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认知及政策调整

罗燕霞

摘要：二战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关注聚焦在越南民族运动、政治党派和政治走向等方面，政策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变化。从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国民政府利用驻军越南的便利，暗中扶助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调停越南内部的党派冲突，增进其内部团结。从1946年3月到1946年12月，国民政府采取怀柔安抚政策，积极推动法越谈判，以期把越南时局导向中国，保障西南国防安全及侨胞利益。法越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发动的中国内战中接连失败，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无暇顾及。观察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认知及其政策调整可以看出：其周边外交服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外交初见端倪。

关键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越南时局；认知；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 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479（ 2018 ）03-0026-06

关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民政府”）对于战后越南认知的研究，有罗敏探讨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的外交和党际交往情况，指出二战后国民政府针对越南的党派工作设计了诸多方案，但执行成效与设计相去甚远，然而，国民政府的工作在客观上促进了越南党派的团结。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对二战后越南问题的立场从争取托管到独立，最后同意法国重返越南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强权政治对亚洲秩序的干预以及中国国内局势对周边外交的制约。杨维真探讨了1945～1946年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的交涉，反映了中法两国二战后在越南问题的主张上的冲突，在越南问题上也暴露出国民党政府机构林立、意见相左，以及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的情况。凌其翰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越专员，直接参与了二战后越南问题的设计和执行过程，其回忆录揭露了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为了利益而丧失了道义。朱偰在越期间撰写的日记记录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和处理善后事宜，详细地记录了国民政府在人越受降前后对越南政策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与法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冲突，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文拟梳理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政策调整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认知包括对越南民族主义和越南政治的评估，从民族主义的维度来看，国民政府赞成越南独立运动，但认为其缺乏组织纪律，“犹如义和团运动”，在经济上占优势的中国侨胞时常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他者”和斗争对象。以越南政治的维度来看，国民政府认为越南政府的主要执权者——越南独立同盟会（以下简称“越盟”）实力最强，但“左”倾色彩浓厚，国民政府最为担心的是其与中国共产党“恐有联系”。对越南时局的分析和判断决定了国民政府的决策认知是“若不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想”；对越南外交原则的设想从“亲华抗法”转变为“既要亲华，不必一定要反法”的有条件地争取越南友情，从“消灭越盟党左倾势力”转变为“进一步联络越盟”的消极观望。国民政府的政策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变化，从中可见，意识形态俨然成为国民政府与周边地区外交的影响性因素。

一、二战后国际社会对越南问题的不同主张

1945年8月，越盟发动“八月革命”；9月2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5年8月11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基于法国在越南的利益，坚持盟国讨论日本投降的会议，法国必须在场。同年9月12日，主张武力恢复越南统治的法国海军上将达尚礼重述了这一主张。英国基于“大陆均衡”政策及对其亚洲殖民地利益的考虑，支持法国对越南的主张。美国因其“欧洲优先”的战略，不愿意因为越南问题与英法两国起冲突，因此，对越南问题持不干涉态度。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二战前与美国罗斯福政府口头协商的“战后联合托管”到1945年年初“归还法国”的大转变。这个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越南问题的主张是“希望越南民族自治口渐臻于独立”，其实质上的意图是不理会、不陷入越南独立外交的漩涡中，但基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和侨胞利益等问题的考虑，国民政府极力把越南局势导向中国。

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认知和判断

（一）越南民族运动：“犹如义和团运动”

战后越南民族主义高涨，革命运动席卷越南全境，这在国民政府看来“越南人民独立运动虽风起云涌，实际则酷似清末义和团运动起义，毫无组织纪律可言”，并认为越盟的政令将不出河内。越南宣布独立后，越南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浓厚，从朱偰的日记可窥见一斑：“车人市区内，一路悬旗结彩”，“悬中美英苏越旗（但无一法国旗）”，“打倒殖民政策、越南是越南人的、不自由毋宁死、越南独立万岁等，皆可表现民气之蓬勃”，“法人尚在集中营，由日人保护，不敢外出，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是防不胜防，“1945年12月25日，就有六个在大湖旁边散步的法国士官，被越南国民党人绑架，继而全部被杀”。东方汇理银行河内分行的经理白兰下班途中被杀，震惊中、法、越3国。在越南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经济上占优势的华侨被“殃及池鱼”，成为斗争对象。

（二）越南政治：“执政之初，一切施设似略带共产色彩”

