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困境捆住了教师培训

2018-09-13 19:20
云南教育·视界(综合) 2018年5期
关键词:困境培训教育

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发布,教师教育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无论是职前的师范教育还是职后的教师培训,均孕育着蓄势待发的新局面。尤其是教师培训,在经由“国培计划”近10年的历练和引领之后,又必将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走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回顾并反思教师培训发展中存在的困境并思考突破困境的出路,便成为教师培训为新时代“蓄势”的关键。

所谓困境,并非教师培训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制约教师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难题和囧境。困境不破,势不可蓄,力不可发。

突破地位困境:让教师培训不再尴尬

所谓地位困境,是指从事教师培训的高校,把教师培训在其事业发展中定位为创收“菜篮子”还是作为学术和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域。坦率地说,尽管“国培计划”把教师培训抬到了“国”字头的高度,部分高校对教师培训的定位却始终摇摆在“菜篮子”与“学术”之间。在这种定位状态下,教师培训不是学术驱动而是利益驱动,教师培训的学术价值被贬低甚至被忽略。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有一些师范院校的领导居然认为“国培计划”冲击了本科教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与基础教育实践联系密切的教师培训对师范教育的反哺作用。在这样的定位下,便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其价值导向与学术发展不能充分匹配,教师培训整体供给质量难以提升。

突破地位困境的出路在于,必须凸显教师培训的学术价值,摆正教师培养与教师培训“四年与四十年”的关系,在教育发展新形态下把教师培训作为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的内生功能,强调教师教育“职前职后的一体化”,把教师培养和教师培训的学术地位同等对待,否则,教师培训就会永远处在“从属”和“副业”的状态,难以吸引最优秀的高校和最优秀的团队从事教师培训,难以实现教师教育师资队伍优化的目标,难以真正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

突破体系困境:专家下去,教师上来

所谓体系困境,是指现有的教师培训体系是以高校为主体的,没有构建起完善的县级教师培训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一方面,即便高校竭尽全力也难以满足1 600多万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更需要的是能够有专家深入基层教学一线,进行基于工作实践问题的指导培训,而不是去参加远离岗位的理论培训。高校专家尽管偶尔也能够深入中小学校,但其数量和频次还不能满足更多基层一线教师的需要。高校专家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精力完全融入基层一线教师队伍中;同时,尽管有部分基层一线教师能够有机会外出培训,但绝大多数基层教师却难有机会参与培训,更不能随时寻求高校专家给予指导。于是便呈现出“高校专家下不去,基层教师上不来”的困境。

现实情况是,基础教育阶段的绝大多数教师,是分布在县以下区域,而要想真正全面提升教师的质量,其出路只能是让基层一线教师有“身边的专家”。为此,就应该构建高校引领、以县为主的全面覆盖的教师发展体系,建立高校专业引领下的县级教师发展中心。高校专家不仅仅要培训骨干教师,更重要的是培養出一批既来自县域基层又能深入基层的教师培训专家,使其时刻活跃在一线教师的身边,真正服务于全员教师的专业发展。高等学校和地方要积极响应“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探索建立高校与县域教师发展中心协同创新新体系。

突破内容困境:提升教师培训的针对性

内容困境是教师培训中的一个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教师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总有隔靴搔痒、不达痛点的感觉,无论是从个体需求还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层次的群体需求,都难以得到精准满足。目前的教师培训内容和形式没有区分度,显得重复而缺少层次递进。这实质上是由于对教师能力发展的认知还存在“黑箱”——教师培训机构并不是不想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而是由于对教师能力发展规律整体缺乏科学认知而无从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要突破内容困境,就必须加强对教师能力发展的研究,深度把握教师能力专业发展的规律。为此,可以突破传统研究方式的局限,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来更精准地获取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体、群体特征性能力指标,评价、跟踪个体教师能力发展动态,把握不同教师能力发展所需要的模式和路径,打开认知每一位教师能力发展特征的“黑箱”,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而对于不同层次的教师培训,更是要把握梯度变化,从基础层面到高端层面,层层递进、逐步深化。

