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属性、内容及文献价值

香莲

摘 要：《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是记载关于清代准格尔历史之一的札萨克衙门档案，该档案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虽然清代满蒙汉档案资料很早以来就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关于地方蒙文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却很少，尤其是作为重要文献之一的《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介绍该档案的“文献”特征，并对比汉文“文献”，描述其文化含义。

关键词：《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文献属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39-03

研究满蒙史料，特别是研究其中的一个地域（准格尔旗或鄂尔多斯）或清王朝的某一个特殊事件（如：封爵制度），除了汉文文献资料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清朝满蒙档案这样的第一手民族文献资料中分析它们的某些历史事件和资料本身的文献特征。目前学界对于《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所以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和文献学的文献是两种概念。文献学中所指的文献是“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验证历史的依据，它可以是书，也可以是人，统称则为‘文献”[1]，而我们在这里说的“文献”是专指它的“文”之特点。

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目前的研究成果很多，如黄爱平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安徽大学历史系张子侠的《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等，但这些研究多为针对汉文文献，对于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尤其是清代蒙文文献资料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蒙文文献资料的整理非常重视，相关成果有：李保文的《17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影印），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齐木德道尔吉主编的《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齐木德道尔吉等整理的《清朝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达力扎布的《蒙古文档案研究——有关喀喇沁档案译释》，乌云毕利格的《17世纪20—30年代喀喇沁部的台吉和塔布囊》《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等。对清代蒙文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限，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乌日娜的《清代蒙古文历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主要分析了蒙文文献资料，并未涉及《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目前介绍该文献的有赵娜仁的《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全宗档介绍》（《内蒙古档案》1990年第1期），哈斯巴根的《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与蒙古区域史研究》，等等。

一、《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的文献属性

《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它作为记载清朝蒙古区域史的历史文献，与其他汉文历史文献有一定的共同点，但也存在不同之处。

《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作为清朝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一，“民族性特征鲜明”[2]，它的载体特征是纸质形式的收藏，装潢形式是线装，现档案馆把这些准噶尔档案装订了成长方形册本，标有页码。该档案是在麻纸上用毛笔书写的，绝大部分是蒙文，有时也混有满文书写的人名、地名和年月日。清代很多书籍都是线装，而线装这一形式“大约明中叶兴起，沿用至清末民国间，基本上被洋装书取代，但线装这一传统形式至今仍然在某些图书中沿用”[3]。该文献的形成属于“著、述、编、译”四个形式里面的“著”还是“述”呢？“著作”强调的是“无本于前”，“前始未有”；“述”是“古已有之”。《准噶尔满蒙老档》是专门记载清朝和准噶尔及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官方文件，且没有第二个编写和分析的过程，这样它应属“著”，而不是“述”。而且“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得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专著”[4]。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把清朝蒙文档案定义为“著”这个范畴。该文献的流布形式是“抄写”，那它的版本是属于写本里面的手稿本、清搞本、抄稿本，还是属于抄本里面的哪一种？手稿本强调作者亲笔所写，往往多勾改涂乙。而该版本不存在改涂，所以应该不是手稿本。清稿本一般强调由作者亲手誉写，虽然大都是请人誉写，但往往要经作者勘校，也存在有少量添改，添改则为作者手迹。抄稿本直接国录，仅次于稿本，一般根据跋语来定。对于《准噶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的撰写年代，哈斯巴根在《蒙古史研究第八辑》里认为：“可能是从乾隆晚期到嘉庆朝开始有档案的写、抄和与此相关的较完备制度的，后来这种制度延续到民国末年，这可能是准噶尔旗衙门档案反映的年代并不早的原因”[5]。抄本指的是一般手写本，其中往往有特别罕传的书籍，从这个角度看，只能说是属于“抄本”。《准噶尔札萨克衙门档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精注精校”“不缺不讹”的特点，又具有稀见的文物价值——它具备了善本的两种标准，所以无疑是一本“善本”资料。该档案在内蒙古档案馆（装订成册的档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信息中心及内蒙古各高校图书馆皆有收藏。