当时越南党派林立，有越盟、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民主党等党派，国民政府认为，其中越盟实力最强，主要领导是胡志明、武元甲和范文同等人，有許多民众拥护他们，“中北两圻百分之九十民众均拥护之执政之初，一切施设似略带共产色彩”。越南国民党与中国国民政府联系紧密，奉三民主义为该党最高纲领，其领袖是阮祥三、严继祖等人，但阮祥三“缺乏知识能力，纵使党务发展益将无力控制”。越南革命同盟会是二战期间由中国著名抗日名将张发奎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其领袖是阮海臣。国民政府认为，越南革命同盟会缺乏号召力，“该党久离越南，在越号召力量甚为薄弱，远不及越盟党”。越南民主党实力最弱。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于1945年10月23日宣布合作，但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甚至出现火拼。同年11月12日，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在中国军队的介入下双方才得以和解。国民政府倾向于扶持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但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国民政府对越盟有好感，但顾忌越盟的“共产色彩”。

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政策调整

（一）积极调整：“若不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想”

越盟的掌权引起国民政府的恐慌。1945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戴笠的报告尖锐指出：“若不急谋补救，越局将不堪设想”，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对越工作机构。

当时，国民政府对越工作机构设置有海外办事处、指导部和军事处等部门，政治部负责派遣指导代表，具体业务由军事处负责，对越南具体事务的部署则由军令部掌控。国民政府对越工作机构层叠、政出多门、效率不佳。在人驻越南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机构，仍采纳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形式，由张向华（即张发奎）为指导代表，刑森洲为其幕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委工作。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刑森洲“与越南国民党取得联络，并协助其训练干部，供给通讯，以增强安南办事处之力量”。

根据盟军统帅部的指令，中国军队人越接受越南北纬160以北的日军投降。1945年9月，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军队进驻越南，随行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越南顾问团，顾问团由国民政府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粮食部和中央党部人员组成，主要目的是利用驻越之便，干预越南政治，以期将越南时局导向中国。

根据这个时期的相关档案，国民政府军政部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越南问题进行过专门汇报，主要是汇报越南党派的政治发展趋势，情报来源包括国民政府海外领事部负责人、军政部以及越南国民党或越南革命同盟会“亲华派”领袖的汇报等。例如，1945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海外领事部刑森洲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汇报越南政治动态，尤其是越南共产党解散的情况；卢汉则于1945年12月14日从河内发电报给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汇报越南政治党派概况，对越盟、越南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沿革、组织及实力、政治策略等情况进行详细汇报。

驻越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团的外交部驻越特派员凌其翰代表国民政府多次秘密与越盟政府主席胡志明、军委会副委员长武鸿卿等人会面，加深彼此政治互信；军政部则解决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与越南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化解越盟内部矛盾，维护越南北部治安，维护中国侨胞安全，客观上为新生的越南政权创造了和平环境；财政部解决了越币500元在越南北部的通行问题；外交部和军政部促进越盟各党派精诚合作，就越南人与华侨利益冲突问题多次与胡志明政府进行交涉，妥善解决中法两国海防冲突以及调停法越两国冲突。

从当时的情况看，国民政府这个时期的对越工作有一定成效，越南人民欢迎国民政府军队人驻，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基于传统宗藩关系情感的延续，国民政府同情、支持越南革命；二是二战后国民政府极力恢复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这推动了国民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积极作为。

（二）怀柔政策：争取越南时局导向中国

根据二战后签订的《中法协定》，“驻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中国军队须取海道撤回而不能在交防后登轮者，可在附近登轮口岸之停留区域内集中，在物资条件许可之状态下尽快撤退”。中国驻军撤出越南后，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将要移师中国东北战场进行内战准备。基于地缘政治和华侨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指示在撤军前军队当保障当地秩序，积极推动法越谈判。

由于战争的蹂躏，法越两国的经济都在衰退，需要时间恢复生产。较之英、美各国，当时法国的经济发展落后很多。1945年法国的钢生产总量为166万吨，是美国的2.3%、英国的13，8%；1946年为441万吨，是美国的7.2%、英国的34.2%；1947年为573万吨，是美国的7.4%，英国的44.35；1948年为724万吨，是美国的9%、英国的55.25。战争同样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导致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下滑，以煤产量为例，1943年是102万吨，1944年是53.7萬吨，1945年是23.1万吨，1946年是26.2万吨，1947年是24.8万吨，1948年是35.5万吨③。以往一些研究认为，法越两国的谈判是法国在为军事物资就位争取时间，或认为越南是迫于苏联的压力与法国进行谈判，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时间对于法越两国来说都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对于法国，越南更需要时间恢复经济发展。正如越盟主席胡志明所说，“愿使越南独立运动能藉不流血方法获得成功”。可以肯定，胡志明倾向于谈判的做法，因为这既能争取国际社会对越南的同情，又能达成和平的目的，比较理性。但是，法越两国彼此缺乏政治互信，谈判需要第三国的推动和参与。“胡志明向邵百昌（中国驻军军政部特派委员）再次表示，为了不受法国当局欺骗，签字时盟国代表务必到场。所以，中英美等国都以公证资格参加了典礼”。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1946年3月6日，越盟代表胡志明、武鸿卿，法国代表圣德尼签订《法越初步协定》，内容为“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份子。关于三‘圻合并问题，用人民表决方式征询人民意见。缔约双方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各保持其军队于原有阵地，并造成一种必要的有利气氛”⑥。法军登陆的具体数量、行动方式作为附属协定规定。协定签订后，“越南政府倾颁布命令，禁止一切集会进行，並严格管制报章杂志言论”以保证中法两国驻军顺利交接。法越两国谈判经历越南河内一大叻一法国巴黎这几个阶段，1946年9月14日，胡志明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法兰西殖民部部长马里尤斯·莫戴在巴黎签订《法越临时约定》，基本上恢复了法国在越南的经济、文教、货币政策等权益，“越南所得权利仅为在各邻国遣派越籍领事一项”。

