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选任及其影响下的元祐秘书省职官

王艳军

[摘要]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在元祐元年（1086元祐二年（1087 *）两次主试学士院，以及元祐三年（1088年）知贡举，选拔毕仲游、刘安世、张耒、晁补之、廖正一等进入秘书省，又举荐黄庭坚、秦观等入职秘书省，苏轼援引人才的努力，却遭到了贾易、朱光庭、黄庆基等人的联章弹劾。这些论争，学界多认为是起源于洛蜀党争，然而，最主要原因在于苏轼元祐间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带来的人事倾轧和党派攻讦。元祐间苏轼选任、举荐的秘书省职官们，因党派立场不同而分化，如刘安世等因苏轼举荐黄庭坚、欧阳棐入秘书省而弹劾苏轼，而欧阳棐、盛次仲、张耒、晁补之、李昭玘、黄庭坚、秦观等人则支持苏轼，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仕途的坎坷，更使他们元祐间的诗歌创作较少关注时事政治，多题画山水、饮酒赋诗、聚会雅集，流露出留恋山水、欲求归隐的思想，以及对人生的忧虑、命运的感叹。

[关键词l苏轼；元祐；秘书省职官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114-05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改元元祐，太后垂帘，起用旧党。由于深受太后器重，元祐间苏轼超擢升迁，不仅极为罕见地免试为翰林学士、知制浩，又先后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轼仕途达到顶峰。并且由于“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1]（p.3658），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在元祐元年（1086年）、元祐二年（1087年）两次主试学士院，以及元佑三年（1088年）知贡举，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进入秘书省任职。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不仅品茗聚会、诗酒唱和，风流一时，而苏轼在元祐中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波及到这些秘书省职官，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

一、苏轼选任的元祐秘书省职官

元丰官制后的秘书省，其职官如秘书监、少监、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可以以他官迁转，然而，如校书郎、正字之职必须经过学士院召试方可除授。苏轼元祐间主试学士院、知贡举，张末、晁补之、廖正一等人得以进入秘书省。

（一）苏轼选拔的秘书省职官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蘇轼主持学士院考试。共有21人参与这次考试，即尚书左仆射司马光举荐的张舜民、孙准、刘安世，尚书右仆射吕公著举荐的孔平仲、毕仲游、孙朴，中书侍郎张璪举荐的赵挺之、梅灏、陆长愈，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举荐的盛次仲、王柄、廖正一，尚书左丞李清臣举荐的陈察、晃补之、李昭纪，尚书右丞吕大防举荐的赵叡、刘唐老、李吁，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举荐的杨国宝、毕仲游、张末。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六日，苏轼和邓伯温最终选拔13人进入秘书省：毕仲游、赵挺之、孙朴、梅灏、张舜民、赵睿、李吁、盛次仲、张末、晁补之、刘安世、李昭玘、陈察。其中毕仲游、赵挺之并为集贤校理；孙朴、梅灏、张舜民、赵叡并为秘阁校理（集贤校理、秘阁校理与校书郎、正字皆隶秘书省）。李吁、盛次仲并为秘书省校书郎，张末、晁补之、刘安世、李昭玘、陈察并为秘书省正字。他们在秘书省的任职经历如下：

盛次仲：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三年（1088年）闰十二月为秘书省校书郎。

张耒：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至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为著作佐郎。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至元祐六年（1091年）十一月为秘书丞。元祐六年十一月（1091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为著作郎。

晁补之：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至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至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为著作佐郎。

刘安世：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三年（1088年）二月为秘书省正字。

李昭玘：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为秘书省校书郎。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至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为秘书丞。

陈察：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至元祐五年（1090年）十二月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五年（1090年）十二月至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为秘书郎。

张舜民：绍圣元年（1094年）为秘书少监。

李吁：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至元祐七年（1092年）为秘书省校书郎。

元祐二年（1087年）冬，廖正一参加学士院考试，主试者仍为苏轼。《东都事略》记载：“苏轼在翰苑，试馆职之士，得正一策，奇之。”[2]（p.1013）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廖正一为秘书省正字。

