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及人道主义书写

刘奕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1

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初的文学，曾辉煌一时，但时至今日，留给我们的印象却不那么深刻，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点，一是文学发展更新换代，各种潮流，流派的兴起让人应接不暇，不太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一味地缅怀过去。另一方面也是80年代初期的文学政治主题鲜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仍很浓厚。文革结束后国家发表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直接限定了文学领域叙事的话语空间，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文学叙事的整体基调与范式。因此，新时期早期的文学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创作中发生了重大转变。如话语转型，人性复苏，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个性解放。

一、新时期初文学的话语转型

文革文学长达十年，它的结点并没有伴随四人帮的垮台而宣告终止，它存在的时间和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更久。文革的话语规范体系被定格在相对完美的框架中，无论是“要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还是“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文革文学”都有自己的一套模范化的话语模板。在这种影响下，当时备受推崇的作品如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等，轰动一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四人帮”的垮臺，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主题。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围绕着“四人帮”的恶行，揭露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造成的危害。因此作品塑造一系列抵制“四人帮”的人物，或者受到“四人帮”的迫害的人物。刘新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发轫点。其中《班主任》全篇围绕着问题学生“宋宝琦”而展开，如何改造他，拯救他为故事的主线。当时四人帮粉碎不久，教育问题是社会极其重要的问题，文中谢慧敏式的学生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改革新时代，教育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使教育秩序摆脱混乱和重新整合。文学话语的转型和作品主题的转换是新时期文学的关键转折点。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转变是非常复杂的，话语转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文革文学遭遇新时期文学质疑和重估的时候，中国文学的基座必然会出现裂隙，松动甚至坍塌，例如伤痕，反思小说以暴露，揭发重新审视高大全的文革文学为主；人道主义小说以怀疑主义探究真实或虚无；后期的寻根，先锋文学以前卫的现代主义一探究竟。因此，面对新时期的话语转型，我们必须回归“文革文学”话语的历史背景，在“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现场找寻“新时期文学”的由来。

二、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书写

新时期文学转型不仅涉及到话语转型，主旨转变，还有新时期出现的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和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书写。讨论始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反思，反思中开始注重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权利问题。当革命不再是唯一的官方话语时，文学就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重新的审视与书写，用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切入新的主题。人文主义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文学表现最直接的启示是从“人”的角度反思历史，反思文革。

1980年第五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信，一位叫“潘晓”的叙述者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上从“个人”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面临的困境，这引发了关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其中路遥算是80年代初期作家中对个人主义思想有自觉表现的一位，从“生活”到“普通世界”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追求是路遥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高加林的描写处处都体现着个人主义，无论是向往城市生活，还是为了前途抛弃巧珍，都是源于他内心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个人主义正是推动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叙述动力。此后韩少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等作家都有人道主义方面的书写。实际上80年代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提供西方文学中那样强大的个人主体，事实上，中国也很难诞生西方式的强大的个人主体。不过，这些小说中的“个人意识”的复杂张力，都有着作家参与历史的痕迹。这些人道主义作品不仅探索了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道路，而且初步阐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反思复杂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已成为反省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有效节点，卡夫卡的“异化”主题显然使作家开始关注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个人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成为探索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新时期文学的转型是时代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文学的整体格局、价值取向、精神内涵和话语形态诸方面会发生全面的转变。最简单来说，即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而这其中，人道主义又伴随着文学的转型产生与发展，至今达到了高潮。今天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解剖，还是对人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书写，大部分作家都能深入现实，挖掘人性，让作品中的人真正成为作品的主人。这种关注现实的创作，再次告诉我们，文学将始终承载着历史责任，书写着一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忧思和憧憬，叙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宏大的现代性想象。