凌其翰根据1946年9月14日的法越两国协议，认为越方的态度更为妥协，法国在越南的权益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在随后的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上，国民政府认同凌其翰的判断，令其负责策划对越方案的拟定和实施。凌其翰的方案得到认同，在于其洞悉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关注点——越盟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国民政府对越南政策的核心在于切断越南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去除其“左”倾色彩。随着法越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发现，中国云南边境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正在向越南边境移动，似有与越南游击队会合之意，国民政府要求凌其翰加快对越方案的出台。1946年12月28日，凌其翰的《处理越南问题刍议》出台，在处理越南问题的组织与方法上提出，“成立中央党部、外交部、国防部各首长应组为三人小组，为处理越南问题之最高机关”。该方案侧重在越南党派工作上做文章，强调越南革命同盟会与越盟合作的重要性，要求越南各反对党要精诚团结，争取在政府的席位，冲淡政府的“左”倾色彩，对胡志明进行策反。该方案的目的是切断越盟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尽量将其导向中国国民党一方。鉴于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能直接出兵边境，在外交上不能提供声援，只能寄希望于在越的华侨团体。凌其翰曾建议，“我们应该发动旅越的党部团部，在不妨碍中法友谊、当地秩序的条件下领导侨胞来争取越南的友情，使越南向着我们，而不为中共所诱惑”。但是，凌其翰忽略了一点，即当时的华侨是越南民族主义斗争的对象，没有能力向政府施压。事实上，中法两国协定签订后，部分越南人认定中国出卖越南国家利益，愈发仇恨华侨，时常造成华侨财产损失。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打算借助法越两国协定中在“邻国派遣越籍领事一项”来做文章，对越南在华设立机构进行秘密援助，既能防止越盟转向反华轨道、保护华侨利益，又能避人耳目、不至落人口实。法越战争爆发后，法越两国协定作废，这些设想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越南的怀柔政策只是为了安抚“亲华派”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让其争取扩大在政府的席位而已。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方案很理想、很全面，但由于顾虑其与盟国法国的关系，多停留在纸上，不敢公开进行，对越南问题的政策执行自然要大打折扣，对越南“亲华派”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此时，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也在极力淡化自身的共产主义色彩，例如任命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担任越南政府副主席、越南国民党领袖阮祥三担任外交部部长、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同时、解散了越南共产党。1945年11月1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公报宣言，宣布自动解散越南共产党，以及越共党报——《解放旗报》停刊。公报宣言内容是：“1.根据国际形势、历史及国内环境，认为目前正越南独立千载一时之机会；2.欲完成民族解放之伟大任务，则不分阶级党派，全国团结一致，是为主要条件；3.为表明越南共产党实系民族战士之先锋队，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党派利益，以贡献于民族；4.为着打破国内外之误会，以免妨碍民族解放之前途，越南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1月11日决议，自动解散越共产党，所有共产主义信徒可加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于越盟的频频“示好”，虽然国民政府在道义和情感上都希望越南独立，但却不敢公开承认其独立。因此，对于越盟政府请求援助和承认的事宜，蒋介石的回复是：“中国对于越南民族之独立运动，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人民能以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实现独立之愿望，故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予协助。又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翰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越南问题的主张是“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又不愿意断绝与其来往，遂采取安抚措施。一方面，委婉拒绝实力援助和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请求；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吴铁城以私人名义向胡志明赠送川缎锦料等礼品，委托在中国成都的越南国民党代表严继祖带回越南，以增进中越两国之间的友谊，并接待“出走”来华的阮祥三、阮海臣等人，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接见阮祥三、阮海臣，满足其提出的经济协助要求，并为其提供广播、发报机及边境出入等方便，但拒绝实施军事援助和公开承认越南独立。

