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杂记

李永晖

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决了横亘于台湾海峡39年的人为藩篱，有力地推动着大陆与台湾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迅猛发展。在我直接参与的若干川台文化交流活动中，令我感触最深、记忆最清晰的是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破冰东进，赴台展览。现将我当年亲闻亲睹的几件事爰述于次，以飨读者。

张光远流血护宝

应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国时报》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1999年3月25日威震中外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翘首以待的台湾同胞见面了。这次能将189组（件）三星堆出土文物从四川安全地运抵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著名考古专家张光远功不可没。张先生对三星堆出土文物十分迷恋，情有独钟，不仅多次到四川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而且勇挑大梁，负责赴台展出文物的点验、押运和展陈。3月15日，三星堆出土文物运抵台湾，在由若干辆警车保驾护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途中突遇车祸，张先生头部负伤，而车上文物却万无一损。3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继先和我率领的交流团甫抵台湾，前来迎接的张先生笑着对我们说，“这批国宝安抵台湾，我是付出很大代价的，是负了伤、流了血的，请国家文物局给我颁奖。”马自树副局长听罢，立刻趋身向前拥抱他，笑答道，“保护国宝，劳苦功高，我们感谢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岛内刮起“三星堆”旋风

此次负责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展览的工作，主要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学者秦孝仪担纲。这位湖南籍的八旬老人满怀殷殷爱国之情，披挂上阵，八方奔走呼号，不辱使命。在三星堆出土文物还未运抵台湾之前，他便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公开表示，“三星堆出土文物是国之瑰宝，中华民族的荣光，台湾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应享有这份荣光。”他还说，“此次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展览，实为两岸断绝半个世纪文物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大陆文物首次敲开台北“故宫博物院”森严的大门，的的确确可歌可贺！”同时他还呼吁台湾官方人员和各界人士都来参观，尽领这批国宝的风采，尽享灿烂中华历史文化的荣光。讵料，这位台湾泰斗级的文物专家登高一呼，岛内群情激奋，迅即刮起“三星堆”旋风。在三星堆出土文物展出期间，岛内3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纷至沓来，场面非常火爆，就连半身不遂的中国国民党大佬李焕也坐着轮椅前来观看。

连战活像“大立人”

3月25日下午，中国国民党政要连战兴致勃勃地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观展。当他驻足铜铸“大立人”前，导览人员说他嘴型宽阔，鼻子又高又大，酷似这个“大立人”。随即身旁人员也来凑趣：“真像！真像！”不比则罢，这么一比更勾起连战对“大立人”的兴趣。他忽而俯首，忽而侧身，又仔仔细细品味了一番“大立人”，看罢不禁莞尔一笑，“确实有点像，不过他老人家是四川人，比我大好几千岁。”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陈德安妙语如珠

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之所以宝贵，在于它雄辩地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一体性，并推断出古蜀历史的发生比过去认定的时间还要早2000年。3月28日，参与当年文物发掘的专家、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陈德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台湾同行进行了三星堆文物发掘的专题演讲。这位40岁出头的年轻教授在讲论中不仅详述了当年对三星堆文物的勘测、发掘、整理、修复和研究经过，而且用地地道道的四川话幽默地讲：“这几天在香港报端上看到某某是‘帅哥，某某是‘阿妹，这使我顿生灵感。三星堆出土的铜铸‘大立人英俊挺拔，是古蜀的‘帅哥，那含情脉脉的人头像，当然就是古蜀的‘阿妹了。”同时，他还指出，“祖国大陆的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母亲。从三星堆出土文物和近年来考古的新发现来考察，我却认为黄河是中华文化的父亲，长江是中华文化的母亲，而且我们的父母早在4000年前就彼此相恋，结为连理了。”陈教授如此妙语连珠，讲得大家点头示许，掌声不迭。

卡特大饱眼福

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多次表示，“三星堆出土文物从四川来到台湾，是大陆同胞带给台胞一席精美的中华文化飨宴。”美国前总统卡特很走运，他甫抵台湾正好赶上这一展览，得以大快朵颐，尽品中华文化瑰宝的美味。说实在的，卡特此次来台参访并不十分愉快。他下机伊始就遇到死硬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党徒发难——那个极不懂事的女人吕秀莲公开要求卡特为中美建交赔礼道歉。卡特是个聪明人，他礼貌地回答说：“中美建交是正确的，给台湾也带来了不少好处，不能道歉。”搞得吕秀莲这个政治狂徒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对于卡特来说，此行唯感欣慰的是大饱了一次眼福。他驱车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得比较仔细，看完后他不禁惊呼：“遗憾，上帝只给了我一双眼睛，三星堆出土文物不仅是中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奇迹，人类文明的明珠。”

张豫生偕我到川菜馆一啄

此次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展览取得巨大成功，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四川绵竹籍台胞、南宋抗金名相张浚之后胄张豫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乡长满怀拳拳爱国之心，饱含殷殷爱乡之情，多次来川与我们协商，而且在返台后用尽解数，筹措展务费、文物租用费与赞助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建设费，并亲自出马邀请中国国民党政要出席展览开幕式，真可谓煞费苦心，备为辛劳，令人感佩。在商籌三星堆出土文物赴台展览事宜中，我与张先生交往密切，相互配合得很愉快，并从中建立起忘年交情。这位老前辈知晓我是个对川菜文化有点研究的“饮食菩萨”。我们交流团到了台湾的第三天中午，他特意为我开了个“小灶”，邀我去台北南京西路桦庆川菜馆吃川菜。坦白地讲，台湾的川菜馆虽然很多，但做出来的东西能待得客的，却没有几家。桦庆川菜馆原是成都籍厨师吴少成开的，吴死后现由吴的徒弟庄贤三主厨。我俩到达桦庆川菜馆后，庄氏夫妇盛情接待，不一会儿他们所做的几道菜便端上了桌子。不待动箸，启眼一看，色、形都不周正。张先生指着摆在我面前的“蚂蚁上树”对我讲，“请您尝一尝，能打多少分。”我动箸尝了一口，便诙谐地说：“这道菜，菜不对题，肉末不酥，汤加多了，肉末未粘在粉条上，‘蚂蚁没有‘上树，变成了‘蚂蚁过河。”庄老板听罢，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笑嘻嘻地对我说：“哥子是内行，我们今后改进。”吃罢饭，在返回途中，我对张先生说，“三星堆不仅出土文物惊世骇俗，那里的川菜味道也挺不错，我曾在离三星堆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的‘苍蝇馆子吃过他们烹制的‘蚂蚁上树，粉条粘肉末，亮锃锃的，味道之好，不摆了。”张先生听了很高兴：“下次回四川，您一定要带我去亲眼看看他们是怎样做‘蚂蚁上树的，究竟有些什么玄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