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权知贡举，“乙丑，命翰林学十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天下进士凡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并即太学试焉。”[1]（p.3789）这次考试，选拔进士508人。其中王采后任秘书省著作佐郎，李文简、刘焘后任秘书省正字，章援、郑侃后任秘书省校书郎。

除了考试选人，苏轼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举黄庭坚自代，元祐三年（1088年）举荐欧阳棐，元祐六年（1091年）举荐张未，元佑七年（1092年）举荐晁补之，他们皆进入秘书省任职：

欧阳棐，欧阳修子，治平四年（1064年）进士。因苏轼举荐，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为著作郎，后因言官弹劾其才陋品邪而改授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

黄庭坚，因苏轼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举荐，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除授著作佐郎，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为著作郎，因遭人弹劾，复为著作佐郎，直至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

晁补之，因苏轼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举荐，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晁补之除授著作佐郎，直至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

秦观，苏门四学士之一，元祐元年（1086年）因苏轼等人的举荐，秦观为秘书省校正黄本书籍。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至元祐六年（1092年）八月、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至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两度为秘书省正字。

可见，苏轼利用主试学士院和进士贡举的机会，选拔毕仲游、刘安世、张耒、晃补之、廖正一等进入秘书省，又举荐黄庭坚、秦观等人职秘书省，使得秘书省得以汇聚众多词臣诗人，他们与苏轼密切交集，交游酬唱、宴饮雅集，形成了北宋文坛上的一时盛况。

（二）苏轼选人引发的论争

苏轼选拔黄庭坚、张末、晃补之等人进入秘书省，并非出于个人目的，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三）》中说：“某非私之也，为时惜才也。”[3]（p.1559）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对苏轼奖掖人才的做法大加赞赏：“东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长、琐屑之文，虽非其徒，骤加奖借……观其措意，盖将揽天下之英才，提拂诱掖，教裁成就之耳。”[4]（p.453）苏轼故是为国选才，奖掖人才，援引后进，却也因此招致非议，引发了论争。

如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苏轼任职翰林学士，十一月上《举黄庭坚自代状》。苏轼说：“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3]（p.714）此前，司马光也认为，黄庭坚“好学有文”[1]（p.3472），于是在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辛未，黄庭坚为著作佐郎。然而，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丙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赵挺之奏：“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徘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1]（p.3855）赵挺之将黄庭坚比作市井徘优之人，认为他们轻薄虚诞，不能担任著作佐郎之职。刘安世认为，黄庭坚“恣行淫秽，无所顾惮。……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胃，污辱荐绅？”[1]（p.3889）刘安世建议朝廷应该对黄庭坚立案审查，加重处罚。由于赵挺之等人的弹劾，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丁巳，“诏新除著作郎黄庭坚依旧著作佐郎。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故有是命。”[1]（p.3889）

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壬辰，黄庆基三次上章弹劾苏轼：“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羽，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六年（109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七年（1092年）十月二十六日。皆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惟知有轼，而不知有朝廷也。为人臣而招权植党，至于如此，其患岂小哉？”[1]（p.3514）在黄庆基看来，张耒为著作郎、晃补之为著作佐郎，皆是苏轼援引之功，并非出于公心，而是苏轼为了援引党羽，分布权要。苏轼招权植党的行为使那些奔竞之士“惟知有轼，而不知有朝廷也”，已经严重危害到了朝廷。赵挺之、贾易、朱光庭、黄庆基等人对苏轼的弹劾，从反面说明了苏轼援引人才的努力。但面对“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3]（p.816）的攻击弹劾，苏轼虽极力辩解，仍心生畏惧，屡乞外郡，苏轼分别于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知颖州、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知定州，元祐间三次被迫远离京城，全身远祸。

