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犹疑与困惘而写

李蔚超

两篇小说，花开两朵，显现了小说家徐衎的两幅手眼和两种好。一边是凡起笔作文者大抵难以遏制的冲动，塑造一个融会自我、他人的经验并加以虚构的“我”，在故事中倾注个人的情感与寄托；另外一边，是以观察者的姿态讲述他人的？故事。

我是在鲁迅文学院见到徐衎的。关于徐衎，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他善于也乐于聆听。他的眼睛焦灼、惶惑、诚恳地渴望着什么，他抬起头认真注视台上的讲授者，他默不作声地观察着周遭的人与事。看着他的眼睛，你会恍惚醒悟，我们这些“80后”、独生子女们，真正是在“告别革命”的中国长起来的一代，我们免受宏大澎湃的历史洪流的裹挟与震荡，正如我们告别了反叛权威、颠覆旧有的精神之力。在逐渐“稳”定——同时意味着“固”定的结构中，我们或多或少任日益完善而强大的应试教育洗礼、规约、驯服自我，在一次次褒奖与惩戒后，熟练地内化了“超我”的逻辑与尺度。随后，进入社会，或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巨大机器中，就是一枚服从指挥、自动运转的零件。除去对父母天然合法的控制欲叛逆一番之外，我们的反抗无的放矢、旁逸斜出，至多，面对“生活”，发出几声细弱蚊蝇的哼嘤哈呵。小皇帝、小公主？今何在？于是，徐衎和曾经不得不被自己的才华和讲述欲望所控制的年轻人一样，开始了一条被反复论证的征程，始于让写作抗拒生活的乏味、厌倦和压抑，终于证明写作极可能是令人厌倦的迷津话语。

在徐衎的小说中，你辨认得出他的眼睛。《突然响起一阵火山灰》是“我”的故事。“我”迷惘、乏力，连荷尔蒙都所剩无几——小说开场处，小说家刚刚为他行过“割礼”。小说里，无论讲自己，还是写女友、同事、母亲的故事，不难发现，“我”的眼睛始终在寻找着某种答案，这个答案其实并不神秘，也就是那被称为意义、价值甚至彼岸的存在。其实，以“超我”的标准来衡量，小说中的“我”生活安稳体面，但“我”仍然焦虑地寻找着，即使他不乏尴尬地掩饰自己寻找答案的决心、努力和经过。徐衎是敏锐的，他察觉不断被许诺、美化的静好岁月背后令人窒息的阴影，徐衎有如困兽般，这使得他具有一種趋向坠落的戏剧感。他的小说中贯彻着一束狐疑、困惑的眼光，时而流连于抒情意味十足的细节，时而怯怯而厌倦地自我打量和自我推敲，时而随时爆发对自己的恶意和嫌憎。他面对世界，与曾经的文学前辈们一样束手无策，毫无逻辑，章法全失，无答案者竟然还写得出故事？因为对他来说，故事就是最后的戏剧——本雅明所说的碎片式的德意志悲悼剧，就是世界终止于自我的黑洞。徐衎怯怯然不敢确定，但又决绝地相信，其中恍兮惚兮若有答案的光亮。

你看得出，《乌鸦工厂》里，生于1989年的徐衎，试图要为一座集体主义的福利工厂庄严吟唱挽歌所做的努力。然而，不得不说，时代语境以及近三十年的小说叙事惯性，并没有给年轻的徐衎留下太多可以借鉴的叙述办法。也就在近三十年前，集体主义的主人公，那些曾经风华正茂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世界真正自“形而上”到“形而下”，全部呼啦啦大厦倾塌。与此同时，这世界几乎在每个人眼前轰然断裂，昨日不可留，来日无可知，人原先是在集体里、在给定的乌托邦历史中，如今呢，每个人被放逐、被松绑，被宣告命运的不可知，他被告知仅仅从一个人站立的脚下领会这种不可知就好。那股忽然而至、倏然而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故事讲述者以“分享艰难”的逻辑，把信心交给未来，而留下大量未被清理的集体主义遗产。自此，讲述者似乎再无力也无意愿寻找讲那段往事的路。于是，我并不惊讶地看到三十年后的徐衎，在小说中让福利工厂里的工人们男欢女爱一场。

所谓福利工厂，像我们这样在城市长大的“80后”一代，即便再两耳不闻天下事，也多少了解“福利”的功能和内容，那是社会给予残疾人和社会救济对象的福利，让他们获得相对公平的劳动机会。我少女时代的一位闺密的父母，就是家乡一座福利工厂的双职工，我曾经许多次踩着“佶屈聱牙”式的楼梯走进一间逼仄的斗室，那里住着我的小女伴和她眼盲的父母。也许，我同徐衎一样，曾经视那座工厂宿舍为酷烈的奇观和戏剧展演的舞台，我的眼睛、惊愕、好奇和想象，顺着楼梯，穿过许多扇门，闯进左邻右舍的屋子里，编织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徐衎的小说里，一位酷似香港艳星的女哑巴，她时常穿上艳星同款的泳衣，无言静默地展示她曲线姣好的身体，与她英俊的哑巴伴侣在工厂空间里翩然起舞——我并不诧异读到这样的情节，因为美与残缺的对照，本就是残酷张力生成之所在。让我微感诧异的，是小说里女哑巴对独腿大哥的情感，关于他们的情感，在大部分的篇章里，是福利工人们劲头十足的三角恋和环绕他们的流言蜚语，然而，徐衎终于使它超越了欲望的范畴，努力逼近那个工厂时代特殊的友爱。女哑巴在工厂关闭前食堂里举行的婚礼，是欢庆，是告别，也是挽歌最高昂的旋律，她虚假的情敌、情感的对象，通通偃旗息鼓，荷尔蒙终止，故事就此收节，因为那是众人齐声合唱的挽歌。须知，这种情感无论在文学中、生活中，或于我们的心灵底色中，早已渐行渐远，早已十足的陌生化，这无关诸如残疾人也有尊严、他们可以爱、可以有欲望的道理——这些道理未免简单，而是说，在三十年后，我们如何想象、如何描述、如何定义他们的尊严？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否只有奇观，可否有值得清理的财富？作为讲故事的人，年轻的徐衎束手无策，他不得不将这份情感包裹、涂抹上绯红色，使之有些暧昧与犹疑——然而，这暧昧与犹疑，恰恰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的情感结构。我明白，我理应鼓励他，跳出近三十年既有的路，回到历史现场，进入那些集体时代人的内心之中，不再视那段历史为生活奇观或戏剧舞台。我并不愿意如此轻易。恰恰是徐衎的小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乏力，意识到自己仍然坐在二十年前那座福利宿舍楼里，一派天真地想象着周遭。无论面对自我还是世界，徐衎始终是犹疑与困惘的，也正是他不确定、拒绝言之凿凿，让我对他的眼光所到处生起疑惑与？好奇。

当然，不必费力，我们就能辨认出徐衎小说里的“底层关怀”，赞许他少年老成、同理心、自“小我”到“大我”的文学格局等等，这些当然无可厚非，全部都是徐衎小说的好处，是他的独到与特殊；然而，我也同样在他的“底层”讲述中认出了贾樟柯、王小帅式的小镇和底层的轮廓，一种带着布尔乔亚式的罗曼蒂克文艺腔，一种以语言构造而成的突兀的视觉奇观。我想知道，若非如此，“底层”能否进入艺术的眼睛、艺术的规则甚至艺术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徐衎的犹疑与困惘，绝不属于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