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
——基于中国银行机构客户经理行为视角的分析

陈 言 史建平

一、引言

联保贷款模式在世界各国被广泛采用，至今仍然是缓解农户信贷配给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Cull等，2007［1］；Ahlin 和 Waters，2016［2］；Quidt 等，2016［3］）。近几十年来，有关联保小组贷款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农村金融领域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当前，在中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三大产业融合项目蓬勃发展，农户作为这些高质量发展项目最广泛的创业创新主体，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更加旺盛，这对农户贷款特色担保方式的创新和应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实践来看，农户特色担保方式贷款除农户联保贷款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农村产权抵押农户贷款，主要有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林权抵押等贷款。农地抵押主要受制于农地租金一年一付，农房抵押主要受制于押品处置流转范围局限在村集体内部，林权抵押主要受制于押品评估难、监管难、处置难等问题，加之社会民生、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等因素影响（史建平，2016［4］，2017［5］），尽管近年来相关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试点范围和业务规模还相当有限①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232个试点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295亿元，59个试点地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余额196亿元，而同期全国农户贷款余额已达8万亿元。，很多情况下只是作为组合或追加担保的一种手段。二是农业资产抵押农户贷款，主要有农机具、船舶、农副产品抵押等贷款。就笔者观察②相关宣传报道散见于报刊、网站、微信等信息载体。，目前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此种方式做亮点，受押品专用性强、外部配套条件依赖度高等因素制约，这些担保方式短期内尚不具备大范围推广条件。三是政府增信农户贷款，主要有风险补偿金、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担保等贷款。该模式受各地财政状况和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情况影响较大，并且往往只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农场等特殊农户群体提供支持。四是农业产业链农户贷款，即通过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为其上下游订单农户提供担保的贷款。目前这一模式主要应用于行业风险较小、核心企业优质的农业产业链。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农户特色担保方式贷款，农户联保贷款优势明显，如不受外部配套政策机制或第三方主体制约，不局限于特定客户群体，业务操作相对灵活方便等。当然，农户联保贷款也有自身特定的运行规律，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当前中国“三农”发展现状下，继续深入研究农户联保贷款运行机理，使其在缓解农户贷款担保难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对联保贷款作用机理、适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围绕理论研究成果开展经验分析，但总体看，对于联保贷款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现有实证研究文献主要从贷款需求方联保小组角度着手开展研究，即通过对联保小组的直接调查获取相关研究数据，进而识别显著影响联保贷款还款率等绩效表现的因素，较少考虑贷款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同时，因数据采集难度大，样本量普遍较小且覆盖范围有限③从本文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现有联保贷款实证研究文献样本量普遍不足300个联保小组。，也无法支持对金融机构联保贷款规模变化规律的研究。本文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通过样本机构客户经理认知情况来刻画其筛选客户、帮助组建联保小组等管理行为上的差异，实证分析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一方面融合了贷款供给方制度环境和员工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还克服了样本数量少、覆盖区域范围窄、无法支持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研究的缺陷。经过研究，本文识别出样本机构客户经理限定联保小组成员在同一村庄内，以及限制联保小组成员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的管理行为，通过影响农户联保贷款结构质量和发展节奏等方面，进而显著影响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论对金融机构开展农户联保贷款业务亦有重要启发，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农户联保贷款模式发展潜力，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世界联保贷款发展实践进行概述，对联保贷款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实证设计和相关变量进行解释说明；第四部分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初步交叉统计分析；第五部分对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进行计量模型分析；第六部分给出研究结论和建议。