突破成效困境:让培训成果落地

成效困境的经典概括就是“听起来心情激动、回校后一动不动”,这揭示出教师培训无法带来教学实践变化的尴尬。若教师培训不能带来教育实践的变化,那么教师培训的价值又从何体现?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其本质而言大概有三种:其一,理论和实践存在鸿沟。专家理论讲得高深,但教师甚至专家本人也缺乏如何将理论转化为教育的实践。其二,教师培训脱离教育现场。从事教师培训的授课专家多是站在理论和理想的角度分析问题,教师在获取理论认知时缺乏教育现场的体验和顿悟,所学与所用无法建立情景化的链接。

破解成效困境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要倡导理论专家多参与实践指导过程、找到理论与实践之间转化的桥梁,培训项目不能止于教学过程的完结和课程的结束,要把培训课堂与教师课堂一体化,将实践跟踪指导纳入培训环节,促进教学转化。第二,要更多创设有教育现场的培训,提供激发情景思考、激发实践智慧和顿悟灵感的场景。第三,创设好的任务驱动机制,把实践任务切分成“微任务”,降低实践难度,激发教学实践的动力和勇气。

突破成本困境:期望与投入要成正比

成本困境即成本约束而导致教师培训预期成效无法达成,以及总是希望用低成本换取高成效这一矛盾。由于教师培训主要是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故强调成本约束、强化成本控制就成为必然。然而,目前的教师培训成本投入测算实际上是按照传统上大规模、标准化培训方式的投入标准,在这样的投入标准下,要期望个性化、多元化的培训方式和高水平的培训成效,难度太大。

要突破此困境,就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根据个性化的培训设计进行个性化的项目成本投入,而不能用一刀切、标准化的成本标准约束培训项目的创新与改革。对培训成效的期望与培训成本的投入要成正比,根据不同的培训要求及目标,给予制度范围内的适应性成本,加大对高端教师培训项目的投入,搭起成本和成效之间的资金桥。

【政策支持】

实施十大行动建强做优教师教育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基本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为我国教师教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央编办联合印發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计划》)近期发布,从师德教育、培养规格层次、教师资源供给、教师教育模式、师范院校作用5个方面,明确了十大行动,以建强做优教师教育。

按照《计划》规划,在师德养成教育方面,我国将研制出台在教师培养培训中加强师德教育的文件和师德修养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将师德教育贯穿教师教育全过程,作为师范生培养和教师培训课程的必修模块;在教师培养层次提升方面,引导支持办好师范类本科专业,加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本科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按照有关程序办法,适当增加一批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引导鼓励有关高校扩大教育硕士、博士招生规模。同时,办好一批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若干所幼儿师范学院;在乡村教师素质提高方面,各地将一方面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国家级贫困县为重点,通过公费定向培养、到岗退费等多种方式,为乡村小学培养补充全科教师,为乡村初中培养补充“一专多能”教师,加大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和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培养力度,并加强县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建设。

选拔优秀人才从教是振兴教师教育的重要一环。在师范生生源质量改善方面,国家将依法保障和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师范专业,将“免费师范生”改称为“公费师范生”,履约任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并积极推行初中毕业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培养,部分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高校师范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在教师培养培训方面,我国将启动实施“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启动实施教师教育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计划,遴选认定200门教师教育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推动在线开放课程广泛应用共享。

未来5年,我国一方面将支持建设一批由地方政府统筹,教育、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编制等部门密切配合,高校与中小学协同开展教师培养培训、职前与职后相互衔接的教师教育改革实验区,另一方面将综合考虑区域布局、层次结构、师范生招生规模、校内教师教育资源整合、办学水平等因素,重点建设一批师范教育基地,发挥高水平、有特色教师教育院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教育部等五部门还将通过加大对教师教育师资国内外访学支持力度、推进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与大中型企业共建共享师资和推进高校与中小学教师、企业人员双向交流等方式,优化教师教育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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