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学

李诚

何谓“国学”？

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余浅见，当有广狭二义。其广义：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凡载诸金、甲、骨、石、竹、帛、纸张者，皆可称之。其狭义：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凡诉诸汉字、图画而关乎文、史、哲、语之史、论者，方可得称。

以时间言，无论广义、狭义，皆当有时间限断，不能无限下延。盖“国学”既属传统文化，即不得不有时间限断。至于今日对其中内容之阐释、发扬，当为另一题目，不得径指为“国学”本身。未来生于30、40世纪者会否将今日阐释、发扬之林林总总纳入“国学”范畴，也应为另一题目，未可预知也。

以空间（内容）言，上述“广义”者，略与今之中华传统文化义同；上述“狭义”者，则仅指中华传统文化中载诸文献形成史、论，公认可谓之“学”者。故“广义”所指，泛及于芸芸众生；“狭义”所指，则仅专家学者可凭其一二技而驰骋其疆域。无论“广义”“狭义”，学者穷其毕生，所知不过鼎中一脔，故所謂“国学大师”者，实恭维之虚词也。以余之浅陋，亦曾受不少前辈时贤耳提面命，然未闻有自诩“国学大师”者，偶及此词，多笑而不论。凡有自称，固欺世盗名，贻笑大方者；至于吹捧者，则多别有用心，醉翁之伦也。

如何看待国学？

今日之“国学”已成显学。凡言及“国学”者，政治家谓与华夏性命攸关；道德家责数典岂能忘祖；教育家吁中华精髓在是；实业家倡商须兼儒而行；投机家则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是皆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由此亦可知，“国学”实与中华民族纠缠而并生，挟裹而同行，娓娓有自来，泱泱而无竭，浸润于华夏诸族精神、生活之中。然“国学”既自然生长之客观存在，其数千年生长又孕育于奴隶制、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中，固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用与无用相生，兼容并包，盘根错节。尤值得注意者，此“并存”与“相生”实乃孪生，故讨论、传承、发扬与“国学”相关之种种，岂能不小心翼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用其当用者，而限制其不当者。

兹举一例以明所谓“孪生状态”之含义及所致之困窘。西方文化与“国学”交集，以天主教明末来华传教始。至1668年，康熙帝持保护天主教宣教政策，又以宣教士南怀仁等主持“钦天监”，延请耶稣会修士于宫内讲授西方天文、数学、地理、人文、宗教。 以康熙帝所作《基督死》《生命之宝》二诗以及1692年所下《容教令》观之，其时康熙帝对天主教颇为有意，乃至传教士以为康熙帝实已接受天主教信仰，甚而可能令中华举国皈依天主教。然有人诉诸教廷，中国人祭祖祀孔有违天主教教义。经若干争议，教皇终于1704年发出禁令，禁止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康熙帝旋于1705年始采取反制措施，终致1721年明令禁止中国传教。此后雍、乾、嘉、道数朝踵继之。直至1939年，教廷方变通认为祭祖祀孔乃世俗礼节而非宗教，遂允许其与天主教义并存。然时过境迁，天主教终与中华擦肩而过。后人于此功过是非多有议论，或以为：设罗马教廷与康熙帝很好协调合作，或足以推动中华对天主教之普遍信仰，其结果乃西方文化提早两百余年进入中国，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可随之提前；或以为：即使罗马教廷获得康熙帝支持，亦未见得可以推动中华对天主教之普遍信仰，即使中华普遍信仰天主教，也未见得西方文化足以生根而中国可以现代化。其中关键，于康熙帝览阅罗马教皇禁令后之批示、传旨和谈话中可略窥一斑。康熙帝一则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再则言“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三则云“颜当（时任福建代牧之法国外方传教会士）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1]所谓“中国之大理”“中国道理”“中国经书之道”不即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耶？究其根本，教廷与康熙帝之间冲突，实则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冲突。天主教及其教义姑勿论，而所谓“中国之大理”“中国道理”“中国经书之道”，仅以祭祖祀孔观之，仅以一部二十四史观之，皆“精华”乎？抑或“糟粕”乎？“取”之如何？又如何“去”之？此中利害参合上例，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任何走极端，不负责，全“取”全“去”皆为轻率、错误。

究竟应该如何承继此人类独一无二之文化遗产，扬弃并利用之？

余以为仍可分“广义”“狭义”两途考虑。

请先从“狭义”言。

此乃专家、学者责。其内容则无非保全、研究、普及三事。前已言，从“狭义”言，“国学”仅指中华传统文化中载诸文献形成史、论，公认可谓之“学”者，尽管浩如烟海，但毕竟有限。国家当举国家之力，对其进行穷尽、权威之整理、保全。所谓“权威之整理、保全”，指如乾隆时期修《四库》，由国家出面，国家图书馆牵头，集合全国最好之专家施行。时下各地颇流行种种项目，费时费财且不能保证质量；又项目之间，团队之际，常有抵牾，事倍而功半。如今日科技之发达，举国家之力，国故之整理当又快又好而无愧于子孙后代。于此保全基础之上，自然当有很好研究。研究仍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最终达成之目标，最紧要者即扬弃，即形成共识：发扬光大者为何？不宜当代而应束之高阁者为何？普及工作应由政府担纲，专家责无旁贷承担重任，盖优秀传统文化不能误会、歪曲、戏说也。民众或仅能浅显理解简单之“国学”，然亦当保证此“简单”者实属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俾“浅显”者亦大致准确。