二、发展实践、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一）联保贷款发展实践

早在中国北宋时期，朝廷实施的青苗法就有多户联保的元素（陈雨露和杨忠恕，2014［6］）。Adams和Ladman（1979）［7］指出日本和土耳其两国从 20世纪初就开始采用多户联保的做法，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联保贷款对多数国家仍是一个新生事物。真正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联保贷款模式的是1983年成立的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实践，该银行只把钱贷给贫困家庭并且保持了较高的还款率。多数研究联保小组贷款的经典文献都会提及格莱珉银行的做法（Stiglitz，1990［8］；Besley 和 Coate，1995［9］；Ghatak，1999［10］；Quidt等，2016［3］），其创立者尤努斯教授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格莱珉银行的做法被推广到世界100多个国家（谢世清和陈方诺，2017［11］），但是表现喜忧参半（Bhole和 Ogden，2010［12］；郑毓盛和于点默，2013［13］）。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孟加拉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格莱珉银行联保小组贷款也遭遇了大规模偿付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格莱珉银行进行了小额贷款模式转型，也被称作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贷款小组成员不再承担联保责任（ Baland 等，2013［14］；Quidt 等，2016［3］）。格莱珉银行终止采用联保方式贷款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再次引起学者们对联保机制有效性的关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联保机制对贷款违约率影响不显著的结论（Gine和Karan，2014［15］），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贷款机构仍在广泛采用联保贷款模式，并且保持了良好的运营绩效（Cull等，2007［1］；Ahlin 和 Waters，2016［2］；Quidt等，2016［3］）。

在中国，从1994年起，杜晓山最早在河北易县开始复制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联保贷款模式，后来又推广到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此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户贷款业务中广泛引入联保贷款做法，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颁布《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颁布《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指引》，旨在促进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稳健发展（杜晓山，2009［16］）。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赵岩青和何广文，2007［17］；谢世清和李四光，2011［18］），部分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推广情况并不理想。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确立服务“三农”市场定位后，初期也大规模采用了农户联保贷款的做法，目前其分支机构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陈言，2013［19］）。

（二）联保贷款研究文献综述

1.相关理论研究。

理论源于实践，伴随着联保贷款实践发展，学者们对联保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进行了广泛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系统解释阶段。从时间上看主要是在2000年以前，Stiglitz（1990）［8］认为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能够提供同伴监督（peer monitoring）的激励，从而改善借款人的福利（增加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Besley和 Coate（1995）［9］认为在联保机制下，违约借款人会受到社会惩罚（social penalty），从而使得借款人有更大的还款动力，同时还提示连带责任也有可能导致集体策略性违约发生。Ghatak（1999）［10］认为连带责任能够产生同伴筛选机制（peer selection），使得低风险借款人回归信贷市场并组成同类联保小组，从而保证联保贷款较高的还款率。以上3篇经典文献共同为联保贷款高还款率现象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即在联保小组形成、运行、还款三个阶段，同伴筛选、同伴监督、社会惩罚机制分别或同时对借款人的正常履约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二是补充完善阶段。从时间上看主要在2000年以后①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转型有很大关系。，Chowdhury（2005）［20］认为连带责任应该与顺序贷款（sequential lending）、贷款人监督（lender/bank monitoring）等机制配合使用，才能更好地解决借款人道德风险问题。Baland等（2013）［14］认为联保贷款还款率与借款人财富（borrower wealth）水平有关，联保贷款更适合富裕一些的借款人。Ahlin（2015）［21］提醒联保小组人数（group size）也是贷款人重要的管理工具。Ahlin和 Waters（2016）［2］认为当投资项目净收益和总收益都相对较低的时候（more marginal environment），联保贷款难以使市场达到有效状态。Allen（2016）［22］认为存在一个最佳的联保责任分担比例（optimal group liability）使得违约率最低。Quidt等（2016）［3］认为联保小组贷款还款率并非随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增多而一直增长，联保贷款在中间水平社会资本时更加有效。Carli和 Uras（2017）［23］认为通过非对称小组（asymmetric group）模式才能保证最优合同设计，即联保小组应该安排一个承担更大监督责任的小组组长。