元祐间苏轼选任及举荐诸人进入秘书省之所以屡受攻击，学者们多认为，根源在于元祐间的洛、蜀党争。然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元祐间苏轼政治地位的变化，进而演化为人事倾轧和党派攻汗。如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在《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中，指出了自己屡受攻击的原因：“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3]（p.816）苏轼特别指出了所收攻击是“蒙擢为学士后”“宠禄过分”，揭示了苏轼受攻击弹劾的原因。元祐间，苏轼任职确实超常，这得益于太后的眷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是夕（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轼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论荐耶？曰：‘亦不关大臣事。轼惊曰：‘臣虽无状，必不敢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著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蘇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1]（p.3876）这段材料，太后将对苏轼的器重看作是对神宗意愿的继承，明显有付之大任、升任宰辅的想法。这可以从苏氏兄弟的任职中得到体现。苏轼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还朝即为吏部尚书。而苏辙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为中书舍人，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癸亥为吏部尚书，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为御史重丞，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改尚书右丞。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苏轼兄弟一为吏部尚书，一为尚书右丞，再下一步就要升为执政，同掌大政。这招致了包括洛党在内一些人的极大不满。早在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癸未，孙升言：“（苏轼）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讨论古今，润色帝业，可谓极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1]（p.3685）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癸巳，杨康国认为，苏辙“若使同参大政，必致乖戾，紊烦圣听。更望陛下深思，追寝新命，则天下幸甚”[1]（p.4267）。杨康国请求罢免苏辙。在同月的丁未，杨康国再次上奏，将苏轼、苏辙比作“豺狼当路，奸恶在朝”，认为他们“志在朋邪而害正”“援引朋邪”[1]（p.4267）。在这样的弹劾下，苏轼屡次乞求外任，他在《与张君子五首（之四）》中说：“颇为当路所忌……忧患愈深，不若在外之安也”，“又自顾衰老，岂能与人计较短长是非，招怨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3]（p.1648）。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罢吏部尚书，改翰林学士承旨，八月即知颖州，被迫离开京城。

二、苏轼影响下元祐秘书省职官政见的分化

苏轼与盛次仲、张耒、晁补之、李昭纪等元祐秘书省职官交集密切，所以，苏轼元祐间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波及他所选任、举荐的那些秘书省职官，这些人们因党派立场不同而分化，如刘安世因苏轼举荐黄庭坚、欧阳棐而弹劾苏轼，欧阳棐、盛次仲、张耒、晁补之、李昭纪、黄庭坚、秦观等则同情苏轼或者支持苏轼。

苏轼虽然对司马光等废弃一切新法的做法不满，但对元祐更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如苏轼元祐元年（1086年）主试学士院的试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实际上是对元祐更化思想根源的论述。时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的黄庭坚在《仁宗皇帝御书记》中阐述“祖宗之治”的根源时说：“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川5]（p.164），黄庭坚的观点与苏轼一脉相承。元祐元年（1086年）黄庭坚任秘书省校书郎，元祐二年（1087年）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他不满一概否定新法的极端做法。如元祐元年（1086年）所作《和邢敦夫秋怀十首》之四中说：“王度无畦畛，包荒用冯河。秦收郑渠成，晋得楚材多。”[6]（p.97）元祐二年（1087年）所作《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股肱共一体，间不容戈矛。人材如金玉，同美异刚柔。正须众贤和，乃可疏共吺。”[6]（p.131）黄庭坚认为，金柔玉刚，都是美材，应该兼收而并用。黄庭坚对新法、元祐党争的态度与苏轼接近，固然与其与苏轼的密切关系有关，但苏轼屡受攻击的现实使黄庭坚借诗歌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时政的看法。

秦观因苏轼等人举荐，元祐五年（1090年）授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任职秘书省。此间，秦观向朝廷进献《进策》30篇，《进论》20篇。在这50篇策论中，秦观与苏轼站在了一起，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政治主张。秦观首先是对朝廷起用老臣、元祐更化的肯定。例如，“陛下即位以来，图任老成属以事”[7]（p.346），“臣闻陛下即位以来……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起滴籍而参侍从者，虽古版筑、贩牛之遇，不过如此而已”[7]（p.344）。“陛下即位以来，图任元老，眷礼名儒，摒弃奸臣，投窜刻吏，所以照临海内甚盛。……臣窃闻之，凡此大功数十，淹速轻重，虽出于圣母之裁，成其大概，则皆先帝之末名也”[7]（p.344）。“图任元老”指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老臣，“眷礼名儒”指起用苏轼、程颐等人。“去散地而执钧衡”，如司马光由洛阳人中书，“起滴籍而参侍从者”，如苏轼人京为翰林。“虽出于圣母之裁，成其大概，则皆先帝之末名也”几句是为元祐更化寻找理论根据。