请次从“广义”方面言。

此乃政府、民众、专家三者责。“国学”中实有五千年之宝贵遗产，可以适当植之经济建设中，俾现代经济文化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承继发扬并行而不悖；亦可以重塑、重建国民精神，使国民精神之重塑、重建与经济文化建设并行而不悖，真正达成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

兹举两例以阐释上述“广义”思考。

例一：《成都建城节随想》[2]

任何城市、旅游设施建设，究其本质，皆为文化之建设，因而与其有关之任何规划也皆为文化之规划。尤其古老如成都，有数千年人文历史，涉及其发展规划，任何漠视文化之设想皆为对历史之割断，必然陷城市发展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之境。

“水”，乃人类生存前提。古代人类尤然。“水”不仅为其生存所必需，亦为其迁徙所依赖。而“水”亦正贯串成都数千年建城史之命脉所在。谓予不信，试看成都之“水”史：

大禹治水，肇始岷江；[3]杜宇娶妻，自江源地井。[4]鳖灵泄洪，苏醒岷峨；[5]李冰伏魔，乐山佛脚。[6]李白饮水井坊，低吟“夜发清溪向三峡”[7]；杜甫居草堂，高唱“门泊东吴万里船”[8]。都江堰分内外江，垂千载美名；府南河聚濯锦水赢国际人居大奖……如今铺展成都地图，蓝色细线如蛛网密布，水网纵横，汩汩滔滔，冥冥之中，历史固执己见，一往无前，岂得以人之意志为转移？其实又何需乎凡夫俗子之自作多情！顺应自然，融会历史，成都建设之规划，正当以“水”为纲，承继祖宗基业，做一篇“水”之锦绣文章。此固成都地利之所使然，更乃成都歷史宿命之所使然。其间实蕴含着中华文明建构之惊天秘密。

回溯既往，学术界恒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之唯一起源与中心，故远有“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9]之颂歌；近有东方“黄色文明”相形于西洋“蓝色文明”之自惭形秽。[10]然而随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尤其三星堆之辉煌发现，中华文明乃多起源说已为学界之共识。

而长江流域文明实乃多起源中之尤为杰出者。

自文化渊源言，长江实源自岷江。此古有成说。《尚书·禹贡》谓大禹抑洪之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华阳国志》称李冰治水之先至岷江源“从水上立祀三所”。《史记索隐》曰对江神祭祀“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寰宇记》说“有荆人鳖灵死，其尸浮水上至汶山下又复生”，皆为明证。《话说长江》所谓长江源出青海境内沱沱河，古人乃误指岷江云云，[11]实数典忘祖，徒知地图而不知文化为何物。

以成都为中心之古蜀，号称天府，正岷江所养育，亦古籍所载中华先人之出处。以诸籍所载而言，则黄帝妻嫘祖在今阿坝松潘叠溪，其二子青阳、昌意降居岷江、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高阳，[12]帝高阳产伯鲧若水之旁。[13]鲧子大禹生岷山石纽，[14]禹子夏启窃天帝神乐舞《九招》于天穆之阳……[15]上述诸地，皆在古蜀境内。以神话传说而论，则蚕丛仿佛黄帝，望帝恰似后稷，鳖灵相当鲧禹。岷江犹文明之渊薮，成都乃中华之渊源信非虚言。

古蜀人从岷山中来，沿岷江而下，今日之温、郫、崇、新、灌无不满布其足迹，远古城址，随处可见。人类之初，往往傍水而居，三星堆邻牧马、鸭子河，成都依府河、南河，斯皆其例。金沙亦然，据旧河道之上，踞成都市之中，遗址宛在，遗物昭然，谓之绿色文明，或不为过；指为成都建城之始，实非妄言。何必食张仪筑城之古，[16]不化于考古灿烂之今？

有城则应有徽。徽记之兴，人类各族皆然。金沙既为成都建城之始，则金沙所出太阳神乌（今称“神鸟”实大谬不然）为成都城徽既当之无愧，亦上帝所独赐。上帝之偏爱成都，竟至于斯！亦有往古神话为说：《山海经》为中国神话渊薮世所公认，为古蜀人传古蜀说亦众所周知。其谓西南海外有部落名羲和，其中有女子亦名羲和。羲和嫁帝俊为妻，生十子谓十日。羲和沐浴其子于甘渊，浴毕一子，即交付金乌，由金乌背负而上，登扶桑树颠。是即为日出。[17]方之古希腊神话，其辉煌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成都以金沙太阳神乌为其城徽，实足堪与世界各古城比肩，亦实足自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既以“水”为线索贯串成都建城历史、建城规划，以金沙太阳神乌为其城徽，以金沙遗址年代为成都建城之始，则成都实需一“建城节”以彰显其历史与文化内涵。考节日之庆，有假则兴，无假则衰，故当由市人大立法，昭告天下，清明即为成都建城之始。是日，市府官员当依李冰故事，率社会各界翘楚至都江堰，举行仪式，开闸放水，以此为“建城节”之始，成都由是于三天之中陷入狂欢，种种政治、文化、经济节目皆可寓于其中。“建城节”于是乎立，金沙遗址于是乎存，太阳神乌于是乎为城徽，成都城市地位于是乎超越众城之上……