2.相关实证研究。

围绕联保贷款绩效表现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Zeller（1998）［24］通过对马达加斯加6个项目的146个联保贷款小组调查，运用TOBIT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联结水平越高，还款率越高；小组成员资产差异化有利于降低风险。Wydick（1999）［25］通过对危地马拉西部137个联保贷款小组调查，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同伴监督（距离远近、是否知道同伴销售情况、是否是同行）通过激发组内保险（即帮助还款）对联保贷款还款率有显著影响，小组压力（是否愿意给同伴施加压力、是否感到施加惩罚困难、小组人数多少、是否知悉偿还贷款义务、是否回答偿还贷款以保持小组良好关系）影响较小，社会联结（是否同性别、认识时间长短、小组形成前是不是朋友、是否参与共同社会活动）统计上不显著。Paxton等（2000）［26］利用布基纳法索140个联保贷款小组数据实证发现，多米诺效应、连续贷款效应不利于贷款偿还，小组互助、地理位置、其他借款来源、足够的引导和培训有利于贷款偿还。Ahlin和Townsend（2007）［27］通过对泰国262个联保贷款小组调查数据经验分析发现，应该引起理论研究关注的是联保责任、外部信贷选择、收益相关性、地方惩罚、社会联结与贷款偿还率的关系。Karlan（2007）［28］发现如果小组成员居住集中和文化相近，则联保小组贷款将更加有效，但不赞同完全相似的极端情况。赵岩青和何广文（2007）［17］发现同质联保小组、借贷双方重复博弈机制、信用社对风险甄别和控制、法律发挥惩戒作用等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导致联保机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Al⁃Azzam等（2012）［29］对约旦160个联保借款小组调查发现，同伴监督、小组压力、社会联结等能够降低违约率，特别是发现在宗教盛行的地区，宗教信仰改善了还款表现。Gine和Karlan（2014）［15］通过在菲律宾做的两个随机社会试验，发现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联保责任对贷款违约率均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从理论研究文献看，已经为联保贷款相关问题的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框架，联保贷款主要通过同伴筛选、监督、施压（惩罚）等机制改善贷款绩效，但是这些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摩擦成本、风险相关性、贷款顺序、贷款人监督、借款人财富水平、贷款小组人数、投资项目收益、担保责任分担、社会资本水平、联保小组组长等。受这些因素影响，联保贷款最终是否能够改善绩效存在不确定性，这与各国联保贷款实践情况是吻合的。从实证研究文献看，仅仅围绕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是通过深入研究联保贷款需求方行为特征寻找影响联保贷款绩效的显著因素，可能因无研究数据支撑，只有较少的文章涉及供给方行为因素影响的分析，也未发现有专门对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的文献。本文试图对上述不足进行尝试性弥补，首先，通过调查客户经理认知情况来间接刻画客户经理管理行为的差异，克服了客户经理管理行为数据获取难的问题。其次，从供给方银行机构视角切入分析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和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既揭示了银行机构内部制度环境、客户经理管理行为等因素的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前期需求方角度研究的相关成果。最后，样本数据涉及844个银行机构的5 485个客户经理①2010年末，5 485名客户经理管户的农户联保贷款小组24万个、贷款农户82万户、贷款余额近400亿元。，区域范围涉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贫困和非贫困地区等，样本量大、覆盖面广。

（三）研究假说

开办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时，银行机构一般会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对受理调查、审查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业务流程重点环节管理行为提出明确要求。但是受制度制定者认识能力所限，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制度往往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管理制度具体要求之外，贷款经办人员通常还有很大的自主决策行为空间。本文以承担农户联保贷款受理调查和贷后管理工作的银行机构客户经理为例进行说明，客户经理贷款受理调查的管理行为实际上也是筛选客户并协助客户组建联保小组的行为。经过梳理，筛选出7种客户经理普遍可以开展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自主决策的行为②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可以对这7种管理行为进行有效识别。，同时这些行为所涉及的情形也是前期联保贷款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关注较多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情况，具体包括限定联保小组成员在同一村庄、同一行业，限制联保小组成员直系亲属关系、年龄差距，设置联保小组人数、小组组长、责任分担比例等管理行为。