（三）消极政策：从“消灭越盟党派左倾势力”到“进一步联络越盟”的消极观望

1946年中下旬，法军进入越南北部，法越两国冲突不断。在这段时间里，法越两国之间的军事摩擦和政治谈判同时进行。1946年11月，法国战争准备就绪，炮轰海防。胡志明于12月20日向越南全国发出抗战令，号召越南人民拿起武器反抗法军，法越战争爆发。其时法军“共集中约九万人，而全越兵力不过五万正规军，万余游击队，十万余地方团队。据估计，在越北者最多，有五万正规军，一万游击队及三万地方团队，合计约九万余人”。国民政府的判断是，越南和法国各具军事优势：法国武器技术先进，但士兵战斗力差；越南武器落后，但军队有较好的纪律和战斗力，因此，战事结局难以判断。此时，中国国民党正在发动中国内战，无暇顾及边疆事务，法越战争无疑给中国西南国防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风险。

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参谋唐丙峰指出，一旦法国胜出，根据其以往的殖民经验，必然会蚕食中国西南周边地区，并会借助越南廉价的劳动力和财力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遏制中国西南交通线；越南方面对中越边境的共产党军队表示欢迎和收编，同样会影响中国国内局势。针对越南局势的复杂情况，国民政府越南问题研究小组设计了3种方案，分别扶植“保大党”“亲华派”和越盟。在越南问题专题讨论会上，国民政府内部难以权衡各个方案的优劣，認为以上方案都不是最完善的，但又拿不出更具战略意义的方案来。

1947年9月以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发动的中国内战中遭受重大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战争秋季攻势，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对越南周边外交无暇顾及，更遑论左右越南时局了。国际社会上，法方指责国民政府通过华侨社团组织操纵越南独立，甚至与越盟暗中勾结，要求限期解散中华会馆，强制实行帮长制。国民政府顾虑法方的外交施压，愈发不敢公开干涉越南政治，随之调整为与法国一致的立场。

综上所述，如果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前期策越方案多停留在纸上，没有实际推进，那么，越南“亲华派”缺乏有担当的人才以及政治人物动辄“出走”等幼稚的政治行为则彻底让国民政府对其党派丧失信心。法越战争爆发后，法国不愿意以越盟为谈判对象，打算扶持保大（即阮永瑞）对抗越盟，欲拉拢国民政府支持保大党。“惟法方已公开宣称，不愿以胡志明政府为交涉之对手”“法方颇有启用保大王收拾越局之冲动，曾一再试探我方意见。”法国为尽快结束战争，愿意向保大妥协，“法方主张组一联合之统一政府，内政方面可由保大统治，但军事及经济贸易，必须有法人监督”，国民政府海外侨务部也倾向于支持保大。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失利，其对越南局势的立场和态度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力。因此，越南问题于国民政府已成“鸡肋”。但是，国民政府仍延续二战后初期的做法，多次举行越南问题情报交流会，参与会议的有国防部、外交部、中央党部、侨务委员会、内政部和警察总署等部门。1947年11月8日至1948年4月3日，国民政府就越南的边境问题、法越政策问题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等召开会议多达14次，但会议仅为通报性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国民政府相关人员对于越南问题的态度也日趋冷淡，从1947年11月1日的“每周（星期六下午二时）开会一次，交换有关越南情报”到同年12月27日“本会报改为每两星期进行一次”。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的扶持从孙中山领导时期就开始了，尤其是随着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持续吃紧，其对越南国民党从战前的秘密扶持到战后的公开支持，这样的历史援助延续到二战后蒋介石领导时期，但总体上成效不大。在国民政府派军驻越期间，一度获得主动权，但由于国民政府上下机构矛盾重重、政出多门、相互制掣，情报收集重复滞后，对越机构的干部人选并不精干，各机构对越的立场和主张也不尽相同。越南问题是国民政府周边外交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国民政府的外交左支右绌的窘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越南时局的关注聚焦在越南民族运动、政治党派和政治走向等方面，其政策调整经历了调整反思、怀柔安抚和消极观望等变化。

当时国民政府以东方传统道义出发，同情越南革命，曾多方收集情报，制定方案来解决越南问题，期望通过扶持越南“亲华派”，既能发扬传统大国的道义、保障中国西南地缘政治安全，又能扶持小国，提高中国在亚洲的地位。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重视忌惮盟国利益甚于越南利益，国民政府的外交服从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外交已见端倪，在讨论越南问题的会议中，相关人员多次提到越盟的“左”倾色彩，国民政府对越政策的中心是要切断越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越盟政府的“左”倾性质及其亲共、亲苏的意识形态是影响国民政府扶持越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