焦虑。再就是奸夫淫妇那奇异的瘦小身材，肯定难以命中，这也足以说明为何一直搜查无果。

又一个二十四小时后，两种恐惧相互交织在一起。镇上的人都处于一种极度受迫害的妄想中。没人觉得家里安全，街上更不安全。人群聚集之处，反倒有让人安心的感觉，聚集的人越多就越安心。因为别人可以给自己充当屏障。恐惧盛行，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没人替那些身上可能布满子弹的人着想。我们外出就餐，肯定正是出于这种恐惧，事实上我们以前从未在外用餐。而在我奇妙的想象世界里，父亲之所以随身携带普希金的著名皮夹，其原因也大概出于此。父亲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用那个皮夹。你们都记得，普希金死于一颗子弹射中心脏。

插叙到此为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故事里吧。但是，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到我刚才弄错了什么。剧院休息厅的情节仍在发展中，这就是说，我们开车沿大街驶过马戏团的时间应该更早些，是我们去酒店路上的事。事实上，我再仔细想想时，我看到大会堂后边的天空和马戏团帐篷上方的天空，似乎并没完全黑：是“蓝色的”，还带些灰扑扑的粉色，沿西边地平线还有一层泛着磷光的白色。黑色星空一定是我杜撰出来的，因为后来在剧院屋顶上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我才联想出来。我弄混了，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独特奇异性：虽然逻辑顺序令人信服，各个片断一个接一个发生，但每个片断独立存在。正如天空的星星是事件结局的唯一见证者，那些星座的图案似乎更可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而不是由星辰实际组成了这种图案。

事情大概是这样：父母满足了对“音乐之脑”的好奇心，动身往大街走去，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没什么看的，还因为我们要在观众涌出剧院前离开。演出应该结束了，掌声还未停歇，但也持续不了多久。母亲不想有人看到她和“下层民众”一起离开，怕不了解她的人可能会以为，她已经堕落到庇隆主义（庇隆主义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提出的一种属于“第三位置”的政治理念，以国家复兴和民族解放为主要内容，同时主张中央集权）的文化水平。

她转过身，以一种坚决的姿态走出去。我觉得时机已到：现在去碰一下那个大大的粉红色物体不会有危险。我不假思索地伸出手，用右手无名指指尖碰了“音乐之脑”表面露出来的一小块，就那么一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片刻的接触，至于忘不了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

父亲和母亲此刻正朝休息厅大门走去，我的淘气行为躲开了他们的视线，却没能躲过妹妹。那时候她才两三岁，爱模仿我的一切行为。我的勇敢行径给她壮了胆，她也要摸摸“音乐之脑”。但她是那么笨拙的一个小鬼，动作一点儿也不优美。尽管她挺直身子，身高也只有安放“音乐之脑”的盒子那么高。她举起小手臂，竭尽全力推过去，仿佛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她屏住了呼吸。“音乐之脑”开始移动时，她尖叫起来。于我而言，整个情景如放幻灯片那么精确，像一幕预演过上千次的戏。“音乐之脑”滑到盒子边缘，重重地摔到地上，破碎了。

妹妹大哭起来，是因为慌乱，害怕受到惩罚，还是眼前的那一幕本身？那也许不是她所能理解的。虽然我因为强烈恐惧而做着烦乱的心理斗争，但我凭直觉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父母和我的感受一定相同。

“音乐之脑”的粉色外壳真是很脆弱，不过是从几米高摔下来，就破碎了。里面是一团像骨胶一样凝固而光滑的块状物，形状同它的外壳一样。轰然倒塌，可能还有余震引起的晃动（这也许是我想象出来的），表明这种物质并不坚固。颜色倒是很清晰，是半凝固的血色。我们不难找到血的来源：悬在这块物质中间的两具尸体，他们犹如子宫中的胎儿，一人头部靠着另一人脚尖——是那对侏儒孪生兄弟。他们像扑克牌中的形象一样，穿黑色小西装，脸和手白如瓷器，这样的颜色对比使他们清晰可见。血从两人喉咙的伤口流出，那伤口像是大张着的、尖叫着的嘴。

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这幅场景，不可思议地清晰，仿佛现在还历历在目。而且现在看到的还更多、更清晰。我似乎是注视着这事发生，不是像看电影或一系列连贯的图像那样，而是像看一帧反复定格的相片。尽管如此，图片在动，数不胜数，一帧接着一帧，犹如无理性的微粒充斥着混沌的世界。