Stigitz（1990）［8］的同伴监督理论认为联保责任下同伴（邻居）有足够动力监督借款人行为，即及时向银行机构报告借款人的欺骗或高风险行为，但同伴监督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动力”，即监督激励充足、成本合理。客户经理某些自主决策行为可能会影响农户联保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激励和成本，进而左右同伴监督效果，最终影响农户联保贷款业务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如允许直系亲属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会降低监督激励，因为其联保动因可能只是为帮助亲属获得贷款；限定同一村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会因彼此居住相近而降低监督成本，限定同一行业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会因相互熟悉情况而降低监督成本。Besley和 Coate（1995）［9］的同伴压力（社会惩罚）理论认为借款人不履行还款约定，将给联保人带来损失，进而会受到联保人惩罚（如通过揭示自身损失向借款人施加压力，威胁以后不再与借款人进行任何合作，将借款人不良行为公之于众等），从而提高借款人还款积极性，这一机制效果在社会联系紧密的社区更加明显。客户经理某些自主决策行为可能会影响社会惩罚机制的效果，如允许直系亲属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导致社会惩罚机制失效；限定同一村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会因都生活在同一社区而增强社会惩罚机制效果等。Ghatak（1999）［10］的同伴筛选理论认为高风险借款人不愿与高风险同伴建立联保关系，但又无法同低风险同伴形成联保小组，而低风险借款人更倾向于与其他低风险同伴组建联保小组获得贷款，联保小组形成机制能提高贷款还款率和市场效率，但受同伴彼此了解程度、从事项目风险相关性、执行实施成本大小等因素差异影响，同伴筛选机制作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客户经理某些自主决策行为可能会影响同伴筛选机制效果，如限制农户联保小组成员年龄差距可能会提高同伴间了解程度；限定同一行业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可能导致从事项目风险高度相关。Ahlin（2015）［21］提醒合理设定联保小组规模是贷款人重要的管理工具；Allen（2016）［22］认为存在一个最佳联保责任分担比例使得贷款违约率最低；Carli和 Uras（2017）［23］认为应安排一个承担更大监督责任的联保小组组长才能保证最优合同执行。根据上述文献成果，在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过程中，客户经理是否安排联保小组组长、是否约定违约赔偿比例、是否合理确定小组规模都会影响贷款履约情况，主动加强这些方面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农户联保贷款质量，进而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以及实践观察情况，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一：客户经理某些自主决策行为差异可能导致农户联保贷款特征异同，进而影响农户联保贷款质量，最终影响到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的可持续发展①例如因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好、效益高，银行机构进而鼓励客户经理增加管户数量或继续充实客户经理人员，结果表现为农户联保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张；反之亦然。（见图1）。

假说二：客户经理某些自主决策行为②如受某些利益驱动（即受绩效考核、计价奖励、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而发生的行为。短期内可能加速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发展，但却不利于提高贷款质量，最终导致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发展停滞甚至萎缩。

假说三：银行机构综合信贷管理水平③在样本机构中，综合信贷管理水平指标一般作为信贷业务授权管理的重要依据使用，管理水平越高，样本机构获得权限越大。但是对于农户联保贷款等新业务，样本机构业务办理权限不受综合信贷管理水平的制约。一定程度上能预示客户经理某些管理行为差异，综合信贷管理水平较差的银行机构容易发生客户经理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行为偏差。

图1 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影响因素传导机制示意图

三、数据来源、实证设计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某大型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系统数据、样本机构客户部门填报数据以及对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管户客户经理④样本机构实行“三包一挂”制度，即每笔农户联保贷款都对应唯一的管户客户经理负责贷前调查、贷后管理和贷款收回，同时该笔贷款的质量效益与管户客户经理的绩效工资挂钩。的调查数据。其中，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和质量数据直接取自信贷管理系统；农户联保贷款管户客户经理认知情况和管户数量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样本机构运营能力、资产规模等特征数据，以及其所在地区农村人均收入、金融发展状况、人口地理情况等特征数据由样本机构客户部门手工填报获得。调查问卷和统计表由该大型商业银行总行专门下发书面通知，逐级部署到样本机构客户部门，再由样本机构客户部门组织农户联保贷款管户客户经理和相关人员进行填写①每个样本机构至少随机选择5名农户联保贷款客户经理参与问卷调查，不足5名的以实际数量为准。。样本机构共844家，均为该大型商业银行县（市、区）级分支机构。样本机构自2009年以来陆续开展了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截至2010年年末已全部开办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截至2013年年末均未核销过农户联保贷款不良贷款。

