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北省规模养猪户调查

左志平， 齐振宏

(1.武汉学院工商管理系，湖北武汉 430079； 2.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粗放化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1]。绿色运营模式是解决目前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2-3]。养殖业绿色运营模式是养殖生产经营主体根据消费市场上消费者对绿色畜禽产品的需求，在畜禽养殖的全过程始终保持与环境和谐相容的一种经营模式[4]。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通过纵向绿色协作、横向生态耦合实现了养殖全过程的高资源利用率和低环境污染率的双重目标[5]。

1 国内外主要相关研究概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养殖户绿色运营的影响因素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早期的研究更加强调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规制、绿色技术、市场/需求因素；近期的研究认识到组织内部因素(如资源、能力和技术、养猪户基本特征、养殖规模)对驱动养殖户绿色运营行为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加全面揭示养殖户绿色运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制度、组织、个体3个层面区分养殖户绿色运营的影响因素。

首先，从制度层面来看，政府的环境规制和社会规范是养殖户绿色运营的主要推动因素。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政府的环境制度建设与政策工具有效引导、约束、协调了农户的绿色运营行为[6-7]。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政府环境管制、技术培训、补贴激励、社会群体监督和消费者环保需求是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外部驱动力[8-11]。其次，从组织层面来看，资源、技术、能力以及农户基本特征是养殖户绿色运营的主要制约因素[9]。胡浩等认为，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的沼气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养殖户养殖规模的扩大产生的规模经济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环保投资成本，农户绿色运营的动力会增强[12-13]。最后，从个体层面来看，养殖户收益意识、风险规避意识和行为意向是养殖户绿色运营的主要触发因素[14-15]。黄炜虹等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出养殖户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对养殖户绿色运营意向也具有显著影响[16]。

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强调政府的惩罚性规制、激励性规制、服务性规制和养殖户环境认知压力对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很少考虑社会群体道德规范以及养殖户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对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我国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养殖户的绿色运营模式往往受周围农户、消费者等社会群体的道德性规制影响，同时，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是从产业组成环节的农业系统高度来审视系统内部不同组成成员之间的物流关系，因此，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是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17]。目前学术界关于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研究较缺乏，而从不同规制层面全面系统揭示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驱动因素、制约因素和触发因素的研究更加缺乏。

考虑到养猪业是养殖业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规模养猪户正成为畜牧业新型养殖主体，规模养猪户对不同养殖模式的选择将决定农业环境污染控制的成效。因此，本试验以湖北省245家规模养猪户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政府惩罚性规制、政府激励性规制、社会群体道德规范、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养猪户环境意识等维度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政策制定者引导传统养殖模式绿色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 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的识别

2.1 问卷设计与样本收集

结合养猪户绿色运营的特点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共设计出20个关于影响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题项，再根据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环境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反馈的意见，对条目进行增加和删除，最后确定15个题项，并对每个题项效果设计5个评分等级(表1)。

表1 养猪户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的样本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4年在湖北省内所开展的调研数据。选择湖北省作为样本收集区域的主要原因是湖北省是我国生猪养殖大省，目前全省的规模养猪户比重高达7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同时，湖北省境内湖泊众多，养猪业所导致的水污染情况较突出。近年来湖北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措施来促进传统养殖模式的转型升级。因此，湖北省的规模养猪污染及规模养猪户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养猪业的一个写照，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为了充分体现随机抽样的原则和样本分布的均衡性，调研也考虑到地域分布(地形地貌)的差异性，选取仙桃市、荆州市2个平原地区，武汉市江夏区、咸宁市2个丘陵地带，恩施市和大悟县2个山区地带。问卷发放时间为2014年7月，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收回26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45份，回收有效率为94.2%，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由表1可知，养殖规模的得分均值为2.771，>2.5，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养猪户养殖规模超过200头，说明我国猪场的规模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中型规模的养猪户(场)也成为我国生猪养殖的新型主体；调查样本中养猪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均值为3.729，表明有近60%的养猪户养猪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过60%，说明在当前规模养猪户收入主要是养猪所获得的收入，进一步说明我国养猪户(场)正逐渐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

2.2 问卷信度检验

本研究应用SPSS 19.0对问卷进行总体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5，说明问卷整体具有较高的信度。因此，依据该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可信的，基于问卷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也较可靠。判断样本充足性的检验系数KMO值为0.891，大于0.6的经验值；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 654.513，自由度为55，P值为0.000，说明问卷调查结果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的相关信息，对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影响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15个因素均值基本在2.0～3.1，说明目前养猪户面对的各种规制压力和规范压力都是有限的。其中政府的激励性规制、养猪户环境意识测量指标的均值相对较高，一方面说明目前政府的激励性规制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各种规制压力和规范压力下，养猪户已经开始意识到绿色运营模式的重要性。调查得分均值排名前5位的影响因素分别是规范化建设的补贴(3.024)、资源化再利用补贴(2.968)、养猪户设施运行成本认知(2.914)、养猪户设施购置成本认知(2.889)、下游生猪出售前检验检疫(2.883)，说明这些因素是目前影响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重要因素。