在旧党废弃新法过程中，役法争论最多，也是导致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政见不和的最主要原因。秦观在50篇策论中也对役法进行了点评：“臣窃闻役法之议，不决久已……盖差役之法不弊，则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则今日之议不兴……陛下若以臣言为然，愿诏有司，毋牵于故新之论，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 [7]（p.377），这段话中，秦观指出了当时关于役法的长久争论的事实。最关键的是秦观指出差役之法与免役之法皆有弊端，不如各取二法之中有用的地方，这样的观点与苏轼的“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的主张惊人的一致，实际上就是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措施的反对。

苏轼因与程颐交恶，程颐之党贾易等人屡次弹劾苏轼。秦观作《朋党》（上）（下）两章，并在《朋党》（下）中指出：“君子得时，则其类自至，数年之间，众贤弹冠相机，而起聚于本朝。夫众贤聚于本朝小人所以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汹汹，作为不当无根眩惑诬罔之计，而朋党之议起焉。臣闻比日以来，此风尤甚，渐不可长。自执政、从官、台阁、省寺之臣，凡被进用者，辄为小人一切指以为党。”[7]（p.367）文中秦观将程颐及其党指斥为小人，为苏轼辩护，声援苏轼。在秦观看来，君子必然受祸，秦观指出：“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巇，无所不至也。”[7]（p.363）秦观将程颐之党指为小人是站在蜀党的立场，未必正确，但他所说的小人不顾忌道德、不择手段打击对方即是对贾易等人捕风捉影攻击苏轼的描述，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元祐间苏轼屡受攻击的实质。

三、苏轼影响下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创作

秘书省本为“图书之府，长育英才之地。从官于此乎递补，执政于此乎递升川8]（p.580）的清要之地，苏轼主试学士院选拔毕仲游、刘安世、陈察、晁补之、张耒等，以及举荐黄庭坚、秦观等进入秘书省，本在于他们“名实尤异”“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8]（p.580），然而，由于党争纷扰，苏轼及其所选任及举荐之人都因“不当无根、眩惑诬罔之计”[8]（p.546）备受攻击，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人生和仕途的坎坷，也给他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忧虑和迷惘的心理压力，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

面对激烈的党争，苏轼心中忧虑，有着一种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畏祸心理。例如，苏轼《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云：“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9]（p.1356）申公、王臧、赵绾皆汉代著名儒生，三人命运迥异，申公事楚王之子戊，王臧、赵绾奉武帝，结果王臧、赵绾下狱自杀，而申公以病免归。对此，冯应榴注曰：“穆生远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恋于既悔之后，可为士君子终身之戒。即此诗意也。”[9]（p.1357）可以说，苏轼此诗是借题抒意，表达他在党争中的忧虑、恐惧和畏祸的心理。

苏轼在元祐间仕途达到顶峰，此间所创作的诗歌200多篇，数量较多，但题材多是题画山水、饮酒赋诗、聚会雅集，较少关注时事政治，多写日常生活，多关注文人雅事，甚至相当多的诗歌流露出留恋山水、欲求归隐的思想。如苏轼元祐三年（1088年）所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9]（p.1504）诗歌所描绘的是一幅烟江叠嶂图：千叠山嶂、浮云积翠、崖壁苍苍、山间飞泉、萦林络石、小桥野店，宛然一幅人间仙境。诗篇则以“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结尾，表达的则是苏轼由图中之景而产生的欲求人间仙境、归隐桃花流水之间的情感。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写法，这样的情感，是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忧谗畏讥、远祸全身的心理的结果。