（二）实证设计

第一步，数据采集。需重点说明的是，在问卷调查中，需要客户经理对列明的7种自主管理行为方式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认可程度从高到低分为“非常认可、基本认可、部分认可、不太认可、完全不认可”5个层级，并分别赋值“1、2、3、4、5”，数字越小意味着认可程度越高，客户经理对每种情形认识不同代表其相应管理行为的差异。第二步，数据处理。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每名客户经理认知及管户情况数据后，对各样本机构对应客户经理的认知情况数据进行加权平均，权重以客户经理管户数量为准，得到各样本机构客户经理整体认知情况数据，即各样本机构客户经理行为变量的取值；其他变量取值均通过基础数据简单运算获得。第三步，统计分析。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根据理论实践情况和描述性统计结果，预测各管理行为变量可能的影响；对样本机构综合信贷管理水平、农户联保贷款质量等相关变量进行初步交叉统计分析，为后续计量分析提供线索。第四步，计量分析。运用二元PROBIT模型②选择二元PROBIT模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变化因变量被设定为非连续虚拟变量。识别显著影响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的因素，使用OLS方法分析影响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和发展速度的因素，并对造成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差异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取值1或0；P为y＝1的概率；X＝（x1x2…xj），其中，x1x2…xj均为解释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2…βj依次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Φε（·）为随机扰动项ε的积累分布函数，ε服从正态分布。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1）规模变化。本文以样本机构2013年年末与2010年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之间的差额代表规模变化，其中，差额为负变量取值“1”，表示规模下降；差额非负变量取值“0”，表示规模上升或不变。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比较了2014年年末、2015年年末较2010年年末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余额的变化情况。

（2）贷款质量③另一种衡量方式是用每个客户经理管理的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赋值，由于该数据较为敏感，客户经理主观回答容易造成偏差，故本文未采用这一方式。。该变量用样本机构2013年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与2010年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样本机构发放的农户联保贷款主要为3年期自助可循环贷款，2010年年底之前发放到期无法偿还的农户联保贷款会在2013年年底全部显现，该变量可反映样本机构发放农户联保贷款的质量情况。

（3）发展节奏。该变量的取值用样本机构2010年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与网点数量的比值表示。由于该比值的数量级与其他变量相比过大，故单位采用“百万元/个”。该变量可以用来衡量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的初期发展速度。

2.解释变量。

7个反映农户联保贷款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差异的关注变量如下：

（1）同一村庄。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同一农户联保贷款小组成员应该是同一个村庄的村民”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认可度越高意味着客户经理筛选客户时越有可能将联保小组成员限定在同一村庄范围。Ahlin和 Townsend（2007）［27］实证研究发现联保小组成员居住在同一村庄对还款率有显著正向影响。Karlan（2007）［28］经验研究证明联保小组成员居住越集中、文化越相近，联保机制越有效，主要原因是更有利于监督和惩罚机制发挥作用。根据前文分析，笔者预期该限定行为有助于提高农户联保贷款质量，进而有利于银行机构贷款规模持续扩张。

（2）同一行业。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同一农户联保贷款小组成员应该是从事同一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认可度越高意味着客户经理筛选客户时将联保小组成员限定在同一行业的可能性越大。Wydick（1999）［25］认为联保小组成员从事同一行业有利于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但实证研究结果却不显著，可能因为行业集中不利于分散风险，从而抵消了其正向作用。在前文分析中，本文也提到该限定行为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同伴监督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会减弱同伴筛选机制作用效果。

（3）直系亲属关系。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同一农户联保贷款小组成员之间不应该有直系亲属关系，即便是已经分家并成立独立家庭的情况也不可以”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认可度越高意味着客户经理筛选客户时拒绝直系亲属组成联保小组的可能性越大。Sharma 和 Zeller（1997）［30］、Ahlin和 Townsend（2007）［27］研究均发现联保小组中亲属关系成员占比越高，联保小组还款率越低。在联保贷款实务中，存在亲属特别是直系亲属关系的联保小组经常会出现多贷一用现象①即以多个农户名义承贷后，集中到一个农户使用贷款资金的情况，集中使用的贷款数额往往会超出该农户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出现意外而无法偿还贷款的概率大大增加。，增加了贷款潜在风险隐患。根据前文分析，客户经理拒绝直系亲属组成联保小组的行为有利于提高贷款质量，进而促进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张。

（4）年龄差距。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在同一农户联保贷款小组中，年纪最大成员年龄减去年纪最小成员年龄应该在15岁以内”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认可程度越高客户经理越有可能采取防止联保小组成员年龄差距过大的管理行为。根据前文分析，借款人年龄差距过大将不利于同伴筛选机制发挥效果，进而会影响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和发展。

