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的秘书长们

纪海涛

秘书长，往往被称为“二号首长”，他们是领导的“笔杆子”，更是心腹，甚至能与领导分享决策权，通常前途无量。因为肩负重任，他们在落实上级命令、下达相应任务时，也便有了操作的空间。某些毫无理想信念的秘书长们，利用自己的参谋身份，在罪恶的深渊中下沉，最终沉到人性的谷底，法律的边界外。

“我声色犬马、如同禽兽”

距一审开庭过去5个多月后，这名自比“禽兽”的厅官被宣判了。6月27日下午，安徽省政府原秘书长杨敬农因犯受贿罪，一审获刑10年、罚金200万。

1966年出生的杨敬农毕业于复旦大学，长达20年时间里都是在经济部门工作。他官路畅通，从一名科员渐次升为副厅长。面对组织的信任，杨敬农没有珍惜，反而利用手中职权牟利。早在1995年，他就以他人名义成立贸易公司，非法倒卖纺织品配额获利，用于在上海购买别墅。

2006年7月，他到任芜湖，后升任市长。深耕这座皖南城市5年之后，2013年2月，被调往皖北重地——亳州任市委书记。2016年，阔别省城十年，杨敬农回到合肥，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仅仅9个月之后，他的仕途戛然而止，倒在2016年最后一个工作日。

芜湖是杨敬农仕途之中承上启下的一站，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与陈树隆三次搭档的生涯，时长达5年多。1962年出生的陈树隆早年也在安徽的经济部门工作，2003年底赴芜湖任职，后升任市长。而接替他任副市长的，正是杨敬农。2008年，两人同时获得升迁——陈树隆任市委书记，杨敬农补缺任市长，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

后来，陈树隆升任省委常委，并于2012年起任副省长，杨敬农则在4年之后回到省政府，出任政府秘书长。除了长期搭档，二人连落马时间也非常相近：仅仅相隔52天，陈树隆先落马，发生在2016年11月8日，杨敬农则是12月30日。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13年，杨敬农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加快项目拆迁进度、解决土地权属争议、工作调动、调配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62.0353万元（其中597.0299万元未实际领取）、港币10.8万元、美元3.8万元。

其实除了上述受贿问题，杨敬农在忏悔时还披露，自己曾纸醉金迷、生活腐化。他回忆说，1993年到2000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堪回首、最难以启齿、最堕落腐败的8年”。回忆起这8年，杨敬农将自己比作为禽兽：“我声色犬马、如同禽兽、可耻之极，我自己都无颜面对如此恶劣行径，不惩处，天理不容。”

“堕落不是偶然”

同样在这个月，刘喜杰涉嫌受贿罪一案，刚刚被提起公诉。

一年前，吉林省纪委公布刘喜杰被查的消息。他被控在担任吉林省白山市委副书记、白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吉林省四平市委副书记、书记，四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吉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并兼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回顾刘喜杰的成长历程，他22岁入党，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对党忠诚，努力工作。他也曾积极进取，脚踏实地从县城教育局一步步干起，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低调做人，并先后在松原市、白山市组织部门任要职。

有两件小事，能证实刘喜杰当时对自我要求的严格。那时他刚调到松原市委组织部工作，一次，单位来客人请吃饭，由他买单花了9元钱，但是饭店给开出15元发票，刘喜杰到财务只报销9元，不占公家半分便宜。还有一次，科里分鱼，刘喜杰专捡最小的。那时，刘喜杰还经常把写文章挣得的稿费交给科里用作日常经费。年终总结时，单位给他的评价是：忠厚、踏实，不贪财。

奉行“人往高处走”的刘喜杰，表面上对自己要求一度还是严格的。因为在组织部门工作，为了避嫌，他阻止妻子提拔，取消妻子出国的名额……从松原到白山再到四平，妻子跟随他东奔西跑20来年，回长春办事，他不让妻子坐公车，也没给年迈的双方父母搞过“特殊照顾”。

但是，随着职务不断晋升，刘喜杰自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心态逐渐失衡、防线彻底失守，蜕变成“两面人”，特别是当上四平市委书记以后，更加肆无忌惮。正如刘喜杰在忏悔书中所反思的：“回顾这阶段自己导演的悲剧，得出一个结论，自己的堕落不是偶然的，关键是内因起的作用。”而彼时的刘喜杰执迷不悟，将党纪国法抛在脑后，违反组织纪律，违规提拔任用干部，大肆收受贿赂。

“‘总开关出了问题，必然会‘栽跟头。自己政治定力不足，理想信念淡化，不尊崇党章，党性不够坚强，使自己没了信仰，没了追求，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情操和良知。”刘喜杰这样总结自己的违纪违法根源。

相互作用的“塌方式腐败”

当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权力觀发生了扭曲，把执掌的公权拿来做利益交换，对整个政治生态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政治生态一旦败坏，就会使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走到邪路上去。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就是其中一员。

2016年10月19日，聂春玉一审获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万元。聂春玉于2014年8月被查，中纪委曾通报聂春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礼品；与他人通奸。他落马的主要原因，是在吕梁任职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严重程度在山西全省都相当突出，吕梁也因此成了山西“塌方式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调查过程中认定有30个人给聂春玉行贿，30个行贿人中间有29个人是党员干部，29个党员干部遍及吕梁市所辖全部13个县市区。这些党员干部给聂春玉行贿的同时，也在收受他下属党员干部的贿赂。

位于山西中部的吕梁，曾经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一部《吕梁英雄传》，塑造了曾经活跃在这里的抗日英雄群像，让吕梁全国闻名。这样一片有着红色记忆的英雄土地，为何频频出现腐败现象。

2003年到2011年间，聂春玉在吕梁市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聂春玉曾表示，山西为什么腐败严重，关键有资金来源。煤炭黄金十年，基本上就是2002年开始煤炭形势就好了，吕梁51%土地下面都有煤，掌握实权的这一部分官员，就是矿主所行贿的对象。“山西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我的体会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也对上面有影响，上面也对下面有影响。”

如聂春玉所说，吕梁市由于煤炭资源丰富，在近十年里飞速发展，从2000年前GDP全省倒数第一的最贫困地区，到2010年GDP排名全省第四，增速全省第一。许多人一夜暴富，但心态也一夜失衡，权力和金钱相互缠绕的黑色链条也随之生长、逐渐蔓延。

聂春玉吕梁主政8年，最终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很快就迷失在权钱交易之中。被捕后，他由衷感慨：“底线不能破，破了以后就收不住，破一次就收不住。”

（本文节选自《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