苏轼受到攻击、被迫外任，他选任、举荐的欧阳棐、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张耒等秘书省职官自然也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其命运在党争的风雨中飘摇不定。如秦观《秋夜病起怀端叔作诗寄之》：“寝瘵当老秋，人夜庭轩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无缝。风飙戾戾轻，露气霏霏重。檐花伴徐步，笼烛窥孤讽。缅惟情所亲，佳辰谁与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难为用。秉心既絕俗，发语自惊众。尘尾扣球琳，笔端攒蟚蝬。雄深迫提马，妙丽该沈宋。浮沉任朝野，鱼鸟狎鲲凤。与时真楚越，于我实伯仲。尔来居邑邻，颇便书札贡。上凭鸿雁传，下托鲤鱼送。二物或愆时，已辱移文讼。人生无根抵，泛若凌波葑。昧者复汲汲，晨暝趋一哄。阴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匿蟆母容，对客施锦幪。溘然一朝逝，万事俱成梦。形骸犹汝辞，利势犹君动。思之可太息，伤之为长恸。所以古达人，脱身事高纵。我生尤不敏，胸腹常空洞。强颜人规模，垂耳受羁鞋。行谋买竿拽，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舆，烦君更嘲弄。”[7]（p.200）端叔即李之仪。秦观借对李之仪命运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秦观看来，李之仪秉心绝俗，发语惊人，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材大而世难用，这实际上也是秦观的自况。后面紧接着说昧者含沙射影，意欲致人死命，这不仅让人联想到秦观初任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朱光庭弹劾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贾易弹劾秦观“险薄无行”。秦观被命为秘书省正字后，黄庆基弹劾秦观“素号獧薄”，并攻击苏轼“援引党羽”。由此，秦观此诗的诗意十分明了。诗歌最后以“溘然一朝逝，万事俱成梦”表达出后悔入仕的态度，不如摆脱羁縻，买竿拽舟，像接舆那样佯狂避世，回归故园。

和苏轼一样，元祐期间，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的诗歌也很少涉及政治，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琐事，题咏书斋、文人等常用物品，如苏轼《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和周正孺坠马伤手》《次韵宋肇惠澄心纸》《和张昌言喜雨》《次韵张昌言喜雨》，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谢郑闳中惠高丽画扇》《次韵钱穆父赠松扇》《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张未《谢钱穆父惠高丽扇》，秦观《西城宴集》《和子瞻双石》《题赵团练画江干晓景四绝》等。其间，数量较多的是各种题材、形式的题画诗，不仅题写、描摹画景，有的题画诗如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等，借图画之景来抒情达意，表达诗人们在党争中向往隐逸，以期归隐园林的愿望。激烈残酷的党争，也消磨了诗人们的热情，使诗人们产生一种畏祸心理，对人生对前途充满了忧虑。

如秦观人仕之初，有着“更无舟揖碍，从此百川通”[7]（p.181）“相期古人处，岂止事文章”[7]（p.165）的理想，几年中所遭受到的政治倾轧，使其心态发生了变化。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苏轼出知定州，辟李端叔人幕，秦观作《送李端叔从辟中山》：“人畏朔风声，我闻独宽怀。岂不知凛冽，为自中山来。端叔天下士，淹留蹇无成。去从中山辟，良亦慰平生。与君英妙时，侠气上参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当时儿戏念，今日已灰死。著书如结耗，聊以忘忧耳。骎骎岁遒尽，淮海归无期。功名良独难，虽成定奚为？念君远行役，中夜忧反侧。揽衣起成章，赠以当马策。”[7]（p.252）秦观在诗中写李端叔虽为天下名士，但仕途淹留，困顿艰难。他也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豪气，而如今年过半百，功业无成。今日看来，当时的梦想都已经成为儿戏，使得自己在这样的现实中心如死灰。这是党争中秦观对朋友真情的流露，诗歌笔调低沉，情感压抑。党同伐异、交相倾轧的党争，消磨了秦观们的参政热情、人生热情，对人生的忧虑、对命运的感叹则成为被迫卷入到党争中的秦观们的共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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