（5）小组人数。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农户联保贷款小组成员人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定，存在一个最佳的人数”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根据前文分析，合理确定联保小组人数有利于提高贷款质量。但是实践中，样本机构普遍采取一刀切的3户联保方式，对此造成的影响有待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深入研究。

（6）小组组长。该变量需要客户经理对“应该在每个农户联保贷款小组中明确一名组长，使其发挥提醒监督、维护纪律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根据前文分析，客户经理作出此类安排有助于增强同伴监督效果，提高贷款质量。

（7）小组约定。该变量需客户经理对“在农户联保贷款小组组建时就应该帮助小组成员事先约定好违约事件发生后还款责任的承担比例”的认识作出认可程度上的判断。根据前文分析，客户经理作出此类安排有助于降低策略性违约事件发生，进而促进业务发展。

5个反映样本机构自身及所在区域特征且可能会影响样本机构农户联保贷款有关情况的控制变量如下：

（1）机构员工数量。用来衡量样本机构的运营能力，以2013年年末样本机构在岗员工人数赋值，单位为“人”。

（2）机构贷款规模。用来刻画样本机构的资产规模，以2013年年末样本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赋值，单位为“亿元”。

（3）农村人均收入。用来体现样本机构所在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2013年年末样本机构所在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赋值，单位为“万元”。

（4）地区贷存比例。用来说明样本机构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以2013年年末样本机构所在县（市、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值赋值。

（5）地区百人占地。用来反映样本机构所在地区的人口地理特征，以2013年年末样本机构所在县（市、区）每百人平均占有的土地面积赋值，单位为“平方公里/百人”。

1个反映客户经理行为差异深层原因的其他变量：综合信贷管理水平。以2009年年初样本机构的内部评价结果为准，具体评价指标有内控管理水平、信贷资产质量、优质客户比重、经济资本占用、贷款收益情况、区域经济环境、基础管理状况等。对每个指标打分并按照一定权重加权平均后得到评价结果，分为“A、B、C、D”四个档次，分别赋值“1、2、3、4”，数字越大意味着综合信贷管理水平越差。

四、初步统计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可以看出，同一村庄、小组人数、小组组长、小组约定变量均值都比较低（均接近或小于2），说明样本机构客户经理对这几种情形的总体认可度比较高，采取相应行为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其中，小组人数、小组组长、小组约定标准差也较低（均未超过0.6），说明样本机构对这几种情形的看法较为一致，意味着在下文计量模型分析中，这些变量对农户联保贷款质量、规模变化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规模变化回归系数预期符号

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综合信贷管理能力的提升，联保农户贷款不良率小于1%的样本机构占比逐渐提高，管理能力评价为A的小组比评价为D的小组高出21.2个百分点；联保农户贷款不良率大于3%、5%、10%的样本机构占比逐渐降低，管理能力评价为A的小组比评价为D的小组分别低35.3、24.6、15.6个百分点。这说明综合信贷管理水平可能与显著影响农户联保贷款质量的某些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变量存在相关性。

表2 综合信贷管理能力与农户联保贷款质量交叉统计分析表

五、计量结果分析

（一）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差异对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的影响

表3报告了样本机构客户经理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行为变量对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是二元PROBIT估计结果，第（2）列是作为对照的OLS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同一村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即采取限定同一联保小组成员在同一村庄的管理行为有利于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大。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即采取限制同一联保小组成员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的管理行为有利于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大。小组人数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小组人数并没有成为有效管理工具，正如前文所述，样本机构普遍采用一刀切的3户联保方式，即便灵活调整联保小组人数可能也不是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其他3个关注变量统计上不显著，如前文统计分析部分提示，小组组长、小组约定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涉及的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差异较小。

此外，机构员工数量、地区贷存比例及地区百人面积3个控制变量分别在1%、5%、5%的水平上显著。机构员工数量系数符号为正，说明运营能力强并没有促进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发展，可能的原因是运营能力强拓展其他金融业务的动力更大，结果对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发展产生替代或挤出效应。地区贷存比例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地区贷存比例低的区域，样本机构在业务发展初期面临较大外部压力，进而加快业务发展速度，但却容易忽视贷款质量，结果影响到业务的长期发展。地区百人面积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如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他金融资源较为贫瘠，样本机构更有动力深耕农户联保贷款市场。

