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爱着我

2018-09-14 02:47:54 读者2018年19期

1

早在11岁时,我就体验了后来电视上频繁播放的那句广告词描述的状态:感觉身体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厕所的次数达到两位数;白天,我带着一对眼袋赶往学校;冬天,体育课上简单的热身运动,也能让我汗如雨下,倒在操场边干呕。

母亲察觉我的异常,第一时间带我去了医院。医生拿着我的尿检报告审视一番,用笔圈出其中一项指标,随即起身,推开身后的玻璃窗,一只手撑着窗台,一只手比出一个“4”,对着对面那栋楼大喊:“检验科!检验科!刚才那个叫张小冉的女娃,尿蛋白是‘4个加吗?确认无误吗?”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医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地写下几行字,把检查报告夹在病历本里,推给母亲:“带孩子去华西看看吧,我们这儿,看不了。”

母亲捏着病历本,刚跨出医院大门,就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带着我直奔华西医院。

医生拿着报告单,认真地给母亲讲解:“每个人的肾脏都是一个过滤系统,像一个有筛选能力的漏斗,为身体留下营养物质,把废物排走。但你女儿的肾脏把蛋白质也送走了。”我听不懂,还没心没肺地喜形于色,心里盘算着:太好了,这段日子我应该不用去学校上课了。

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楼,刚走出医院大门,母亲就哭了。母亲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在独自抚养我的过程中,她是无所不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从这之后,她的泪腺闸门就好像被彻底炸开了。

2

2002年,我上初中后,开启了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在医院输液治疗、周末去医院复查的生活。在摸清了医院看病的流程后,我拒绝了母亲的陪同,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享受着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学期的一次诊察,医生建议我换激素治疗试试,让我把母亲请过来,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说:“我妈妈没来,每次都是我一个人看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能做主,我妈妈都听我的。”医生却说:“你们母女俩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来,给你讲完一遍,还得给你妈妈讲。”我很疑惑,走出门诊部,用IC卡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治疗方案有变。让我大跌眼镜的是,5分钟后她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母亲从未放心过我,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

我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选择接受激素治疗,并且每天心情愉悦地吃掉12颗“泼尼松”,还高兴地觉得自己长些肉会变得好看一些。曾有亲戚调侃,说我的肋骨可以当琴弹,一看我就知道我们家里穷。我不甘示弱地说:“我家才不穷,我妈妈赚的钱都买药了。我吃的药可贵了,有蜈蚣,还有鹿茸,贵得吓死你!”

我的确从未感到我家和“贫穷”二字沾边:在同龄人都在赶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时,母亲怕我累着,给我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电瓶车;后来,她又怕我在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时联系不到她,给我买了一部手机。这两款初中生眼里的奢侈品,让我成为班级里走在潮流前端的“弄潮儿”。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用母亲全年无休、上完正常排班再连轴转上通宵夜班的收入换回来的。

3

接受激素治疗期间,药物的副作用特别强烈,我的骨骺线提前闭合,再也没有长高,体重却发展到145斤。我开始讨厌逛街,讨厌买衣服。我受不了销售人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说“没有合适的码”。母亲察觉到我的抵触情绪,故作轻松地逗我:“咱们多划算啊,用同样的钱,买同样的衣服,布料却比别人多,赚了。”

2005年,我上了高中。随着“泼尼松”剂量减少,身上的赘肉也渐渐离我远去。这时,母亲也知道我已重新融入学校集体生活——老师在开家长会时,点名批评了班上早恋的学生,名单里有我。

家长会刚结束,我就听到了风声,心想完蛋了。可回家后,母亲并没有质问我,甚至没提这个事。这让我之后几天都过得提心吊胆,最后主动和母亲聊起此事。母亲犹豫了一下,说:“那个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况吗?你得和那个男生说实话,不能瞒着人家。”我心知母亲默许了我,开心极了,一个劲儿地说:“他知道,他知道,他啥都知道。”我被喜悦冲昏了头,完全忽略了母亲的担忧。很快,这份担忧就应验了。

一天晚自习结束,我们走出校门,并排走向公交车站,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忽然,有人大力扯掉了我身上披着的校服,连带我的头发都有强烈的拉扯感。等回过神来,我看到男朋友的母亲一边把他往自己的电瓶车上拽,一边大喊:“她有病!她会拖累死你!”

我心里一紧,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接着,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张口喊了一声“妈妈”,就再也说不出话。我哭得很过瘾,母亲一个劲儿地让我别哭,自己却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4

2007年,整个高三,我的病情都在反复。母亲的心情也随着我病情的反复跌入谷底,开始病急乱投医。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广告,说某家医院是治疗肾病的顶级医院,就拉着我去了。那里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给我们开出一张高额的药费单,一服中药500元。

那时,母亲已经下岗,新找的工作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钱。她拉着医生的袖子,问医生能否便宜点儿。医生拿出一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患者的年龄和支付的金额,推到妈妈面前:“看,还有一服药收1200元的,收你500元,是看你孩子生病多年,我太想治好她了,收的成本价。”母亲看了看我,坚定地说:“我们治。”

在我坚持服药的第二个月,一家报纸刊登了本地黑医院的名单,给我开中药的那家医院赫然在列。母亲带我再次去复查时,整栋楼已经人去楼空。我十分心疼被骗走的药钱,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宽慰我说:“没事啦,你不是嫌坐公交车晕车,抱怨这儿太远了吗?这样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们还是回大医院继续看。”

母亲说得很轻松,可我知道她已经没有钱了。母亲下岗再就业,一直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学习公司发下来的资料,生怕断了收入,让我无法继续治疗。

高三下学期,我再次入院,选择做肾穿刺活检手术。手术后,肾穿刺活检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我患的是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肾炎。医生说,虽然我是整层楼的病友里患病时间最长的,但由于我长期接受治疗,“养护”着我的肾,我的病情是最乐观的。“所有的功劳都属于你妈妈。幸好这8年,她从未想过放弃。”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健康,我从最初的每周复查一次,减少为每年复查一次。

如今,我也是一个母亲了,有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有了宝宝之后,我理解了母亲当年所有的心路历程。我爱我的孩子,就像母亲爱我。

(十四寒摘自网易人间工作室,本刊节选,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