此例将古籍中历史记载、神话传说与现代考古发现融合一体，充分彰显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之丰厚内涵与价值，于提升成都之城市地位，增加成都人之乡邦自豪感，强化成都对旅行者、投资商之吸引力，或可置一虑；亦当今“国学”建设之一途。

例二：国学与信仰。

上世纪“困难三年”，果腹尚不能，油、肉更为奢望。余与诸姊妹寄居祖母家。蒙亲戚善意，祖母每月可往其所开小面馆取一罐骨头汤。祖母携汤步行二十余里抵家，往往已过晚上10点。盖当时要汤之举乃“开后门”，须待面馆打烊方能行之。每忆及此，余有无限感喟，物质生活已匮乏如此，于亲戚家小面馆索些须骨头汤竟然有“开后门”之嫌……饥饿之中，民众仍守此道德底线、是非观念；仍使社会平静如此，信仰之伟力竟至于斯！

开放以还，国门洞开，思想物质，蜂拥而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今人固已不屑骨头汤，然惴惴不安于“开后门”者，恐亦荡然不存。“信仰危机”，屡见诸报端。……民族信仰何在？金容沃先生讲座乃予余极大启示。[18]

讲演题为《韩国文明的源流以及中国文明的未来模式》。金先生先概述韩国历史、韩国文明特色与思想渊源；次阐释中国文化对东亚文明之影响；进而提出当下新中国文化发展亦必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之阶段。经扬弃后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为未来人类思想、信仰之主流。讲演近结束，金先生提出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9]人生目标与听众共勉。在场听众皆为年青学子，无不为其思想之深刻，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热忱而折服。余时为讲座主持者，对金先生提问云：“世人通常认为个人、民族、国家皆须有思想道德上之信仰，以为立人、立族、立国之根本，故屡屡乞灵于宗教。依先生之意，现代人并不必须持某一宗教信仰，先生之意，倘能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某些重要思想以为持身原则，即可为信仰？”金先生连连点头称是。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1]固可以为人生理想、信仰，宋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2]更乃国学中儒家崇高人生理想最精粹之表述，足可以终身信仰之。倘是皆高大上而不适于芸芸众生，则孔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又何尚不可以为人生之终身信仰？

然吾辈究应如何来推行国学中的优秀成分，如何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普遍之信仰？余以为，当从自身做起。《论语》记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即是。又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奴隶制、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中，故国民性格喜从众，信政府，忌出头，重实际。是国民以国学中优秀含蕴为信仰实需大力引导、教育。民众最好、最直接之导师即政府官员、政府机构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员、学校教师。

注释：

[1]以上可参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

[2]此余早年所撰，今置于此，亦予成都建设之建言云。

[3]《尚书·禹贡》谓禹之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4]《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扬雄《蜀王本纪》：“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

[5]《说郛》卷六十四上收《寰宇记》：“有荆人鳖灵死，其尸浮水上至汶山下又复生。”《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扬雄《蜀王本纪》：“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

[6]《水经注》卷三十六：“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河神赑怒，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遂平溷崖，通正水路。”

[7]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八。

[8]清仇兆鰲：《杜诗详注》卷十三。

[9]光未然词、冼星海曲《黄河颂》。

[10]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金枫出版公司1988年版。

[11]中央电视台纪录片，1983年播出。

[12]以上并见《史记·五帝本纪》。又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山海經·大荒西经》郭璞注：“《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14]《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扬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坪。”又《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15]《山海经·大荒西经》：“此天穆之野，髙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16]见《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

[17]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东经》。

[18]金容沃，韩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被誉为“韩国国师”，明星学者。从1999年至今，先后通过韩国主流电视媒体，将中国古籍《论语》《道德经》《金刚经》等以现代脉络再次诠释，制作出极受欢迎之节目，风靡韩国。1999年底，其于韩国电视台开讲“老子与二十一世纪”哲学节目，不仅收视率空前，连当时金大中总统亦为其忠实观众。金先生迄今出版了著作六十余部，多登畅销书排行榜。其著作被誉为韩国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生必读书。

[19]语出《论语·公冶长》。

[20]此语本出《礼记·大学》，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1]语出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载《范文正集》卷七。

[22]此语原出朱熹、吕祖谦所编《近思录》卷，原文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明、清诸儒及今人所引略不同。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