表3 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模变化二元PROBIT和OLS估计结果

（二）客户经理认知情况对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和发展节奏的影响

表4报告了样本机构客户经理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行为对贷款质量和发展节奏的回归估计结果。

对贷款质量的OLS估计结果显示，同一村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即采取限定联保小组成员在同一村庄的管理行为有利于提高还款率。同一行业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同一行业的风险聚集效应超过了实施同伴监督的便利效应。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异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与预期一致，即采取限制联保成员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的管理行为有利于提高联保贷款质量。小组组长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安排联保小组组长的管理行为有助于提高贷款质量。此外，控制变量地区贷存比例系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也印证了前文判断，在地区存贷比例低的区域样本机构容易重视贷款投放速度而忽视贷款内在质量。

对发展节奏的OLS估计结果显示，同一村庄和同一行业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可能原因是在当前中国农村“一村一品”①依托当地资源禀赋，通过积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区域特色明显、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的主导产业和产品。发展趋势下，样本机构倾向于采取整村推进的方式发展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系数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样本机构为了快速推动业务，对联保小组成员间的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却为后续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风险隐患。此外，控制变量机构贷款规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样本机构贷款规模较大减弱了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的发展动力；控制变量地区贷存比例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也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在贷存比低的地区，样本机构倾向于在业务开展初期加快业务发展速度。

综上，客户经理采取限定联保小组成员在同一村庄的管理行为有效提高了贷款质量，进而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而放宽联保小组成员的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限制的管理行为虽然短期内能提高业务发展速度，但是却降低了贷款质量，不利于业务长期稳健发展，从而验证了假说一和假说二的推论。

表4 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和发展节奏的OLS估计结果

（三）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样本机构客户经理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行为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①本文该部分仅起抛砖引玉作用，旨在揭示客户经理行为差异还有更深层次原因，相关情况有待于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本文利用样本机构综合信贷管理水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同一村庄、直系亲属关系、年龄差距的管理行为进行了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综合信贷管理水平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客户经理同一村庄和直系亲属的管理行为且符号均为正，即样本机构综合信贷管理水平越差，其客户经理认识越不到位，管理行为越容易产生偏差，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联保小组成员分散在不同村庄、直系亲属关系普遍，最终影响了业务发展的质量效益，给业务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该部分证明了假说三的推论。

表5 农户联保贷款管理行为差异的OLS回归结果

（四）异方差及稳健性讨论

关于异方差问题，本文在计量分析中使用了稳健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能够与异方差问题和平共处（陈强，2014［31］）。并进一步比较了样本机构2014年年末、2015年年末与2010年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变化情况，并以此来为规模变化变量赋值，发现客户经理各管理行为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保持不变，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在对农户联保贷款发展实践和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实务中银行机构农户联保贷款规章制度环境、客户经理行为特点以及相关理论推演，提出三个研究假说，并采用全新的实证研究设计和样本数据作出了验证。从样本机构客户经理管理行为差异角度切入，对农户联保贷款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融合了农户联保贷款供需双方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角度单一、样本数量少、地域范围窄等问题。实证研究发现银行机构客户经理将联保小组成员限定在同一村庄范围的管理行为有利于改善贷款结构和质量，进而促进银行机构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张；而放宽联保小组成员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限制的管理行为虽然短期内可提高业务发展速度，但却会降低贷款质量，最终可能导致银行机构后续贷款规模的萎缩。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样本机构综合信贷管理水平与客户经理农户联保贷款部分自主管理行为差异有显著相关性，综合风险管理水平差的样本机构更容易发生农户联保贷款认知和管理行为偏差，结果导致联保贷款质量不高、发展节奏不合理，最终影响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特别是综合信贷管理能力弱的机构应提升农户联保贷款精细化管理水平，明确要求同一联保小组成员须限定在同一村庄范围内，不允许同一联保小组成员有直系亲属关系和年龄差距过大。农户联保贷款质量差的银行机构，还应多加强对先进同业经验做法的学习借鉴，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及时纠正贷款经办人员不科学的思想认识，防止不合理管理行为导致的农户联保贷款质量低下、盲目发展等情况，以重新释放农户联保贷款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