二、《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的内容

《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是清朝准噶尔历史文献，跟其他清代满蒙文献相比，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内容方面。《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收录的文书是准噶尔旗扎萨克衙门与理藩院、绥远城将军和邻近各旗县为主的官府間往来公文。此外还包括土地关系、犯罪记录和土地纠纷以外的诉讼，旗的政务和财政，边界，佛教，旗丁与社会治安，八白室祭祀，汉族的习惯，救济人口的流动，会盟，台吉与阿拉巴特、随丁和扣波特的关系，盟长、札萨克、协理和台吉的世袭系谱，路引、证书，薪水、俸禄的文书，驿站、文书送递事务，黄河渡口，进贡、年班、木兰围班，苏鲁克，盐碱务，开煤矿，茶叶贸易，种鸦片，等等，内容十分丰富（见表1）。

《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清代蒙古封爵制度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清代准噶尔史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准噶尔历史人物也有重要价值，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和领域。对此，哈斯巴根先生在《准噶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与蒙古区域史研究》中有很详细的陈述。

三、《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的文献价值

清代满蒙文献资料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因为清朝的统治阶层是满族，跟北方民族蒙古族一样，具有深厚的游牧民族特色。所以在研究清朝的历史方面，研究满蒙文献档案也是很有必要的。《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文献是研究清朝满蒙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那么对《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以什么样的研究角度分析更科学、更合适呢？首先来看以下的几个误区。第一，西方学术界始终以欧洲中心观的视角和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清朝历史，把清朝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满洲人“汉化”研究，从“汉人”或“汉文化”的角度分析清史，以满洲人主动或被动接受汉人和汉文化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这样清史研究存在着以汉族为中心、从中原汉人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清史、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支撑的倾向。第三，部分清史研究者强调学习汉语以外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藏语、察哈台语等，利用非汉语的原始文献而非翻译文本来研究和讲述历史。

研究清朝历史，满蒙资料是不可或缺的，《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就是重要文献之一。《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有以下几方面重要价值。

（一）蒙古族历史文化特点突出

《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是用蒙文写的，虽然内容是清朝的政策制度及清政府所提供的信息，但它是以浓厚的蒙古族游牧社会特点的生活文化为基础的。他们的社会阶级矛盾是广大牧民和少数封建主的矛盾，宗教信仰虽然从萨满转到佛教，但他们的基本生活经济来源仍然是原来的游牧经济。所以蒙古牧民和封建统治者们与清朝在经济上还是以原来的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互市形式为主，以补充单一的游牧经济缺乏的手工业和农业物资。蒙古地区与在汉地的统治不同的是，除了清初和特殊情况下的武力征服之外，满洲统治者并未在边地实施类似“剃发”这样的抑制政策，也没有过度介入这些边地固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傳统，让蒙古族拥有独立的发展空间，并基本保留了“北疆”的文化独立性。清朝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地就获取了这些边地民族对满洲人“正统”统治的认可，而清朝也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游牧和农耕经济有效结合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模式。《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就是记录这些史实的文献，因而对研究清代蒙古民族文化、生活的文献价值。

（二）对研究清朝统一全国的政策及对蒙经济援助的价值

以完全统治蒙古为政治目标的清朝统治者，有自己的统治理念和统治政策，所以在对待蒙古各部的关系上充满了政治色彩。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畜牧业是其主业，因而急需农业和手工业的补充。清统治者在处理跟蒙古族（包括准噶尔）的关系上，往往以经济援助为靠山推行其政策，《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中就包含大量这样的信息。所以，研究满蒙牧农经济以及清朝的满蒙政策，《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长城以南的王朝通过朝贡或是和亲等都未能成功解除边地游牧民族犯边威胁，而满洲统治者通过与边地民族的联姻、朝觐、封爵、宗教等建立了一种多元的以政治目的为背景的文化关系，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严重困扰历代中原政权的北部边疆安全问题。这其中，经济援助和清朝对准噶尔的封爵制度是关键，而《准格尔扎萨克衙门档案》对此有大量记载。

参考文献：

〔1〕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4.

〔2〕王立.满文历史文献探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9）：65.

〔3〕〔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29，31.

〔5〕〔6〕哈斯巴根.准噶尔扎萨克衙门档案与蒙古区域史研究[A].蒙古史研究第八辑[C].内蒙古大学出版，2005.260，260.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