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婷之《民族音乐学当代理论问题》有感

王一凌(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一、内容总结

在第一部分〈理论与文化〉中，作者首先从内特尔所说的，“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引出如今人们对于“文化观念”是否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统一话题的讨论，并对文化一词进行了解释。人们认识到在其他研究音乐的传统中“文化”并不是中心，使得人们意识到需要在分析中超越地方性，并理解那些可以存在于地方性因素中的组织、意义生成、以及构造能力等各方面之间持续不断的辩证的互相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对少数民族、边缘或弱势群体的关注，文化的观念经常会滋生出激进的行动主义，其方式方法已经越来越关注利益、行为、意义以及都市陈词滥调不经意的永久性。在此意义下，“音乐在文化中并作为文化”的观念还将继续引发更多促进学科发展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社区及其音乐〉,从仪式中面对面的强烈互动到电子媒体的广泛传播，音乐和舞蹈产生的社会整合效果的魅力一直都在驱使着民族音乐学家们，作者在其中分析了几位专家学者对于此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涂尔干有关欢愉的讨论，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家们通过音乐和舞蹈建构起一个有着广泛空间分布的想象的社区共同体，大家都认识到音乐和舞蹈具有一种“深层的社会性”，这就对社区共同体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认识，即共同体应该是参与分享和情感表达的结合，在象征一个社会共同体时，音乐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表达和构建了部分与整体、男性与女性、传统和现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第二位是查尔斯.凯尔认为音乐通过一种“参与性差异”使人们聚合到一起，但这种理论同样来自涂尔干关于欢愉的观点：参与发生在具有极端情感强度的集体精神状态中，在此状态下，表述与行动相一致，而这些行动使社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其成员们心中的现实更加靠近社区共同体。第三位是伯纳德.罗塔特.雅各布，他以居住在摩洛哥高地的柏柏尔人的欢宴为例，论述了在社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音乐所起的向心作用。

在第三部分〈族群性〉中，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民族学家的研究重点从连接着特定社会结构和特定音乐风格的同族关系，转移到思考音乐风格是一种在更加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差异的方式，同时也开始了对构成这种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关系的权力因素的调查研究。音乐表演已逐渐被看成一个空间场所，在其中意义被生成而不是简单的被“反映”；族群的标记和任何其它标记一样，是集多样性、不稳定性和历史性于一身的差异形成过程中相互调适的产物，他们作用于社会空间，而并非简单地反映已经“存在”的各种差异。

第四部分〈民族主义〉，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族音乐学家们对民族主义越来越突出的政治问题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反应，分别为：①霍布斯鲍姆和兰杰认为民族国家是“发明的传统”；安德森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②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后殖民动力一直是大量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③民族音乐学家关注到民族文化建构中的他者化过程（很特别的估定了民族音乐文化是通过建构差异而构成的，在此过程中理想的民族国家的种族建构是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关注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音乐，包括社会变革前后的问题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各种关于“乡村”是如何想象的调查、以及音乐产业、民族精神和移民者的意识形态操作对象。

第五部分〈散居与全球化〉，20世纪末最显著的人口流动是跨国界的，这种跨国的流动对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一步步逼近的，它带来了新的更加紧迫的理论范式。民族音乐学所关注的音乐存在于人口流动中引人注意的场合。大众媒体音乐在世界广泛传播，标志着民族音乐学理论开始关注大众传媒，更进一步，关注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多产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理论为理解全球的文化生产寻找了新术语，阿帕杜莱的术语对于很多民族音乐学家和流行音乐学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杂交和混血是全球文化意识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相对于自我意识形成了一个新的形式，在一个介于这里、那里、我们、他们之间的“第三空间”。

第六部分〈种族〉，美国学术界认为种族是被强制和强加的特点，族群具有意志选择的性质，而欧洲认为族群是根据不同群体产生差异的强弱程度来区分的，种族与族群这两个术语常常互换使用。后结构主义批评把种族问题视作“语言的一种有害行为”。

第七部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性别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迫切的、长期存在的论题。同性恋的理论近几年比其他任何理论在更大程度上重新点燃了激进的、质疑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是文化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民族音乐学更是如此。

第八部分〈新历史主义〉，民族音乐学对差异研究的转向和新音乐学的此类转向可以作一番有用的比较和对比。新历史主义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领域的调查对这种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思性和结构性的推动力有着共同的看法，新历史主义论者通过证明经典规范对某些非经典规范的压制来强调其文化建构。民族志学的问题也同时被新历史主义和民族音乐学关注。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由于先天的而且必然产生的特定反思性而显得有特色。

第九部分〈实践理论〉提到，重要的并不是文化如何被生产而是如何去生产：“文化产品”代替了“文化的产品”，民族音乐学重的实践理论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实践理论不仅使民族音乐学瞄准了至今仍是音乐学基础领域的音乐历史的问题，而且还使其更大程度地与音乐理论和分析相结合。

第十部分〈音乐理论和分析〉，20世纪60年代，民族音乐学家们日益转向了对格尔茨的解释学和民族美学的研究，用关注并怀疑的眼光看待西方理论的方法论在非西方音乐中的运用。对于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有关理论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围绕着用语词还是用理性中心主义的形式语法来表现音乐，稍后的研究更多地以经验为主来看待口头或书面理论与音乐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些音乐实践据称是可以被理论所描述的。19世纪中叶以后大量民族音乐学家转向研究认知问题，而音乐认知的研究目的在于说明演奏者具有什么能力和学识来“生产他的社会可接受的音乐”， 民族音乐学最近的认知方法强调在以交互作用的群体过程为主的音乐文化中抓住音乐能力的必要性。目前，为了理解而建构的一种“元语法”（在即兴创作中的某个特定时刻，通常面临从一个语法到另一个语法的选择，或是从某个语法体系到另一个更为普遍联系的体系的创新性应用）至今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着的工程。

二、有感

通过阅读这篇由陈婷婷先生摘译的《民族音乐学当代理论问题》，以及其中所详细讨论的十个命题，笔者了解到了当今社会对于民族音乐学理论的讨论开始关照更多的话题，而不再是局限于最开始对于单一命题——“文化观念”的讨论，现如今民族学家们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内里，开始关注到了音乐形成的社区整体性、族群的差异性，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因素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