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工作,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2018-09-14 02:47:54 读者2018年19期

卡勒德·胡赛尼 李继宏

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里唯一的共和党党员。

但被污染的空气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得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树林和原野都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以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我跟爸爸说等我5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正好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店,店主是一对年迈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病,先生则换过髋骨。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悬疑小说,突然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走进杂货店。我发现阮氏夫妇站在柜台后面,吓得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店里,橙子散落一地,杂志架翻倒在地,一个装牛肉干的罐子被砸得粉碎。

原来爸爸想买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一张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件。“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咆哮道,“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并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来这里。”阮先生说,他站在他妻子身前,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一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要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头来,“你快离开,要不我就喊警察了。”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眼睛一直盯着爸爸。我拉着爸爸离开,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了一本杂志。我让他在街边等我,然后转身回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算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厉害,这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树枝到烤馕店去。店主用刀在樹枝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中取了一个馕饼给我们。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一点儿问题,不用身份证件。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感谢阮氏夫妇没叫警察,然后带爸爸回了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只吃了两口,就把盘子推开了。

我的目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被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一个再婚的鳏夫,总会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德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一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一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我看着玻璃杯里的冰块说道。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着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自行车。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初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

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个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换油、擦洗风挡玻璃,还要收银。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一个顾客在等候。在荧光灯的照射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

被聘用那天,爸爸和我到圣何塞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一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会有两个酒窝。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拿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拒绝我。”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

(三 肴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追风筝的人》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