母亲就要歇斯底里了，开始尖叫起来，但她的尖叫声马上被剧院里突然传出的喧嚣声淹没。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著名的里那尔迪赢得了全场喝彩，演员们已经是第七次谢幕了。演员们鞠了最后一躬，就要走下舞台，观众们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那一刻，演员们在台上站成一排，虽然已经卸了一部分妆，但从每人的脸上和身体服饰仍然看得出其剧中角色。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戏剧性情节是，阴差阳错地，起身的观众与那排微笑着向观众鞠躬的演员身影混淆在一起，当他们鼓掌、眼睛一一掠过那排演员时，这个故事就可以尘埃落定，然后对它说再会，因为它原本就是个虚构的故事。还要告别的是，随故事展现的假客厅、餐厅、扶手椅、假楼梯、彩色窗户，随剧情打开又关上的门，以及所有其他设备。就在那一时刻，在舞台前部拱门的顶端，用于裝饰的普林格莱斯柏斯库大石膏塑像炸开了。用滑石粉制作的城市创始人的头像就如遭了魔法一样炸裂开来，惊讶的观众在塑像所在位置看到了戏剧中解围之神（希腊或罗马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下来的消除剧情冲突或使主人公摆脱困境的神）制造出的最奇异的怪物——女侏儒。最初有人以为，是鼓掌声和喝彩声引起的震动使英雄士兵石膏头部老化的颗粒松动了。但他们马上就不这么想了，因为他们很快就明白，塑像炸开是由内部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那精灵的体型增大而引起的。一旦怀孕，这个杀人蝶蛹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一切顺其自然（怪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观众就要离开时，这一过程正好完结。本来，只要再等上几分钟，这怪物就可以出现在黑暗而空无一人的剧院中。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戏。两千双眼睛都看到一个巨大的脑袋从裂缝中钻出来，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嘴巴却长满金色卷发的脑袋。接着，又伸出两只长着长长爪子的圆胖手臂和一对丰满的乳房，原本乳头所在之处长着眼睛。怪物沿水平方向渐渐出现在高高的屋顶附近，像个石像鬼。然后，她痉挛般抖动了几下，张开翅膀，先张开一只，再张开另一只。那是两张巨大的色彩斑斓的膜，飞翔振动时发出纸板扇动的声响。她身体后部是个长满羽毛的肿胀的囊。起初，她似乎掉到乐池中，但飞快地振动几下翅膀后，她就盘旋在半空中，然后开始飘忽不定地到处飞来飞去。

惊慌肆意蔓延。那飞舞的怪物所引发的慌乱，即使是一场火灾也不过如此：没人知道她要干什么。过道挤满了人，出口也堵塞了；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母亲们在找孩子，丈夫们在找妻子；大家都在尖叫。骚乱使那怪物也害怕了，她盲目地到处飞来飞去，也想找到出口。她身子往下坠时，小隔间里会发出更加恐怖的尖叫；她往上飞时，包厢里又传出巨大的哭喊声。隔间和包厢里的人因楼梯拥堵无路可逃，绝望之下，一些人爬到舞台上。还有一些从前排包厢来的逃难者也爬下来，来到半圆形的舞台前。看到此景象，其他一些观众本想从过道里挤出一条路来，现在才明白要穿过那混乱的人群已不可能，纷纷转身，疯狂地往回跑，也爬上舞台。这就打破了某种禁忌：他们花钱的本意并非来侵占舞台，现在却是生存本能占上风，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那个像巨大蜻蜓的怪物，仍在舞台上空盘旋，翅膀发出可怕的拍打声。她加速时，会不断撞到天花板和墙壁。来回飞了几次后，她也向舞台冲来，毕竟，这是她能做的最合理的事。里那尔迪那平凡的舞台布景一下子就将她吞没了，所有的幕布都轰然倒塌。

观众最终逃离了剧院。当然，没人想回家，街道上激动的人群沸腾起来。原本在酒店餐厅用餐的人都出来了，有些人领子上还系着餐巾，许多人手里还举着叉子。消息迅速传遍整个镇子。某个非官方的信使把消息带到马戏团，消息恰恰在表演结束时到达，所以，马戏团那边的观众也一并转移过来。警车来了，警笛长鸣，很费了些工夫才从人群中穿过。消防车、救护车也赶到了，都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挤过来。