3.2 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关键因子，按照特征根大于1以及方差极大旋转方法共提取5个因子作为原始15个题项的主因子，这5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1.201%。为了进一步提纯量表，根据学者侯杰泰的建议，剔除2个或2个以上因子中载荷值大于0.35且相互之间非常接近的题项[19]。结果发现，题项“周围环境影响”和“周围农户影响”载荷值均大于0.35，予以剔除。提纯后的量表共有13个指标，对提纯后的量表再次进行因子分析，其KMO值为0.902。用同样的方法再重新进行因子分析，最后得到4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政府环境规制PIR、社会群体道德规范SGP、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SCE、养猪户环境意识EIA。4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67.881%，提取的4个因子载荷值和贡献率见表2。进一步对每个因子的内部信度进行检验，得到4个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00的标准，表明因子结构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通过因子分析可知，在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子中，政府环境规制因子PIR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程度最大，影响程度达到24.515%；其次是养猪环境意识因子，影响程度为18.428%；再次是社会群体道德规范因子，影响程度为13.225%；最后是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因子SCE，影响程度为11.713%。

3.3 影响力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力，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进行分析(表3)。对第1层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进行归化一处理，4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归一化后的权重分别为0.361、0.272、0.195、0.173，则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力Y可以表示为Y=0.361×PIR+0.272×EIA+0.195×SGP+0.173×SCE。二级指标对于主因子的权重借助于AMOS软件将各个题项强制归为4个因子，得到各个题项对应于各个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bij；对各个因子下各个因素的标准回归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各因素在其主因子上的权重Bij。用各个二级指标对应于一级指标归一化的系数(Bij)与一级指标归一化的系数(Ai)相乘获得影响力Wij=Ai×Bij。

表2 养猪户绿色运营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从各个因素的影响力来看，影响力较大的5个因素分别为设施运行成本认知(0.116)、污染受罚的力度(0.108)、疫病的传播(0.099)、养猪户环境风险认知(0.095)、下游生猪出手前检疫(0.091)，表明这些因素目前对养猪户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力较大，同时这些指标的得分均值相对较小。说明尽管这些指标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目前养猪户在这方面的意识和行为都还较薄弱，是目前制约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关键。

表3 主因子及其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值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首先，本试验通过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4个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因子，分别是政府环境规制因子PIR、养猪户环境意识因子EIA、社会群体道德规范因子SGP、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因子SCE。其中，政府环境规制因子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程度最大，达到36.1%；其次是养猪户环境意识因子，影响程度为27.2%；再次是社会群体道德规范因子，影响程度为 19.5%；最后是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因子，影响程度为17.3%。其次，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调查得分均值排名前5位的因素分别是规范化建设的补贴、资源化再利用补贴、养猪户设施运行成本认知、养猪户设施购置成本认知、下游生猪出售前检验检疫，说明这些因素是目前影响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最重要的因素。其中规范化建设的补贴政策调查得分均值最大，为3.024，说明目前政府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开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且政府的生态补贴激励规制比政府的惩罚性规制和社会群体道德规范更重要。最后，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影响因素影响力权重排名前5位的因素分别是设施运行成本认知、污染受罚的力度、疫病的传播、养猪户环境风险认知、下游生猪出售前检疫，说明这些因素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影响力较大，但同时这些指标的得分均值相对较小。说明尽管这些因素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但是在我国农村规模养猪户的环境意识和行为都还较薄弱，这些因素是制约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养猪户环境意识相对较低，如果养猪户绿色运营投入成本较大，养猪户不会对绿色运营模式给予应有的足够重视，如果环境污染监管执法不严，养猪户随意排放导致的罚款小于甚至远小于养猪户绿色运营投入成本，将会大大挫伤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积极性。

不能忽略社会群体道德规范和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对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环保参与可以有效解决政府监管与养猪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增加猪场污染惩罚的可能性，减少养殖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概率，促进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实施。另一方面，上下游环节环保要求越高，就越容易满足消费者绿色猪肉的需求，需求指导生产将进一步推动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开展。

4.2 政策启示

4.2.1 加大惩罚性规制力度，推动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形成 政府的惩罚规制是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主要推力。由于我国养殖户分布广、监管难度大，现有的养殖污染惩罚标准远低于污染治理费用，增加了养猪户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惩罚力度，降低传统养殖模式的报酬率，这为推动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4.2.2 加大激励性规制力度，拉动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形成 政府的激励规制是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主要拉力。由于养猪户绿色运营投入成本较高，回收期较长。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政策、废弃物再利用激励政策、农户小额贷款发放政策等一系列的“萝卜”激励性规制来降低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环保投入成本，提高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积极性，推动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形成。

4.2.3 加大社会群体道德性规范压力，促进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的演化 社会群体道德规范是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重要推力。社会群体不仅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信息的掌握者，加大社会群体道德规范(如加大周围农户的舆论监督、增加新闻媒体曝光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环境监管成本，促进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演化。

4.2.4 加大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压力，构建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市场环境 上下游环节规范规制压力是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重要拉力。要引导和发展养猪产业化组织，鼓励养猪户+公司、养猪户+合作社+公司等契约合同形式来规范养猪户绿色运营的纵向合作关系，提高养猪户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的作用，构建良好的绿色运营市场环境。

4.2.5 加大服务性规制的力度，提高养猪户环境意识，促进养猪户绿色运营模式的扩散 养殖户环境收益意识和环境风险意识是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形成的重要动力。一方面要加强环境法规宣传力度，增强养猪户的环境风险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绿色养殖技术培训和指导力度，提高养猪户绿色运营的环境收益意识，进一步促进养殖户绿色运营模式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