疯狂的人群从门厅涌过，纷纷不假思索地踏过那团血球。马戏团老板过来收拾侏儒尸体时，只得到两张剪影一样皱巴巴的薄片。这薄片传给小丑们一一辨识，才确认是侏儒兄弟。小丑们和马戏团其他演员都还没时间换下演出服，马术演员、荡秋千演员、魔术师们和里那尔迪剧团的演员们，和西马里、里那尔迪本人肩挨肩挤在一块儿，又和挤成一团的观众们混在一起。人群中当然包括那些好奇的旁观者、住在附近的人及沉浸在各种夜生活中的人们。如此场面前所未见，就是狂欢节也不曾有过。

剧院经理最清楚事情始末，他领着持枪警察搜查剧院，第一次搜查无果。那怪物又消失了，翅膀什么的都不见了。谣传她找到出口飞走了。这种猜想本该让人放松些，但人们失望了。此时，大家都预感到还有什么事要发生，都在期待着一场更精彩的演出。一个突如其来的景象又吊起了大家的胃口：无数只蝙蝠和鸽子从宏伟的剧院四面飞出来。晚上鸽子一般不飞出来，所以它们离奇的动静又扭转了正在离开的大批人群的去向。那些小生物显然感到有怪物存在，于是都慌慌张张离开。

大家的心一时间悬了起来，然后一声喊叫，有一只手伸出来指着某处。每个人的头都猛地向后转，所有目光都集中到剧院正面那仿哥特式的垛口上。在那儿，怪物蹲伏在两个角塔之间，翅膀张开，身子颤动，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清晰可见。消防车的强光照射着她。街上，两个穿杂色戏服、画笑脸的小丑上了车，手中各挥舞着一具踏平了的侏儒尸体，俨如挥舞旗帜。

虽然普林格莱斯的居民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但他们大都是些乡下人，熟悉生儿育女那些事。不管那生物的样子多么古怪，生命的基本结构都一样。人们很快就看出这怪物马上要“下蛋”。所有迹象都表明马上要生产：两性相遇、蜕变隐退时期、腹部硕大的囊、选择难以接近之处，还有那蹲伏的姿势、集中精力的样子和那样的颤动。人们没法预料，她会生一个蛋还是两个或无数个。最后一种猜测似乎最为可能，因为和她外形最为相似的是昆虫界生物。但是当她那光滑的毛囊裂开时，露出来的只有一个蛋，一个白色、两头尖尖、西瓜大小的蛋。人群发出一阵惊奇的“嚯……”的声音。也许是因为人人都盯着那颗奇异的蛋，它在慢慢挤出来，当另一个身影出现在怪物身旁时，人们大吃一惊。那身影缓缓走入光圈，当那个蛋完全出来，稳稳地立在使人眩晕的檐尖上时，那个身形也清晰可见了。是舒博。依然是那蜂巢式发型、搽粉的粉红脸蛋，依然穿着蓝色连衣裙和小楔跟皮鞋。她怎么来了？她要干什么？她离那怪物不过几米远，怪物刚生完蛋，将无眼的脸转向舒博，好像在看她。她们同样大小，都有一种神奇的坚毅神情，一场对决似乎不可避免，可能还会是一场决斗，全镇人都屏住呼吸。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又出人意料。怪物晃晃身子，恍若从梦中醒来，只见她伸开翅膀，尽量展开，只振了一下翅就上升到几米高的空中。她拍了拍一只翅膀，转过身，再拍另一只，就飞了起来。然后，像只翼龙一样朝星空飞去。那一刻，星星像快乐的钻石闪闪发光，而她，也随之消失在星群之间。直到这时，人们的目光才回到剧院顶上来。

怪物的离去丝毫未干扰到舒博，现在她单独和蛋待在一起。她缓缓走着，举起一只手臂，手里拿着什么。是把斧头！人群中传出两种对立的喊声：“不！不要打破它”、“打！打破它”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怪物生蛋带来的后果没法预知，没人愿意这座位于潘帕斯草原的安宁小镇受到影响，但是，这个一触即碎的蛋似乎又蕴含着某种珍贵东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若就此放弃，也许会让人遗憾终生。

但是舒博把斧子举起来让大家看时，人们才发现那原来不是一把斧子，而是一本书。她并非想打破那个蛋，而是要小心地把书稳立在蛋尖之上。就这样，作为地方图书馆的象征，这一奇异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普林格莱斯的传奇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